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33]
①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31页。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05页。在回忆1937年的这件事时，朱德似乎仍有深刻印象，他说，“在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①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247页。
① 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慎审的研究《瞿秋白传》，第232—248页。李博士确定了14名会议参加者，并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征和蔡和森；候补委员4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的回忆，提出了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46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3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3页，都肯定会议地点在汉口。
② 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年8月23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4—528页，和《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45—484页（两者都避讳而去掉了蒋介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在朴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有英文译文；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102—123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的摘要。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期和他领导的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5.1（1971年秋），第4—72页。
① 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4—7期和11期，8月30日，9月12、20和30日，10月30日（1927年11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文：第9号（第59—66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12—18号（第87—113页），关于湖南的文件；第30—32号（第201—215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23号（第133—145页），起义后的文件。计划决议案的摘要及其他内容戴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3—560页。这个决议和1927年11月14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462—467页有译文。广泛详尽的《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11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和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年。第二手整理的学术着作有小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年10—12月），第37—87页，附地图；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80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49—260页。
① 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51—57页；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62—67页。
① 关于毛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的讨论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55—66页，讨论根据当时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61—66页，和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46—53页也讨论了分歧。
② 这里的叙述根据前面所引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着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120—125页）对毛的作用的令人注意的推想。它们都根据《中央通讯》的文件，但细节颇不相同。
① 1936年，毛泽东生动地向斯诺谈了他逃脱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成了不朽之说。
①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239—248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2，《中国季刊》，9（1962年1—3月），第165—170页；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21、36和43页。
① 李云汉教授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在他的《从容共到清党》，第756—812页探讨了统一的复杂过程。关于南京和汉口从8月8日至9月20日交换的电报，见《革命文献》，17，第3104—3109页。
① 对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释。他的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5，第2567—2573页和《中华年鉴，1928年》，第1380—1385页。关于蒋介石代理人勒索性的筹款，见小帕克斯·M.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载《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又见科布尔博士同一论题的着作。
① 《北伐战史》，3，第851—916页；《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94—105页；乔丹：《北伐》，第138—141页。在采访中，李、白两位将军回忆龙潭之战，认为它对北伐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② 姓名和细节，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66—769页。又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8—269页。
① 汪的辞职电报载《革命文献》，17，第3105—3106页，以及《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1页。
② 关于名单，见《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0—1397页。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775—777页，以及《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1—32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3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80—782页，部分地根据《革命文献》，17，第2996—3064页陈训正关于反唐战役的报道和文件。乔丹：《北伐》，第14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6—37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9—27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77页说汪在10月28日抵达广州。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10月14日、11月1日和8日。又S.伯纳德·托马斯：《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页。
③ 董显光：《蒋介石》，第100—101页。结婚日期是在12月1日，采用民间和基督教的仪式。后来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57—158页，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4页。英国外交部405/255，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448号，1927年10—12月，第116号，附件，广州总领事璧约翰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1月22日，描述了前几周广州的政治，包括宋子文的来访。
① 李云汉提供了生动的报道，他引了黄绍竑和李济深对张发奎的尖锐指责：《从容共到清党》，第790—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5—36页。总领事璧约翰在前面所引的报道中推测，李济深并非受骗，而是知道自己在广州地位不稳才去上海，由黄绍竑来“背包袱”：根据掌握的证据，这似乎不可能。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92—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276页。关于有关的文件，见《革命文献》，17，第3113—3122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6—278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1400页；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第154号，附件。上海总领事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2月11日，这是一份关于准备会议的消息灵通的报告。巴尔敦爵士列举了35名参加会议的人，胡汉民因未参加而最惹人注目。巴尔敦举出以下数人为反对汪精卫一派的“南京死硬派”：谭延闿、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李济深、伍朝枢和吴铁城，一个很有趣的结合。关于蒋介石对会议参加者的呼吁，见《革命文献》，16，第2875—2879页。关于讨伐张、黄的命令，见《革命文献》，17，第3122—3124页。
① 汪精卫的自辩书和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7，第3134—3145页。
① 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都描述了广州起义，起义在全世界的报纸上都有详细报道。以下是观察者的报道：J.卡尔文·休斯顿：《1927年12月11—13日中国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马克谟第699号快信，1927年12月30日，藏于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加州，J.卡尔文·休斯顿藏件，第2袋第2部分第5夹第20件。（第12件是1927年12月11日的中文传单原件，它宣布成立苏维埃和一份官员名单。）总领事休斯顿电报报告的要点可见于《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9—40页；美国国立档案馆有它们的缩微胶卷。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第71号，附件1，1927年12月15日广州詹姆斯·布雷南致北京蓝普森，记事；附件3，12月11日广州散发的传单英文译文；同上，第80号，附件4，香港总督金文泰致伦敦殖民大臣，12月15日，记事；附件5，12月11日《红旗》的英文译文，宣布广州苏维埃成立和官员名单。英国外交部371/13199中有许多金文泰总督发出的快信，提供了12月至1928年2月广州和广东形势的情报。斯威舍伯爵在起义进行时至粉碎后在广州，他提供了目击者的生动报道，报道载肯尼思·W.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斯威舍伯爵文集，1925—1928年》，第89—125页收了文件的译文和景象可怕的照片。《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510—565页转载了12月13—15日中文报纸的报道，以及一份有价值的文件，1928年1月3日中共政治局决议《广州起义的意义和教训》。广泛使用回顾性文献的有学术性和详尽注释的着作有：S.伯纳德·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