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32]
到那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有相当多的资源。张发奎从武汉带来的军官教导团，其人员在武汉已受恽代英的影响，它有一些共产党军官，而叶剑英就是副团长。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赤卫队，它由约500名省港大罢工组织的前罢工纠察队队员和约1500名仍受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工人组成。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也有几名共产党员。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武器。在12月初期，广州的守军不多，因为张发奎已把他的大部分部队调出城外去阻击黄绍竑和李济深的部队，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守卫各指挥部和兵工厂。李福林仍控制河南岛，但只带一支小卫队，因为他的大部分部队都在江门。广州有一支有战斗力和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一个无形的因素是第4军军长黄琪翔将军的左倾情绪，他已经深受邓演达的影响。与共产党党员接近的廖尚果领导第4军的政治部，黄将军也知道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从香港溜进广州；他甚至把恽代英留在他东山的家中。
共产党在广州活动的消息以及第4军政治部刊物上出现的激进文章显然使上海的汪精卫大吃一惊，因为在12月9日和10日他致电陈公博和张发奎，指示他们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他们应派部队包围和搜查苏联领事馆，汪精卫指责那里是计划中的起义的总部；他们还应驱逐苏联的领事。黄琪翔应该暂时引退，同时应该清洗共产党员。①
12月9日，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的贮藏地。这件事，再加上张发奎计划解除教导团武装的消息，促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提前。他们匆忙地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至广州。不利的是，他只是在暴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才来到进行指挥。此外，提前两天的做法也许使几支已经征募的农民部队不可能到达广州城。据报道，只有500人从近郊前来参加起义。
起义者拥有突然性的有利条件。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公安局——警察总部——并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导团学生的增援，教导团已经叛变，并且抢杀了它的15名军官，这时它由叶剑英指挥。攻下了公安局后，攻打者释放了在前两天搜捕时被抓的约700名犯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这时也参加了战斗。到中午，广州城的大部分警察局已被拿下，几个（但不是全部）战地部队在广州的总部也已被攻占。造反者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接管了政府机关和国民党省党部。他们夺取了中央银行，但无法打开储藏银元和钞票的金库。他们还抢劫了其他银行和钱庄。公安局成了新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夜幕来临时，已经发生了许多单独的抢劫、放火和枪杀可疑敌人（其中包括约300名警察）的事件。但是河南岛幸免于难，因为它受到炮艇和李福林的卫队的保护，而且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和其他忠于国民党的人在星期日清晨就逃到了那里。沙面仍是一个外国的庇护地，英国的总领事为忠于
Chapter_19
国民党的人拍发调回西江地区部队的电报，以帮助他们。①
进攻的上午，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印了几千份传单，宣告广州苏维埃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并吁请群众支持。《红旗》也印发了列有新政权官员名单的相似的传单，新政权将以海员工会的受人欢迎的领导人苏兆征为首，他此时还在外国。他的职务暂由张太雷代理。其他9人在工农兵苏维埃中担任其他11个职务，他们大部分，也可能全部是共产党员。除苏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劳工领袖。②根据警察的估计，虽然约有3000名工人参加了战斗和掠夺，但他们只是广州参加工会的工人（估计有29万人）的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是被前八个月的镇压吓得不敢动弹，或是已经对共产党的工会领导十分敌视，以致他们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反对起义。几乎没有对苏维埃的民间支持。店主们采取了政变时的传统策略：关门以防抢劫。他们的学徒和店员仍持消极态度。很少武装的士兵参加叛乱，而民众对两次为显示民众支持而举行的集会敬而远之。③要是在起义前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不打算号召罢工，因为共产党在劳工中的地位太弱了；但后来政治局因为这一错误而加以指责。
第二天，张太雷在战斗中被杀，年29岁。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是这两个组织的一个主要人物，特别是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他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担任鲍罗廷的广州办事处的主要秘书，后来是鲍罗廷在武汉时的中文秘书。由于他的死亡，叶挺将军负起了指挥之职，但叶在此以前有18个月不在广州，对当地情况、党员和支持的来源都不熟悉。他的仓促集结起来的部队很快碰上了占压倒优势的敌人。
张发奎将军和李福林将军从西江地区召回他们的部队，他们在12月12/13日晚到达河南岛和广州郊外，薛岳师的一个团和莫雄率领的独立团也同时到达。13日清晨，炮舰以机枪扫射沿江的马路，为从河南岛渡江登陆的士兵扫清障碍。其他部队从西、北、东三面逼近。急于算老帐的机器工会工人的战斗队参加进攻。收复公安局（苏维埃所在地）的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到黄昏时，一切战斗都已停止。许多参加叛乱的工人和士兵阵亡，其他人躲藏了起来，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实际上所有叛乱的计划者和领导人都成功地从这条或那条路逃走了。共产国际驻穗的代理人及协助制订计划和提供经费的牛曼也溜走了。
两名俄国人在与薛岳部队战斗时被杀，参加防卫工农兵苏维埃总部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被俘。副领事M.哈西斯带着手榴弹乘领事馆车试图到苏维埃总部时被捕。搜捕者还俘获藏在领事馆附近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这五人游街后被枪决。在搜查俄国领事馆时，领事鲍里斯·波克瓦利斯基连同他的妻子以及几名俄国妇女和儿童一起被捕，但使馆团干预并说服愤怒的当局饶他们一死。广州的新政权在年底把他们驱逐出境。①据说在领事馆发现的文件说明领事馆与密谋有牵连。俄国外交部则否认领事馆与起义有任何关系。
三天的战斗、纵火和抢劫使广州受到很大的破坏。战斗结束时到处是尸体，根据警察后来的报告，46条街上将近900座建筑物被烧光。共产党广东省委在事后几个星期估计，200多名共产党同志和2000多名赤卫队和红军被杀，但是敌人一方死亡不超过100人。在起义中被杀的人，很可能少于平息起义后被屠杀的人。行刑队围捕了几千名嫌疑者，在肆意报复中把他们处死。美国领事馆当时估计，被处决的男女在3000至4000人之间，其中许多人是无辜的，与起义毫不相干，而当局则承认杀了2000人。后来，共产党史料报道的损失甚至更大。①
由于苏联领事馆对广州起义所负的责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闭国民党辖区内所有的俄国领事馆和其他机构，并将其人员驱逐出境。在汉口，驻军司令胡宗铎下令搜查苏联领事馆及其他一切被认为隐藏有共产党员的机构。12月16日，士兵、警察和便衣警察突袭和搜查领事馆及其他机构，在法租界和以前的三个租界围捕了200多名被怀疑的中外人士。士兵们包围了武昌的武汉大学及其他学校，抓走了数百名学生。随之而来的是处决劳工领袖和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妇女。12月17日，两个有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立即处死：一个是李汉俊，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但不再是党员；一个是詹大悲，他是着名的反清革命者、孙逸仙的同事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①
汪精卫成立的政府的大部分成员不体面地离开广州，有的人还在省的金库中取走了经费。张发奎和黄琪翔形式上对广州起义负责，交出了他们的指挥权。他们调自己的部队去东江地区，在那里被陈铭枢的部队打败。李济深的部队在12月29日收复广州，他也在1月初回城。
这样，到了年底，汪精卫一派已经丧失了他的权力基础。汪精卫正在前往法国的途中，他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都黯然失色。由于八个月的镇压和几次未遂的起义，中国共产党遭到很大的破坏。20多名最优秀的领导人和数千名党员及追随者被杀。将要花多年的殊死斗争，才能把残破的党重新建立起来。
① 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张国焘——在战败后不久的1927年10初到11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10月30日和11月30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3—54页。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4—552页的精采论述的依据，也是这些文件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战斗序列表。萧祚良的《从南昌到汕头》，载他的《1927年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录整理而成的有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72—677页和2，第3—55页，部分地根据他当时的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导。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0—123页；和雅克·吉勒马兹：《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50—156页。
②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1066页列出了40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人。朱德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200—209页。
③ 汪精卫在8月5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告给这次会议、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