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31]
妥协性和解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个阻碍。新的委员会因不合党章而容易遭到反对，几名原南京和上海的领导没有被安抚，蒋介石仍缺席，汪精卫公开反对它。10月初期，新的南京集团派代表团试图劝说汪精卫，到10日，新的妥协似乎已经达成。第二天，南京的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和程潜通电建议11月1日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汪精卫及其军事支柱唐生智来说，甚至这个让步显然也不够，唐生智要求担任总司令以取代蒋介石。21日，名存实亡的武汉政治会议发表了宣言，声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之前，它在它所辖的区域是党、军、政事务的唯一权威，唐生智则通电谴责南京，并宣布了推翻那里的篡权者的计划。汪精卫秘密取道上海前往广州，在10月29日到达这个老革命根据地。③
唐生智的挑战可能是对南京政府10月20日对他进行讨伐的命令的反应。他与孙传芳和张作霖的所谓的阴谋据说已在龙潭之战后被发现。对他的征讨将由他的湖南老对手程潜指挥，但程率领的军队还包括李宗仁和朱培德的部队、一支小舰队和几架飞机。看来唐生智有许多敌人，因为冯玉祥从北面，李济深从南面威胁他，而谭延闿的战地司令鲁涤平派他的部队沿江从西面而下。李宗仁的部队一步步地迫使长江北岸何键的部队向湖北后撤，同时南岸程潜的部队则把刘兴的士兵赶向江西，而在那里这些士兵将遇到朱培德的部队。到11月初，南京的海军已占领了通向武汉三镇的入口，而鲁涤平正向岳州逼近，危及唐生智往湖南的退路。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和李品仙决定退回他们在湖南的老根据地，以便自己照顾自己。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退隐，暗中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避难。①北伐的军事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汪精卫回广州成立一个党部，以与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抗衡。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数的几名左派中央委员参加他的阵营，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依然是张发奎。南昌起义后，张将军把他的残部——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教导团——调到韶关，该地靠近广东北部边境，在通向广州的铁路线的一端，而张本人应李济深的邀请，通过海路于9月27日回到广州。当他的部队到达韶关时，他下令要它们来广州；它们在广州可能比李济深所辖的部队更强大，因为李的部队分散在三角洲的市镇，而且他已派几个团到汕头地区去阻止贺龙、叶挺的侵犯。经过那次胜利的战役后，李将军开始调回他的部队，这样，汪精卫10月29日抵达广州时，两位将军的军事实力似乎大致相当。李济深对汪精卫的支持只是表面的，因为他和支持南京特别委员会及其政府的桂系的黄绍竑关系密切。但是，对唐生智的征讨已经削弱了桂系对南京的控制，而特别委员会本身也处于困境之中。①
汪精卫到达广州后，立刻发出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号召，邀请南京和上海的委员参加。李济深拒绝参加发出这一号召。随之而来的又是与南京领导人的几次电报谈判，因为他们以前同意在11月1日开始举行全会，但是在南京举行。全会没有召开，但那一天汪精卫在广州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已在李济深反共政权下受到严厉镇压的广州市左派劳工运动，在张发奎和汪精卫回来后显出了生机。几千名手执红旗的工人游行到汪家，要求他释放已被拘禁的劳工领袖，但是警察把他们驱散了。恢复反英抵制行动的努力，可能表示了共产党的主动精神，因为共产党员曾经控制过老的罢工委员会。汪精卫的政治分会和省政府作出了分发给每人现金以遣散留在广州的香港罢工者的安排。②汪精卫一派显然对劳工骚动并不热心。事实证明，汪精卫在广州的逗留只是短暂的，因为11月初期蒋介石带着蒋汪联合反对南京的建议重返政治舞台。
蒋将军在9月28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了进行其他活动，他赢得孙逸仙夫人宋庆龄的同意，让他同她的妹妹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逸仙的遗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亲关系。③他在11月5日还私下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男爵称赞蒋介石及时引退，但告诉他，只有他能够拯救中国革命。他建议蒋介石巩固长江以南国民党的地位，而不要卷入北方的军阀政治。首相说，只要国际条件容许和日本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将在蒋介石的反共努力中援助他。蒋介石的答复是，向北进军是绝对必要的，并要求日本援助，以便清除日本正在援助张作霖的印象。他说，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保证在华日本国民的安全。①每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和一个警告。
蒋介石安排宋子文前往广州，以实现与汪精卫的和解。宋子文在11月2日抵达广州，蒋介石在10日回到上海，同时他发电邀请汪同他一起讨论，并同意汪的基本论点，即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应该在上海进行初步的讨论。谭延闿也代表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致电汪精卫，建议上海作为为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准备的初步协商的地点。②
当汪精卫和李济深准备到上海参加会议时，李将军要求其同事黄绍竑来广州接管他的部队，汪精卫同意。如果李支持汪，张发奎同意出国；省库拨出5万港币作为旅费——也就是说此款是乐意让张发奎出走的李将军所赠。张将军把他的部队交给他信任的同事黄琪翔将军指挥，在14日前往香港，从那里再与汪精卫和李济深乘船前往上海。
这完全是一个诡计，一个传统的骗局。当汪、李二人在16日离开香港时，张发奎“错”过了船班。在17日破晓前的几个小时，黄琪翔得到薛岳将军和李福林将军的支持，在广州发动一次政变。他们的部队包围了广州李济深、黄绍竑各部队的队部和兵营，并解除了士兵的武装。他们打算抓黄绍竑，而黄预先得到警告，得以逃脱。当政变结束时，张发奎于17日回广州，与陈公博及汪精卫的其他支持者成立了一个新的省政府。这次军事政变是以“护党”的名义发动的。李济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船上无计可施，而汪精卫公开表示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①
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卫。他的政治地位被这次政变削弱了，虽然它已加强他的支持者对富饶的广东的控制。上海的几个老党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因他背信弃义对他嗤之以鼻，其中有几个拒绝见他。李石曾谴责这次政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列举政变前的一系列事件和政变后不久他收到的报告以支持他的指责，而汪精卫当然否认这种指责。根据汪的说法，政变完全针对不合法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可是，指控——未必是事实——在几个星期内对汪精卫非常有害。刚从唐生智手中赢得武汉的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大为恼火。他们甚至讨论进行一次军事讨伐，在广州再把李济深扶上台。这样，在上海进行的争取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初步协商，就在不协调的气氛中开始。在那些拥护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人和像汪精卫那样的反对它的人中间，这种不协调特别厉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的宿怨一如既往，毫无和解之势。蒋介石因在前三个月中没有与国民党政治发生关系，就处于进行调停的有利地位。初步的“闲谈”于11月24日在上海法租界他的公馆内开始。②
计划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较正式的“预备会议”于12月3日至10日在蒋公馆举行，中执委和中监委的8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约35名成员参加，但是各派别之间的争论与以往一样激烈。12月2日，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南京政府因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的政变而下令对他们进行军事讨伐，由于南京政府是有问题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物，斗争更被它的命令所激化。互相进行指责和施加弹劾的威胁，由于这个或那个集团拒不参加核心会议，只能举行四次会议。最后，在10月10日，在蒋介石发表了妥协和团结的呼吁以后，汪精卫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要求蒋介石恢复其总司令之职。为了党的团结，他还明确表示他有意退隐。汪精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的确出现了一个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及其他将领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的运动——这个运动多半是蒋介石自己策划的。虽然蒋将军没有立刻表示他的决定，预备会还是表决通过要求他负责召开应在1月1日至15日举行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应在全会上解决。总之，国民党领导集团被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以致准备会议只能解决一些例行的事务。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大为提高，现在，他可以施加强大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以决定哪些中执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以参加即将召开的、被认为能把党重新团结起来的全会。①
准备会议刚休会，上海就立刻得知广州一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的搞乱人心的消息，这次起义始于12月11日的黎明。在一开始，起义显然成功地控制了该城的一部分，其特点是掠夺、放火和处死了许多人。张发奎的大部分部队离城与黄绍竑交战，或者驻扎在东江区，但是他下令把他们调回。到第三天，回来的部队足以使张将军在李福林的帮助下把叛乱镇压——残酷地镇压——下去。广州的破坏是严重的。汪精卫的政治地位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为了安全，他先住进了医院，然后在12月17日乘船第二次流亡法国。在几年内，他一派的其他领导成员干脆受到排斥，不再参加高级的国民党工作。①
广州公社
灾难性的广州起义，是一小批大胆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执行上海新的临时政治局的总指示而策划的，它标志着共产党长期夺权斗争的低潮。在长达20年的时期中，这是最后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城市起义，也是1927年7月共产国际命令执行的起义政策的无容置疑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这次灾难说成英勇的行动，强调参加者的英雄主义，公开宣称起义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但是它本身仍是一个重大的失算，是共产国际力图指导另一国家的革命的又一次失败。失败和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给广州激进的劳工运动一个可怕的打击，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产生了有害影响。头两天关于广州杀人、放火和抢劫的报道，以及假定的俄国人的参与，使中国的舆论转而反对共产党和苏俄。国民党政府与俄国断绝关系，国民党停止了它与共产国际的支离破碎的“联合”。由于有许多报道性和分析性的记载，我们这里只对事实作一概述。①
共产党临时政治局于11月10日和11日在上海举行了扩大会议，以评估最近的失败和制订重建党的计划。为了“在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斗争道路上起步”，它为革命制订了总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