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30]
毛泽东承担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成功，但也以失败告终。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他意识到，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事部队，起义不可能继续，而不论军队是不是所谓的辅助部队。他还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而且他不顾中央的意见，把他的努力限制在长沙附近的湘江几县。他还希望在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同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和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央严厉地批评毛泽东，并派一名俄国顾问到长沙协助他指导工作；从这位马克夫同志的报告，我们才得到了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某些有用的情况。①
到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部队。第一支是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组成的未满员的团，它错过了南昌起义，因士兵开小差而减弱了力量。它的正副指挥官是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边境的修水。第二支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夏斗寅部队的逃兵组成。带兵的是一个土匪，曾与所谓的第1团发生冲突而被赶出修水。第三支部队称平江浏阳自卫队，它的一部分是5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的民团和土匪。一名国民党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指挥这支部队，它驻于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醴陵自卫军，由安源的失业矿工——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集体——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在15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两个互相敌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并授予它们党旗。②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前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城正东面的浏阳。9月11日或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的预备性骚乱是为了转移对这些有城墙的市镇的进攻的注意，而游击队应当袭扰出来镇压进攻者的部队。应当在北面和南面切断通向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有部队将在15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将在城内发动群众起义来响应进攻。但是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大为减少——全省从约20000人减少到5000人，在长沙只有约1000名共产党员。此外，进攻部队的武器比较少。
安源的第4团按时间表在9月10日开始进军。它不能攻占萍乡，就在12日转而攻下了位于通往长沙的铁路边的醴陵县县城。它在县城守了一天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了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60多条枪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13日竟能占领离长沙只有50公里的株州，使省城惊慌失措。根据马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名以刀枪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了冲突，夺得了许多枪支。但是在更远的北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火并起来，第1团的残部在15日退到了江西省的山区。面临这一灾难，湖南省委取消了预定在那一天举行的长沙起义。第3团由于其北面被出卖而丧失了右翼；就在第4团于16日晚设法夺取浏阳城之前，放弃了对它的进攻。第二天，共产党几个团中最精锐的团被包围，几乎全部被消灭，主要是农民部队的第3团也落了同样的下场。马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未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移动时差一点遭难。他被民团俘获，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脱和躲藏起来，多半会被枪毙。不清楚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日子和毛泽东当了多长时间的俘虏，但他逃脱后，徒步前往第3团残部集结的一个山区市镇，在那里命第1团的残部集结。克服了反对意见，毛泽东说服已被击溃的士兵、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偏僻山区，这就是着名的土匪筑垒地区井冈山。①他在那里开始了他通向取得权力的长征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他被清除出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因谴责湖南的失败而给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处分。
广东是命令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个地区，在彭湃一度能够掀起一个强大的运动的东南沿海的海丰和陆丰两个县，存在装备很差的农民部队，在对4月中李济深的反共打击的反应中，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马在5月1日已经成功地夺取了海丰，处死了没有逃走的官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支部队在10天后被赶走，但是起义部队在内地不时进行袭击，农民在可能的地方公然反抗地主。8月22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正在靠近这一消息的鼓舞下，计划在他们来到时举行一次起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能够在9月8日夺取陆丰城，在17日夺取海丰城。经过一段时期的掠夺和杀戮后，他们又撤出这两座城，在一个准备好的山区根据地重新集结，当叶、贺的军队接近汕头时，农民军短期地占领了其他两个县城潮阳和揭阳，但是地方部队和即将到来的部队之间很少配合。农民军得到叶挺一个营的援助，为夺取普宁而打了一仗，但营长，一名共产党员，不准农民部队进城，因为担心他们会大肆杀戮。随着9月底汕头的战败，共产党在广东东部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希望暂时破灭。①
统一国民党领导的企图
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武汉后，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派别立刻进行了和解谈判。上海一派由一批有威望的革命老党员组成，他们因反对孙逸仙倒向俄国和在国民党内容纳共产党人而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中的几个人（但不是全部）于1925年11月曾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强烈谴责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渗透，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指责汪精卫。这个持反对意见的集团坚持上海的老国民党执行部是党的真正中心，甚至在1926年3月独自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批上海领导人在1927年春季的反共行动中，与蒋介石及其南昌来的支持者合作，并于4月份协助组织南京政府，但是这个集团仍保留上海的中央党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被广州领导集团“开除”出国民党之事怀恨在心，而有的人此时正在领导南京的一派。到7月后期，武汉集团已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并且它的最直言不讳的激进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党员已经离去。不过和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武汉集团在1927年3月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试图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而在汪精卫回国后，武汉和南京两派已经无所顾忌地互相公开攻击。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党的权力中心。
到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受军事挫折，而武汉集团声称为它所有的领土中又有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这些情况推动了谈判。由于派部队对付武汉，南京已经削弱它的北线，从而导致北方军事联盟的恢复。张宗昌在7月25日夺回徐州，而孙传芳则向他在长江三角洲的老根据地挺进。在7月中下旬，冯玉祥打电报给南京和武汉，敦促和解，但双方都不信任他，它们自己在8月初互相发电和互派使者。①
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总司令由于专横跋扈，似乎有许多政敌，而且他似乎是和解的一个障碍。这时，蒋介石的后备军在北线，而且尽管在上海勒索性地筹款，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存在种种困难，这些情况降低了他的威信。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张静江、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随即赴沪，试图劝阻他。蒋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它强调了他为党服务的唯一愿望；如果他的引退会促进团结，他乐于这样做。他回顾了党的历史、孙逸仙联俄和容共的决定，并为他在共产党员因在国民党内部搞阴谋而被清除时所起的作用辩解。他敦促他的同志们同到南京，完成北伐。①
蒋介石离开后，双方使者在庐山讨论和解的条件，并决定9月15日应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解决分歧。但在召开会议前，南京本身有被重振旗鼓的孙传芳部队占领的危险，孙的部队已经在城东15英里处成功地渡过长江，并且已经切断了通向上海的铁路线。这发生在8月26日，这时李宗仁的原第7军和何应钦的原第1军的一些部队据守此城，虽然这两名指挥官不和。此外，唐生智已派两个军在何键和刘兴率领下向南京逼近，以配合孙传芳的挺进。在这个紧急关头，李、何两位将军捐弃前嫌，在白崇禧和其他部队的援助下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国民党人在到8月31日结束的六天的拉锯战中，最后打败了北方的来犯者。约30000名孙传芳部队的退路被国民党海军切断而成了俘虏，国民党军缴获了大批武器。龙潭之战是整个战役中几个关键硬仗之一。它拯救了南京和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使重组国民党政府成为可能。①第1军然后把孙传芳溃不成军的残部沿津浦线往北赶回徐州。
代表武汉集团的谭延闿和孙科，为了进行党的统一的初步讨论，已经前往南京；同时，在9月初期，随着南京得救，汪精卫和武汉的其他大部分领导人随之前往，与不久前的对手谈判。唐生智虽然已在安庆监督武汉的东征，却拒绝去南京。在9月5日至12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谈判中，三派制订了一个使各方都有“面子”的巧妙的妥协方案。它们将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党务，重新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准备在1928年1月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那时大会将使党采取新的路线。甚至对选举大会代表的方法也作了规定。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代替两个对立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成委员会时，各派提名6名代表和3名候补代表，然后这个集团选举14名最有威望的政军人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和白崇禧。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有32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包括了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共产党员当然没有列入，但是宋庆龄、陈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都被删去了。②
但是汪精卫在9月13日辞职，带了几名亲密的支持者离开南京前往九江。他对其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的建议被一些人所否决表示不满，这些人否认以前3月份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合法性。汪精卫公开认为特别委员会不合法。按照中国通常的做法，他发表了拘泥虚礼的辞职声明，表示对他过去错误的检讨。①其他领导人9月15日在南京顺利地按照商定的步骤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他们还发出电报，拒绝汪精卫辞职，要求胡汉民、吴稚晖和蒋介石重新履行他们的职责。中央特别委员会然后选出新的政府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