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29]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史，1925—1927年》。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月28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是它把通讯日期注为7月14日。
② 宣言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译文载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323—333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据俄国人的档案，提供了会议的谨慎的报道。《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31页。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21—222页。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朴孝范（音）：《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第21—29页。
① 上引《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页。邓演达声明的节录收于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月15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页提供了邓演达到7月18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第270—273页。根据国民党文献的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41—743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① 汪起草的日期为1927年7月25日的信的原件，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② 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根据1927年10月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年7月9日。他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工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的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采访过他10次，据他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第138页的材料。在《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第632—679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接地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拘禁营地，在1951年约67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到最近时期，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已有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学术着作。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和在布廖赫尔将军及其几个参谋人员的建议下，中共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的计划展开了争论。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取控制张发奎第2前线军团中的一些成员，这个军团已调到江西省北部，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工人员。反叛的细节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并于7月26日，经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罗明纳兹、布廖赫尔与其他几名俄国人一起参加。密谋者希望能够说服张发奎参加，并带领他的部队回广东；但如果不能说服，那么共产党党员将策划一场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去接管部队。莫斯科已得到通知，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报告了电报指示的内容，即俄国人不参加起义；他还说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将军在前一天进行讨论的布廖赫尔预言，如果张参加起义，将有3万士兵，这足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到那时共产党党员能够把张排挤掉；但如果共产党人在南昌分化他的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至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提出警告，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派张国焘当夜去南昌，把共产国际的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①
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师是谭平山、邓中夏、郓代英、李立三、彭湃、叶挺和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行动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8月1日定为红军的建军日，以示庆祝。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的戎马生涯。②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当张国焘前来，试图制止这个行动时，它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24师师长叶挺将军准备接管第11军，而第20军军长、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采取行动，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将领和权贵人物一起开会的张发奎。③
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地取得胜利。叶挺、贺龙两位将军的士兵于破晓前在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他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的师的骨干。密谋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的金库中得到巨额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周密地制订出来。领导集团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行动，他们宣布了一个31人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提名诸如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张发奎及其两名被取代的军长这些不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和17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出席的仅有的几名“主席团”成员是谭平山、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除外，据报道，两人在征途中入了党。①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称它有合法性，但是后来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态度和理财方法等问题上没有一贯的政策；他们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东省的东江区的问题，以及就进军的路线发生了争论。
军队在灼热的4日开始进军，沿途损失了很多装备。由于开小差、痢疾和战斗伤亡，部队的力量削弱了。蔡廷锴将军带了他的第10师逃到浙江，只留下第11军的第24和第25两个师。在瑞金和会昌附近的战斗中遭到严重的伤亡后，进军者把伤员留在福建西部汀州的一所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②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在多山的江西东部和福建几乎没有农民运动。经过一个多月行军到达福建-广东边境地带后，行进的部队短暂地控制了潮州和汕头（9月24—30日），但不能获得群众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香港的罢工和抵制运动在那里曾经非常活跃。到9月底，已被击溃的部队已完全失败。第24师和第20军的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在那里仍有力量；但在那里，贺龙的几个师的师长倒向敌人一边。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于是乘小船逃往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去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25师残部和朱德率领的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朱德率领他们的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600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1928年春季在湖南南部与毛泽东会师。①
南昌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南征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逃过了清洗。他们正在秘密地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义——一般地说，当必须交租时，农村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8月7日召集当时还在的党中央委员开会，以改组领导结构，同时批判了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的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策路线。约22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会；其中15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不足总数的一半。他们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前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秘密。①8月7日的会议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它指责过去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了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将设法推翻武汉和南京的两个政权，将在客观情况许可的省组织起义，期待在将来成立苏维埃。起义将在“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下进行。②
原来的计划号召秋收季节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进行农村起义，但大部分江西的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向南方进军而离开，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另一次起义。新的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党委的书记坐镇广东。他们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个省发动广泛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省地区。密谋者命毛泽东负责湖南的行动，与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与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爆发起义的日期为9月10日。①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作精心准备，一旦发动，决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虽然现存的部队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张而为革命事业服务，能够用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些应该是唤起农村群众的口号。杀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将促使农民投入广泛的农村起义和夺取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逃亡的政治局的理论。要加以贯彻就更困难了。
在湖北南部，起义在9月8日晚过早地开始，同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抢劫，特别委员会还夺取了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划最后攻打两座防守严密的有城墙的县城时，他们后退了，因为他们缺乏军事才能，不能以他们的武器很差和从未受过训练的农民军攻占这两座县城。中央已经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这是一场农民运动。因此，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革命政府。不久，他们开始转到一个市镇——新店——期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一支有38支枪的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个县城。如果证明不可能做到，他们就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湖南东部的起义连接起来。对委员会来说不幸的是，已经与他们在谈判并且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的首领背叛了他们。他解除了他们小部队的武装，虽然让委员会的委员逃走。这样，经过不到10天的分散的骚乱和杀戮，湖北南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