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马基雅维里 [1]
斯金纳在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中选取《君主论》、《李维十论》和《佛罗伦萨史》进行专门讨论，绝非无意之举。他自陈，选取这三本书讨论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因为三本书恰好呈现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考紧密关联的三个方面：“《君主论》是希望向君主进谏，如何通过建立‘伟业’赢取荣耀，《论罗马史》（即《李维十论》——序者注）是力图解释某些城邦为何‘能够崛起’，罗马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超级强权’，创立‘辉煌功业’。”而《佛罗伦萨史》在全力阐释一个城邦或国家如何可以避免朽败，走向衰亡。三本书的主题是内在呼应的：确立建国任务，刻画建国典范，避免建国误区。斯金纳以简明扼要之笔，描摹了完整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图像。
斯金纳这本书第三个方面的贡献是，在重塑马基雅维里形象的细节上进行的精到分析与准确刻画。如果说全书的宗旨是论述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旨在处理国家建构中的时运与德性关系的话，那么，斯金纳在一系列具体论述中，澄清了对马基雅维里的种种不当论断。他确信，政治思想史家是“记录的天使，而不是杀人的法官”。因此，还原马基雅维里之为马基雅维里的真实语境，就成为他不懈努力的目标。他坚决拒斥施特劳斯学派那种将马基雅维里视为邪恶导师的血口喷人，试图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马基雅维里推崇君主肮脏政治手段的主张，并且尝试理解马基雅维里这种主张的个人经历、时代处境、国家命运、国际政治诸方面的思想动力。基于此，他在全书的具体论述中，随时呈现出为马基雅维里清污的努力。
这样的清污，在书中处处可见。开篇，斯金纳就明白无误地指出，他写马基雅维里，就是要在古典哲学和文艺复兴哲学的思想语境、16世纪初意大利城邦生活的政治语境中，领悟他的所思所想。接下来，在全书的具体论述中，斯金纳先是将马基雅维里放到他生活的社会中，描述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政治状态。清理他心仪和讨厌的古今政治家，分析他打过交道的政治家及其得失，凸显了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切入政治思想世界的综观动力。在解析马基雅维里的两本重要著作的时候，斯金纳澄清了马基雅维里那个时代关于运气与德性的复杂含义，这就有助于人们准确理解马基雅维里讨论建立国家与继承国家的划分、区隔和贯通时运与德性的进路、追求物质与寻求荣耀的划分、重视美德与推崇权谋的不同立意。人们也许会理解，马基雅维里对根本美德与君主美德刻意严加区分的意图，绝不在浅层的权谋，而在深层的政治寓意。在马基雅维里一生中，他总是处在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氛围和共和主义推崇美德的政治取向牵引中，但他对权谋诡诈之术的倡导，旨在表明自己试图为真正“政治的思考”开辟一条通路。为此，他提倡君主不讲道德，主张国富民穷，力推贫富冲突，狂热要求建立公民军队，推崇对外扩张，因之掀动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马基雅维里革命”。
这场“马基雅维里革命”，其实是一场矫正当时人不做“实际上”要做的事情，非要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风的革命。这场革命，让人们意识到，人文主义所主张的那一套东西，是一种单纯幼稚的东西。对一个处在建国关键时刻的国度来讲，一味地对建国者即君主灌输美德，其实是相当不理性的、灾难性的做法。从美德的视角看，为善的优先性自不待言。从政治的角度讲，当时势不允许行善的时候，就该当机立断，下定为恶的决心。这是一个把握国运的君主必须具备的、审时度势的能力。否则，就会像马基雅维里家乡的政客们一样，在共和国面临危机的时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由此，他画出了自己与古典人文主义以及古典共和主义的重要界限：在适时的时候，放弃德性，坚持理性。这对主政者即君主来讲，以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双重手段，对付复杂的政治局面，把握建国与治国的要领，乃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正是基于这样的冷峻理性观念，君主才足以把握建国时运，也才能在治国之时，掌握臣民敬畏与仇视的两个端点，有效供给国家秩序。
“马基雅维里革命”，乃是一场政治理性对道义逻辑的革命。这对一切单纯崇尚美德传统的人来讲，确实是一场无法接受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站在现代建国的历史起点上，马基雅维里及时掀起了这场革命，而为现代国家打开了历史闸门。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不是不讲道德，而是不讲具有无条件优先性的道德；不是不重视美德的地位与作用，而是拒绝将道德置于一切事务的前置地位，将之视为一种后置的结果。这是斯金纳在书中没有直接得出的结论。但可以从他对“马基雅维里革命”的语境缕析中推导出来。
这就是斯金纳此书“重觅过去”的最大贡献：现代政治思想的生成，原来并不是马基雅维里个人的偏好，而是政治观察的深刻洞见。施特劳斯学派对马基雅维里的愤愤然，原来是因为也期待政治洞察力的他们，不太理解马基雅维里的苦心孤诣所指，有虑及此，似乎完全可以释然放下。
大师小书，值得精读。
前言
本书曾有一个较早的版本，于1981年出版，收入《历史上的大师》丛书。我要感谢凯斯·托马斯当初邀请我参与那套丛书的撰写，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特别是亨利·哈迪）在编校方面的帮助，感谢约翰·邓恩、苏珊·詹姆斯，J.G.A.波科克和基斯·托马斯细致审读我的原稿，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准备这个新版本的过程中，我又得到了出版社编辑们专业水准的帮助，我要再次感谢他们，谢利·考克斯的耐心和鼓励尤其让我感激。
这个新版本对原稿做了全面的修改，也更新了参考文献，但我的理路没有变。我仍然认为，就主要倾向而言，马基雅维里代表了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一种新古典形式。我还提出，在讨论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中最具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方面时，我们应当看到，他既沿用并大体认可人文主义的传统观念，又反复诘问和驳斥它们，甚至把它们作为讽刺的靶子。虽然此书的主要目的是通俗易懂地介绍马基雅维里关于治国术的见解，我仍希望上述解读也能激起本领域专家的兴趣。
引用波伊提乌、西塞罗、李维、萨卢斯特和塞涅卡时，我用的是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本。引用马基雅维里的《书信集》、《出使篇》和所谓的《怪论集》时，译文都是我自己的。引用《君主论》时，我用的是罗素·普赖斯的译文（收于昆廷·斯金纳和罗素·普赖斯编的《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剑桥1988年版）。引用马基雅维里的其他著作时，我用的是艾伦·吉尔伯特（感谢他的许可）在《马基雅维里：代表作及其他著作》（三卷本，杜克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中的精彩英译。在引用《书信集》和《出使篇》时，我分别在括号里用C和L做了标识[1]，并在引文后注明了页码。在引用马基雅维里的其他著作时，我的行文已表明出处，只在括号里另外加上了页码。引用文献的详细信息见书末101页的附录[2]。
关于译文我还有两点说明。我在个别地方对吉尔伯特的译法稍做了改动，以更贴近马基雅维里原文的措辞。另外，我始终坚信马基雅维里的核心术语virtú（拉丁语virtus）[3]在现代英语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或能曲折达意的短语。因此，我在整本书中都保留了这两个词的原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讨论它们的含义，恰恰相反，书的相当篇幅其实都在阐发我对马基雅维里笔下这些词的理解。
引言
马基雅维里辞世已近五百年，但他的名字仍是狡诈、阴险和政治事务中背信弃义的象征。莎士比亚所称的“心狠手辣的马基雅维里”从来都是道德论者仇视的对象，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阵营，保守还是革命。埃德蒙·柏克声称在法国大革命“民主暴政”的根基里看到了“马基雅维里式政策的可憎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原则时同样言辞激烈，只不过他们坚信真正奉行“马基雅维里式政策”的是在革命时期试图“扼制民主能量”的那些人。双方一致认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种种罪恶对政治生活的道德基础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马基雅维里俨然已经臭名昭著，给人贴上马基雅维里分子的标签仍是政治论争中攻击敌人的利器。例如，亨利·基辛格曾在一次著名的访谈（发表于1972年的《新共和》杂志）中阐述自己的政治哲学，特别讨论了担任总统顾问的经历。采访者评论说，“听你说话，我们时常关心的不是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总统，而是马基雅维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这层联系显然让基辛格避之不及。他是马基雅维里分子吗？“不，绝对不是。”他受到了马基雅维里的任何影响吗？“绝对没有。”
马基雅维里的恶名背后到底是怎样的图景？他活该被人诅咒吗？他在主要著作中对政治行为和政治道德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这些就是我希望在这本小书里回答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要读懂马基雅维里的理论，我们首先必须还原他在《君主论》、《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和其他政治著作中所关注的问题。而要获得这样的历史眼光，我们又必须重构他当初写这些书时的语境——既包括古典哲学和文艺复兴哲学的思想语境，也包括16世纪初意大利城邦生活的政治语境。一旦我们将马基雅维里放回他最初形成自己观点的那个世界，我们就能逐渐领悟到，他对同时代主流道德观念的批判是多么卓尔不群。而一旦把握了他本人道德观的种种内涵，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每当人们讨论政治权力和领导术时，仍会频繁提及他的名字。
第一章 外交使者
人文主义背景
1469年5月3日，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出生于佛罗伦萨。现存记录显示，1498年他开始在家乡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当时正值萨伏那洛拉控制的政府倒台。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是圣马可修道院院长、多明我会会士。此前四年里，依靠先知式的布道，他在佛罗伦萨政坛呼风唤雨。这年4月初，他却因为异端罪名被捕，此后执政团[4]迅速出手，将政府中其残留的支持者解职。亚历山德罗·布拉切西[5]也受牵连失掉了第二国务厅长官的职位。最初这个位置空缺了一阵，但几星期之后，默默无闻的马基雅维里却进入了备选名单。他刚满29岁，似乎也没有行政经验。但他的提名没遇到明显的阻碍，6月19日，大议事会正式批准他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长官。
图1 佛罗伦萨的韦奇奥宫，1498—1512年间马基雅维里任职第二国务厅时在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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