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设计，无处不在 [3]
图5 功能的简约：由克里斯托弗·德莱塞于1885年在设菲尔德设计的水壶。
如果说，欧洲孕育生成了一种强大的设计理论，强调工艺艺术的地位，那么，美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工业技术和组织机构的变革则深深地改变了设计实践。通过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大规模生产，大额交易引发了新一轮的产品革新。这些新产品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它们产生的影响力还辐射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为了刺激市场，产品必须时时更新，再加上大量广告战的刺激，导致了顾客无节制的购买。
比如，汽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欧洲，汽车首先是为有钱人量身定制的玩具。但是，随着1907年亨利·福特的T型车的投产，汽车的价格逐步调低，慢慢成了大众都能消费得起的产品。福特遵循大规模生产的逻辑，坚信这个单一款型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它唯一要做的就是降低成本，提高产量。与之相反，通用汽车公司总裁阿尔弗雷德·P.斯隆则认为新的生产方式必须与不同的市场消费水平相适应。斯隆于1924年制定了一个方针，用以解决大规模汽车生产和产品多样化之间的矛盾。利用在各条流水线上生产的汽车基本配件，就可以给产品设计不同的外形，以此来迎合不同的市场需求。专攻风格的设计师由此应运而生。这些设计师通过生成视觉形式，从视觉效果上与其竞争对手相区别。
不过，像亨利·德莱弗斯那样顶尖的设计师开始慢慢规划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能通过与工业合作实现对社会的改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设计师将其专长延伸到了形式设计之外，并开始着手解决客户在交易中遇到的那些更基本的问题。唐纳德·德斯基曾经是有名的家具设计师，后成为美国纽约大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专门提供商标和包装方面的咨询。就连首席设计师雷蒙德·洛伊也指出美国制造业品质在滑坡，购买者在被产品外在的式样吸引后发现产品在使用上不尽如人意，进而对整个制造业大失所望。他们为美国企业习惯模仿竞争对手的产品、设计意识日益淡薄而感到担忧。他们称，设计虽不是必选项，但作为一种高级的战略规划活动，它对企业的竞争远景至关重要。
图6 设计成为主流：1936年奥兹莫比尔的折篷车。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逐渐成为各国商品角逐的角斗场，美国的市场上开始逐步形成变革意识。在面对日本、德国等国的进口商品时，美国一些大型的工业部门在与它们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些国家不仅注重产品的质量，而且非常注重设计的整体性。
然而，这些盛极一时的设计方法也被逐步取代了。我们能感受到各个方面发生的变革。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设计上发生了急剧的转型，人们淘汰了现代主义朴素的几何风格，纷纷投入到后现代主义的名下。这一转型的主要特点是形式上的选择性过剩。这些形式与实用性毫无关系，它们任意地、频繁地出现，导致了选择性过剩。这一转型并不反映事实的本质，相反，它从根本上准确地描述了与事实无关的那部分内容。不仅如此，产品语义学概念在大量吸收了语言学上关于符号和意义的理论后，又为它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换言之，抛开设计师的个人偏好不论，即便意义几乎无法反映任何价值，即便这样会导致混乱，人们仍认为设计中所包含的意义比任何实用目的更重要。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由新兴技术带来的，如信息技术和弹性制造。它们专门定位在小规模的利基市场[1]，为满足具体需要，提供产品定制服务。一些设计师为了响应这一趋势，着手倡导新的方式。他们专门针对用户的使用习惯开发出整套的方法，建立硬件和软件之间的联系，在复杂系统的设计上充当战略规划师的角色。电子媒体采用的交互设计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即如何帮助用户驾驭庞杂的信息。对有购买能力的用户解释新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变革不过是一个重复出现的历史模式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设计史上每一个新阶段的出现都不会将之前的种种整个推翻，而是叠加在已有的成果之上，这就是贯穿设计史的轮回模式。它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何当下社会设计模式的构成中会存在如此多样的观念和实践方式，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未来我们会在何种程度上面临类似的变革。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尚未可知，但是其征兆却确凿无误，比如新技术、新市场、新的商业组织形式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的世界。毫无疑问，新的环境下需要新的设计观念和实践。然而，围绕这个问题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它们将为谁的利益服务？
第三章 实用性和重要性
尽管设计的各种表现形式在很多层面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其实现方式各不相同。此外，为了使看似混乱的状况显得有条理，有必要制定一些基本原则以供解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中一个有效的手段是区分设计的实用性和重要性。通过区分实用性和重要性，我们将努力阐明设计讨论中围绕“功能”问题所产生的大量混乱。
1896年，美国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在《高层办公大楼的艺术考量》一文中写道：“所有有机的和无机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人类的和超人类的事物，所有头脑、心灵以及灵魂的真实表达中都渗透了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生命通过表达可被认知，而形式永远追随功能。这就是规律。”
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前提，特别强调了达尔文关于适者生存的观点。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鱼类或鸟类形态的演变是对自然环境的回应的观点，至于动物和植物与周遭环境紧密相连的说法也成了老生常谈。在那样的背景下，功能优于形式的说法确实是很有说服力的。斑马身上的条纹，或者鹦鹉身上绚丽的羽毛，在不变的生存法则中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沙利文还认为功能中包含的装饰用途同样是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沙利文的观点被浓缩成一句格言，即“形式追随功能”。这句格言后来成了设计中的一个时尚说法，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设计的功能性被广泛地解释为它的实际效用，人们在此基础上推断出事物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以及事物的预期用途应该如何通过形式得到合理地反映。这种推断忽略了装饰的作用，也忽略了意义类型如何通过形式来表达，或者如何附着在形式之上。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还可以鼓吹另一句格言，即“形式追随想象”。换言之，与自然世界相对的人类生活常常从梦想和愿望中而非仅仅从实践中获得灵感和动力。
因此，功能成了设计中最受争议的一个名词。二十世纪早期，在“功能主义”的庇护伞下集结的一些主要思想清楚地表达了一种设计理念，这种理念反对十九世纪时期流行的华丽装饰。这种反对可能意味着许多事情。对一些设计师，比如曾活跃于二十世纪早期德国的彼得·贝伦斯而言，古典建筑和设计是灵感的来源之一。十九世纪的风格是不加选择地吸纳历史中所有的标准和文化，让人目不暇接。剥去装饰后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规则的几何形式和令人满意的品质，这些品质与十九世纪典型的风格相反。传统的形式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简化和提炼，就像W.R.莱瑟比和戈登·罗素在作品中所呈现的那样。W.R.莱瑟比和戈登·罗素是和贝伦斯同时代的人，也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继承者。虽然这两种趋势都与过去保持着关联，但它们都可以同时声称自己代表着当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兴起了另外一种完全否定过去的更为激进的趋势。与这一趋势相关的人物主要有荷兰理论家及风格派的领导人物特奥·范·杜斯堡、德国包豪斯建筑学派的领袖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以及法国的勒·科尔比西耶。他们发展了一整套关于抽象几何形式的理论，据称该理论最适合标准化的工业生产。然而，大规模制造技术也能生产复杂的装饰形式，而且就生产过程而言，装饰确实能提供优势。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录音机塑料包装盒的生产中使用了重压技术，但这种技术很难生产出一个简单的盒状的东西，因为压制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压力会在宽大、平整的表面上留下“流水线”似的痕迹。因此，最好是通过一些办法将大块的表面进行分割，比如把表面分层，或者在上面加点、刻影线等等。人们对规则的几何形式的追求并非仅仅在于它反映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特点，实际上，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设计在工业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几何形式并不是最适合实践操作的，但它却成了一个最有力的隐喻，表现了机械化时代理想的形式应该怎样。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数个概念，这只是其中之一。从流线型作业的水滴弧形和速度线中，我们可以得出类似的具有同样效力的概念。
过去，教条式的专断限制了形式研究的范围。我们需要一种综合性更强的定义来界定功能，并以此来取代教条主义的种种主张。该定义首先要能将功能的概念一分为二，即分为实用性和重要性这两个主要概念。
实用性可被定义为使用过程中的适合性。这就表示它所关注的是事物运作的方式、设计的实用效果范围，以及设计的示能性[2]或可能性的范围（反之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让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专门用来准备食物的菜刀，它的首要实用价值是作为一把切削工具。为了能够有效地工作，原材料必须使刀刃保持锋利，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不易变形（施压的时候，太薄的刀刃会晃动，使用起来不仅效率低而且十分危险）。使用时也要求刀把的手感好，能够被充分地、紧紧地握住。由于受制于技术和材料因素，实用性在此主要考虑的是效率问题。然而，高效在使用过程中也可带来相当的快感。当所有细节方面都被整合在一起，最好的菜刀便成了感官的延伸，它必然适合手的操作，令人产生一种微妙的均衡感和控制感，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满足感。从这一点来看，效率代表着不同程度的回应和意义。在实践过程中，实用性和重要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要将两者准确地区分开来有时确实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