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记忆 [2]
● 人们回忆出的故事往往比实际的故事要短；
● 故事变得更为连贯了，换句话说，人们在试图理解不熟悉的材料时，会将这些材料与脑海里业已存在的想法、知识和文化上的预设联系起来；
● 人们在追忆时对故事所做出的修改，往往跟他们第一次听到该故事时的反应和感受有关。
巴特利特认为，对于要记住的事件，人们的情感色彩和关注程度存在不同，这多少会影响实际被记住的内容。用巴特利特的话说，记忆会保留“一些鲜明的细节”，而我们记住的其他内容只不过是在原有事件的影响下，我们自己精心加工后的产物。巴特利特将记忆的这一关键特征称为“重建”，而非“再现”。换言之，我们对过往事件和故事的记忆不是一种复制，而是基于既有的预设、期望以及我们的“心理定势”而进行的重建。
举例而言，想象一下，分别支持不同国家（英国和德国）的两个人在各自报道刚看过的同一场足球赛（英国队对德国队）。球场上进行的是同样一场客观发生的赛事，但是与德国队的支持者相比，英国队的支持者极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报道这一赛事。同样地，当两个人看同一部电影，他们对于电影内容的描述会较为相似，但同时也会存在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描述为什么会有差别呢？这取决于他们的兴趣点、动机以及情绪反应，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眼前的故事。同样，在上届大选中为现任政府投票的选民和为反对党投票的选民，对同一件国家大事——比如一场战争——的记忆也会非常不同。这些例子也暗示出，社会因素（比如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记忆。
因此，巴特利特和艾宾浩斯在记忆研究中采取的方法存在重要的区别。巴特利特观点的核心在于，人们会为自己观察到的事件赋予意义，而这会影响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对于采用相对抽象、无意义的记忆材料来进行的实验室研究而言，这一点或许并不重要，艾宾浩斯所做的无意义音节实验便是如此。但是巴特利特认为，在现实世界更自然的场景中，这种对于意义的追求是记忆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
构建记忆
从巴特利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记忆与DVD（数字多功能光盘）或录像带不同，并非对世界的客观真实的复制。将记忆视为世界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更有助于理解。事实上，“记忆构建”这一思路将记忆描述为客观事实与个人想法、期望共同作用后得到的产物。例如，每个人观看同一部电影，体验总会存在一定差异，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个体，拥有各自不同的过去，持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观念、目的、情感、期望、心境以及过往的经历。在电影院内，他们可能就坐在彼此身旁，但重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其实在体验着不同的两部影片。因此，已发生的一个事件，实际上是由经历这个事件的个人所构建的。这种构建会受到“事件”本身（在这个例子中，即影片的播放）的影响，但它同时也是每个人各自的特点和性情的产物。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个人对事件的体验、编码和存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接着，当我们回忆时，电影中的某些部分会立即浮现在脑海里，而其他部分则可能会被我们重新构建出来。这种构建是基于我们记住的那部分，以及我们认为或相信一定发生了的其他部分——后者很有可能是通过我们对世界的推理和想象，结合我们所能记住的影片中的元素，进而推断出来的。事实上，我们极其善于进行这种重新构建，或者说是“填空”，以至于我们常常无法意识到这个过程的发生。当某段记忆被反复讲述出来，而每次讲述都伴随着不同的影响因素时，这种重新构建尤其可能发生（参见14页文框中引用的巴特利特所采取的“系列再现”和“重复再现”技巧）。在这类情况下，“重新构建”的记忆往往和“真正回想起”的事件显得同样真实。这一点是颇令人担忧的，因为当人们在追忆自己目击的凶杀事件或者自己童年时遭受的侵犯时，实际上无法确定这些信息是自己真正“记住”的，还是自己基于对世界的理解，在填补了缺失的信息之后“重新构建”的（参见第四章）。
有鉴于此，“追忆”这一行为曾被比作：一个知识丰富的古生物学家，试图将一组不完整的残骸拼凑成一只完整的恐龙。这个类比告诉我们，过去的事件令我们拥有了一组不完整的“残骸”（其中还偶尔夹杂着一些与过去事件完全不相关的“骨头”）。当我们尝试将这些残骸拼凑成原本的样子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后我们组建出来的记忆，可能包含一些来自过去的真实部分（即“真正的恐龙骨头”），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仍然是当下对过去的一次不完美的重建。
鬼的战争
巴特利特曾经仿效艾宾浩斯，尝试使用无意义音节进行更深入的实验，但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让人失望的，而且越来越令人不满意”。于是，他将材料换成了“本身具有一定趣味性”的普通散文，而这种材料正是艾宾浩斯舍弃不用的。
巴特利特在实验中使用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系列再现”，类似于耳语传话的游戏：第一个人将一些内容传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将同样的内容传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最终，研究者将小组里最后一个人听到的内容与原始信息进行比较。
第二种方法是“重复再现”，指的是同一个人在学习某内容之后的一定时间内（从15分钟到几年不等），反复地复述该信息。
巴特利特在记忆研究中采用的最著名的散文材料是一则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叫作“鬼的战争”：
一天晚上，两个来自艾古拉克的年轻人去河边捕海豹。当他们在河边的时候，起雾了，但风平浪静。顷刻，他们听见了厮杀的呐喊声，心想那可能是勇士们，于是两人赶紧跑上岸，隐藏在一根大木头后面。这时，几只独木舟驶来，他们听见了划桨的声音，还看到一只独木舟向他们靠近，上面有五个人。这些人向他们喊道：“我们想带上你们，怎么样？我们要去上游，和人开战。”
其中一个年轻人回答：“我没有箭。”“船上有箭！”那些人喊道。“我不想跟你们去，我会被杀死的，家里人还不知道我跑到哪里去了。”这个年轻人说完之后，转向他的同伴说：“不过你可以跟他们去。”于是，那个年轻人跟着去了，另一个则返回家中。
勇士们继续沿河而上，抵达了卡拉玛河对岸的一个小镇。这些人跳入水中开始战斗，许多人被杀死了。这时，同来的年轻人听见一位勇士叫道：“快，我们快回去，这个人被打中了。”这时他才想到：“哎哟，这些人是鬼。”他并没有感到痛，但这些人却说他已被打伤了。
独木舟返回了艾古拉克，年轻人上岸回到家里，生起了火。他逢人便说：“瞧，我遇见鬼了，我还去打仗了。我们这一拨有好多都被杀死了，但攻击我们的人也被杀了不少。他们说我被射伤了，但我根本不觉得疼。”
年轻人说完就不作声了。当太阳升起时，他倒下了。一些黑色的东西从他嘴里流出来，他的脸也变了样。人们吃惊地跳起来，大叫着。这个年轻人死了。
巴特利特选择这则故事，是因为它不符合实验参与者们所熟悉的英语叙事传统。在英美人听来，这故事很不连贯，甚至有些支离破碎。巴特利特预感到，这会让他的受试者们在复述过程中加进更多的修改。
例如，以下是某个受试者第四次复述时所说的，他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几个月之前了：
两个年轻人去河里捕海豹。他们正躲在一块岩石后面，这时一艘船向他们驶来，上面有一些勇士。但这些勇士说他们是朋友，并邀请这两个年轻人去河对岸帮他们攻打敌人。年纪大些的那个年轻人说他不能去，因为他不回家的话，家里人会担心。因此年纪更小的那个年轻人上了船跟他们去了。
晚上他回到家，告诉朋友们他参加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死伤惨重。他生了火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升起时，他病倒了。邻居们来探望他，他告诉他们，他在战斗中受了伤，但根本没觉得疼。但很快他的情况就恶化了。他扭动着，尖叫着，倒在地上死了。一些黑色的东西从他嘴里流出来。邻居们说，和他对战的肯定是鬼。
从实验中，巴特利特得出了结论：人们倾向于把他们正在记忆的材料合理化。换言之，他们试图让材料更好理解，并将其修改成让他们感觉更舒服的内容。巴特利特对这一现象的总结如下：
回忆，并不是去重新激活那无数固定不变、死气沉沉、支离破碎的旧日痕迹。回忆是运用想象力去重建或构建。这种重建或构建是基于我们自身的态度和看法：我们对于过往经历（这些经历活跃且经过整理）的态度，以及我们对于一小部分鲜明细节（这些细节往往以图像或语言的形式体现）的态度。因此，回忆几乎总是不准确的，即便是最基本的机械复述，也不会真正精确……
人们的确经常发现自己的记忆有些不可靠；目睹同一事件的两个人，复述出来的内容也往往不甚相同。从巴特利特的研究结论来说，这一切恐怕都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
在介绍过记忆研究的实验领域内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之后，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一些更为现代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记忆研究的新方法
对记忆的研究，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在很多情况下进行。凭借操控技术，人们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研究记忆。不过，迄今为止，关于记忆的大多数客观研究是由实验构成的：在经过控制的条件下（通常是在实验室环境里），采用一组需要记住的词语或其他类似的材料，将不同操作带来的结果进行对比。这些操作可能涉及对记忆有影响的任何变量，包括材料的性质（比如，是视觉刺激还是语言刺激）、受试者对材料的熟悉程度、记忆环境和测试环境之间的相似度，以及学习的积极性等等。在过去的实验中，研究者们已经使用过以下刺激物作为记忆材料：单词组，类似艾宾浩斯所使用的无意义音节，数字或图片；其他类型的材料还包括文本、故事、诗歌、预约的时间地点，以及生活事件。
近几十年内对记忆进行的实证研究，通常是在信息处理的语境下，用“二战”后多数研究者所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