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 [9]
在很少见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区分出某一遗址反映的是单独的、短暂的居住时期，甚至有可能知道人们在哪里做了什么，这是由于对器物、工具制造的废料、动物骨骼等等的定位。然而，在大多数遗址中，人们无法区分出单独的、短暂的居住，相反，发掘者发现，在一个遗址上有着因重复活动而累积起来的遗迹，其延续时间或长或短，有些遗迹可能还是肉食性动物留下的。然而，这从来也不能阻止考古学家们运用他们那知名的、满怀希望的头脑，去将这些材料理解成好像它们全都来自一个瞬间，就仿佛时间被凝固了一样，就像庞贝毁灭或是航船遇难时的情景。实际上，对于距离我们较近时期的遗址，考古学家们也同样发挥其过度的想象力。他们喜欢构思出故事来解释他们所发现的东西为何如此呈现与排列，即使他们明知产生这一（不规整的、不完全的）遗迹的过程非常复杂并且通常非常缓慢，他们也要用非常简单的术语来讲述这些故事。
在分支型社会，勘测和发掘是给遗址定位与确定它们的布局和范围的基本方法。通常，在一个村庄中，有一些结构被完全发掘出来，而另一些则被抽作样本以便了解变化幅度。它们全都是相似的居所，还是有更为专门化的建筑？在房屋内，有可能辨认出做饭、睡觉、吃饭等等的区域，也许还能辨认出男人和女人专用的区域。
对墓葬品或陵墓中详尽细节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分支型社会在社会地位方面刚刚出现的分化，虽然要区分成就性地位与继承性地位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然而，如果儿童被伴以大量财富陪葬，那就有理由假设这些是儿童继承得来的财富，而不是自己挣来的财富。
有关这些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它们的公共纪念性建筑——比如新石器时代的不列颠既有高出地面的围墙围成的围场，又有地下有墓葬的山丘。就这一早期的农耕时代而言，因为后来的耕作与侵蚀，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多数的居所遗址——总体来说，只找到了少量的垃圾坑与树上的洞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纪念性建筑的规模与分布进行分析而获得对该社会的特定方面的某种了解。例如，在公共墓地山丘（长冢）之间的中点画线，可以将一个地区划分成大致相等的区域，这意味着每个纪念性建筑都是定居在它周围的农耕公社的社会活动中心与主要的墓地。人们曾经做过计算，要建造一个这样的长形土丘，二十个人需要劳动大约五十天，这样的墓地似乎属于平等的社会。另一方面，围场（有着同心沟渠的巨大的环形纪念性建筑）似乎是供许多人举行集中定期会议的场所，假设人们来自几个这类的小区域——在有些围场发现了来自很远地方的石斧。每个围场需要大约十万个小时的劳动，或者说二百五十人劳动四十天。在这些日子里，他们自得其乐。漫长的冬日傍晚一定稍纵即逝……
后来，这些围场营地为“石圈”所取代，石圈是一种新型的仪式围场（有外堤的沟渠围绕着的环形纪念性建筑），建造每一个这类纪念性建筑大约需要一百万小时的劳动。这意味着，动员大量的人力，也许有三百人，全天工作一年或更长时间，这些人将来自更大的区域。这种规模的劳动以及这类主要仪式中心的存在本身似乎标志着从简单的、平等的、由早期农夫所组成的社会向随后的、更为等级森严的酋长领地的转变。
更为清楚的酋长领地崛起的标志之一是石圈（包括石头圈，这是所有石圈纪念性建筑之母，它需要三千万个工时来建造），石圈周围的区域最终都被环形墓葬土丘（圆冢）填满，其中丰富的墓葬品反映着墓中主人的显赫与财富。
研究从分支型社会向更复杂的体系转变的另一条途径是研究手工艺的专门化——当然，这也存在于群落社会之中，可以在冰河时代的文化中看到，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创造出精美的石头或骨头工具，或是精致的雕刻与岩石艺术。在分支型社会中，工艺品的生产基本上在家庭范围之内，人们可以在村庄遗址中发现陶窑，或是金属制造产生的矿渣。然而，只有在酋长领地和国家这样更为集权的社会中，你才能看到城镇和城市的整个局部区域几乎完全用于专业化的手工业——石器制造、制陶、皮革加工、编织、酿酒、金属制造和玻璃制造等等。
巨石阵，威尔特郡。
在那些文字记载已经遗失（像大多数酋长领地的情况那样）或是不充分（像大多数国家的情况那样）的情况下，遗址的等级只能通过考古学手段推导出来。例如，可以从城市的规模，从中央组织的表征（诸如档案馆、造币厂、宫殿和主要宗教建筑或者城防建筑）来推断这是一个都市还是一个主要的中心。当然，有可能难以明确大型建筑和（假定的）公共建筑的确切功能，而且这些建筑确实可能用于多重目的，例如，庙宇可以既有宗教功能，又有社会功能，但是城市的其他方面则较为容易判断——诸如专业工匠的区域，或是豪华住宅与贫民窟之间的差别。想象你今天所居住的城市成为被遗弃的废墟，地球外的考古学家在它周围进行着勘查，试图猜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他们也将能够相当准确地做出某些基本推论，虽然他们在看到诸如照快相的隔间、环幕电影院和自动洗衣店之类稀奇古怪的地方时也会如坠五里雾中，这些地方可能看起来都像是仪式中心。这种想象是很有趣的。
图中文字意为：“拉丁区？你已经到地方了，哥们儿！”
中央集权社会的明显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这不仅是简单的基本财富之间的差别，而且包括在通向资源、便利和地位的渠道方面的差别，换言之，是在社会品级上的差别。如上所述，你能够很容易觉察到居室与物质财富的差别。此外，具有较高地位的人通常被雕刻在浮雕上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雕塑中，当然，正如前面所述，浮华的墓葬是“最终的”地位象征——总体来说，富人不会被穷人的坟墓所吞没。豪富最引人注目的展示不是《福布斯》杂志的创举或是《塔特勒》杂志的发明，而是要追溯到金字塔和金字塔之前。记住，图坦卡蒙不过是一个年轻而势力弱小的法老，那么在那些伟大的法老的墓中会埋下多少珍宝？真是令人震惊……
第七章 事物如何与为何改变？
考古学家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也许是那些“为什么”。是什么带来了那些在古代社会中，在考古发现中清晰可见的变化？多重性、今日考古学的广阔研究范围、研究人类过去的不同方法，全都反映在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多样性之中，这是只能被视为一种优势的多样性，是会激发新的洞见的多样性。所有的道路都需要去探索，即使其中的许多道路最后被证明是死路。这些不同理论部分地与实际工作者的不同感受与先入之见相关。确实，考古学试图解释过去，特别是解释在过去所发生的变化，考古学总是随着考古学家的偏好、政治倾向和社会背景，随着强调重点的不同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重点包括环境、气候变化，或者技术、人口压力、侵略、灾祸等等。
这些“单一原因的”解释中没有一个是适当的，但其中每一个可能都包含某些道理。无论如何，研究领域不同的考古学家试图解释不同的事物，这取决于时代、时间尺度、遗址类型或他们感兴趣的问题。那些研究冰河时代遗址分布变化的学者与那些研究几世纪之前泥制烟斗的学者相比，两者使用的方法不同。所以，很显然，有一个包括各种解释的宝库供人们选择使用。比如，你研究的是过去的单个事件，是短期插曲，是长期图景，还是考古学的独有特性？这类问题可能包括以下这些论题：“是什么摧毁了这座城镇”，“是什么导致了考古资料中的这种纹样”，“食物生产在世界上是如何开始的”等等。你需要仔细地选择自己的解释，确信它将有助于理解所考查的问题类型。幸运的是，有充足的解释供你选择。
在许多年里，大多数考古学家满足于回答简单的有关“何物”、“何时”、“何处”与“如何”的问题，他们要么毫不理睬更艰深的问题，要么用简单化的解释将这些问题打发了事，而将注意力只集中在他们认为是“干考古”的事情上。正如费里尼[1]曾经说过的：“我不知道如何提问，即使当我提出一个明智的问题时，我却发现我并不真的对答案感兴趣。”尽管如此，他仍然拍出了一些相当好的影片（当然，也拍了一些相当差的影片）。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理论考古学”已经开始流行起来，特别是在北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它用非常抽象的术语讨论考古学的所有主题。每一主题都必须变得更为明确：所有隐含的假设，还有那些在诠释过程的每一阶段背后隐藏的推理程序，都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
其他的领域，诸如古典考古学或历史考古学，仍然面向对现场的调查、对文本的分析和对真正证物的处理。例如，德国的某些考古学家就很少关注理论，他们把理论家视为纵欲狂欢中的阉人（特别是因为理论家往往有后继乏人的忧虑）。
然而，考古学一直受到理论的重大影响，不论是隐性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还是显性的。例如，进化的思想——由查尔斯·达尔文在他1859年的《物种起源》中最清楚地提出——就对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信的解释，这对于当时的考古学家有着直接的影响，并帮助奠定了文物类型学研究的基础。在社会领域也是如此，人类进步的图式在19世纪70年代由爱德华·泰勒（在英国）和路易斯·摩尔根（在美国）建立起来，他们提出，人类社会从蒙昧状态（原始狩猎）经过野蛮时代（简单农耕）进化到文明时代（被视为社会的最高级形式）。有时还有第四个阶段，即衰落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摩尔根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当时美国印第安人的了解，他有关人类曾经生活在原始公社状态的论断也同样来自这种了解，这一论断后来又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产生了强烈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他们有关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的著述中，这些著述后来又启发了20世纪伟大的史前历史学家，生于澳大利亚的戈登·柴尔德。柴尔德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相对新近的）在俄国发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在史前时期曾经有过一场“新石器革命”，这导致了农耕的发展，后来又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这导致了早期城镇与城市的诞生。柴尔德是最早真正关注某些棘手论题的考古学家之一，这些棘手论题包括：在过去，事物为何与如何发生，又为何与如何改变。尽管柴尔德也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资料综合者，从事更为传统的建立年表与类型表的工作游刃有余，但他仍然关注这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