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 [4]
“旧石器时代”包括了几乎所有的考古学记录，从大约二百五十万年前的第一件可以识别的工具开始到距今大约一万年之前；石器工具在这一时代的废料中占多数。不幸的是，虽然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毕生都在对这些石头进行详细分析与归类，但它们对于其制造者来说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我们仍然一无所知。石器工具实际上是不会毁坏的，而有机体材料——骨头、鹿角、木头、皮革、肌肉、绳索、筐篮、羽毛制品等等——在最普通的环境下都会腐烂。所以我们已经永远地丧失了旧石器时代的大多数成套工具。就连我们赋予这一时期的这个名字——“石器时代”——也可能会让人误解，也许称这一时期为“旧木器时代”要恰如其分得多。确实，对许多石器工具上的磨损进行的分析（见下文）表明，这些工具只被用于获取或加工有机体材料。这就是早期技术真正的基础。
当然，正像在考古学中经常碰到的那样，我们不得不尽力把一件糟糕的活儿做好，并且，我们不应当去抱怨已经传到我们手上的东西残缺不全（“糟糕的工匠埋怨他的工具”）。我们要就我们已有的东西开始工作。实际上，残余的痕迹确实偶然地从旧石器时代幸存到了现在：少量的木板与木矛，法国拉斯科岩洞中的一段绳索，火烧过的泥土上留下的一个篮子或编织物的印迹（这个遗址在捷克的巴甫洛夫，是大约二万六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大约四万年至一万年前）的骨制与角制工具也有相当数量留存了下来。
过去，依据形状、制造技术或者假定的功能来对石器工具进行描述与分类。现在，我们就其中某些方面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对“微观磨损”（即由于工具的使用而留在工具上的微小痕迹）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的谢尔盖·塞米诺夫在20世纪50年代的开拓性工作，他不得不依靠一台普通的显微镜来观察石器工具上的各种磨损与擦痕。但是这些研究伴随着扫描电子显微镜的诞生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显微镜使我们能够更近、更详细地观察微观磨损。
图中文字意为：黑人装饰家，旧石器时代的投石，二百二十伏
然而，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活动产生了这些痕迹，那么这些研究就都没有什么大用处。这就是实验大显身手的地方了。不同种类的石器工具已经被复制，并被用于完成特定的任务，由此产生的痕迹与磨损的样式可以予以评估并与考古样本上的痕迹进行比较。此外，对石器工具的复制——一种可以追溯到1720年的德国文物学者A.A.罗德的技术——教给我们大量有关原始制造技术的知识。今天必要的（de rigueur，由于法语长期以来就在旧石器时代工具的研究领域内流行）行话术语是生产序列，从原料一直到完成的装置。要深入了解制造技术，一种简单的方法不是大费周折地去复制，而是将真实的石器工具再次装配到一起（“重装”或“组接”）——这可能是一件冗长乏味而又消耗时间的工作，就像三维的拼图玩具，但它可以有惊人的结果，使你能够再现生产过程的每一阶段。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对考古遗存的简单观察而获知原始的生产过程：例如，在复活节岛的采石场上，有数以百计的未完成的或被废弃的雕像，它们展示着制造过程的每一阶段；在南非的大约公元950年的卡斯蒂尔堡遗址，有一个装配区域，在这里，制作特定骨制工具的过程的每一步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南美的早期编织物的残存标本可以令专家们从中“读出”它们是如何制造的，并且这种解释相当精确。与此类似，对一个陶制容器的简单检查就能揭示出它是手工盘绕成的还是在轮盘上制成的。金属制造的副产品——铸块、炉渣、铸模、坩埚、做坏了的铸件、金属碎片，等等——同样提供了冶金法的线索：在中国公元前500年的一所青铜铸造场已经生产出了三万多件这一类型的制品。
用于石器工具研究的许多实验过程也被用于研究使用其他材料的技术与较为晚近的时期的技术——诸如木制品、纤维与纺织、陶器、玻璃和不同种类的金属制造。例如，意大利研究者弗朗西斯科·德里科曾经做过实验以确立识别留在骨头、兽角和象牙等物品上的痕迹的微观标准，实验方法是长时间的握持、运送和悬挂。涉及制陶与冶金的无数实验都已完成，要是没有这些实验，我们对于这类技术的了解至多只是初步的。
实际上，随着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在西北欧国家中建立整个的“村庄”，来探索不同的古代技术——房屋建造、农耕、屠宰、贮藏与陶器、石器或金属的制造，这种类型的“实验考古学”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一领域中的主要分支。
当然，即使这些实验进行了几十年，它们比起那些从远古穿越成百上千年流传下来的、积累而成的技巧与智慧来，仍然是太短暂了；而且现在所进行的观察不能真正确凿地证明有关远古的任何事情。但是这些观察所提供的有限的洞察力仍然是有趣又有用的，而且许多这类的实验充满了乐趣。当你被准许去烧毁一座房屋，或是用青铜剑去攻击你的一位同事，或是猛击一块石头，或是把牛粪涂抹到一堵墙上或是一座窑上，而还把这称为“科学”的时候，你就会把潜伏在你心底深处的所有恶魔都释放出来。
一种与此有关的，但相较而言有点沉闷的研究方法是被称为“人种考古学”的学科。长期以来，考古学家无法从人类学家那里获得有关活着的“原始”人的有用信息，因而感到沮丧。这些人类的实地考察人员是如此地痴迷于血亲系统、巫术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以致他们从未对考古学家感到巨大兴趣的那类课题——这些原始人是如何生产那些将会成为他们的考古学记录的东西——动过很大脑筋。人种考古学研究已经证明陶器的制造是特别普遍的，但考古学家要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器物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何时、为何与由谁制造的；在这些器物中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为什么以特定的方式来装饰它们；它们被打破的频率与情境，以及它们如何被废弃，又丢弃在哪里——这些是平凡单调的日常活动，除非你对这些活动特别感兴趣，否则它们会毫不引人注目地进行下去，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也是如此。考古学极为注重的正是琐碎的细节——垃圾的分布、陶器上的纹样、房顶瓦片的形状。
这种对显然不重要的细节的献身精神有助于在那些门外汉的心中形成这样的印象：考古学是一门寄生性的学科，是无用的奢侈品。在一个由市场力量统治的世界上，考古学需要去证明它存在的价值；它需要为了它的晚餐而歌唱。在某些地区，它在极大的旅游重要性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在其他地方，可以在各种实际应用中找到考古学的巨大优势：例如，“地震考古学”在中国被认为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的手稿与文献记录了过去的地震；而在近东，历史的、《圣经》的与考古学的有关古代地震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人类遗骸可能就某些疾病和病理的历史提供有用的信息。
然而，最为显著的实际贡献是在农业技术领域。因为，在一些情况下，考古学家可以变得像上帝一样灌溉荒芜的沙漠或是极大地增加谷物的产量。然而，他们做到这一点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才能而是通过重新发掘出我们祖先的被遗忘的智慧。例如，纳巴塔人在两千年之前占据着以色列的险恶的内盖夫沙漠，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种植葡萄、小麦和橄榄。空中摄影照片和考古发现共同显示，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借助一种精巧的系统把这一地区少见的雨水引到灌溉沟渠与蓄水池中。因此，科学家们已经能够运用同样的方法来重建这一地区的古代农场，这些农场现在甚至在干旱年份中也能有很高的谷物产量。
给人以更为深刻的印象的是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高原所发生的事件。空中摄影术与发掘已经揭示出，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在的的喀喀湖周围地区，有至少二十万英亩的土地属于一种基于“凸地”的农业体系，这种体系用从地块间沟渠中挖出的泥土来抬高耕种表面。这一体系与四千米的高度，与当地环境，与传统的块根植物相适应。然而，这种体系在五百年前印加帝国被征服之后就被抛弃了。现代农业方法用到大量的机械、化肥、灌溉和进口谷物，这种方法被证明在这种气候下并不成功。考古学家已经清理并重新整修了某些古代凸地，只使用传统工具，并在这些地块里种植了土豆和其他传统的块根植物。这些田地迄今还没有受到严重干旱、霜冻和洪水的影响，谷物产量大约是干旱农田上的七倍。许多村社，包括数以千计的农民，现在已经开始采用他们祖先的耕作方法，多亏了考古学家的努力。
反过来说，考古学也能够指出在过去出现过的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所引起的——诸如在公元900年，拜占庭古城佩特拉在几个世纪的对森林的毁灭性开采之后突然崩溃毁灭了；在复活节岛上对森林更具破坏性的开采几乎摧毁了这个小岛上唯一的石器时代文化（这一故事在新近的电影《复活节岛》中有所描述，并与一个罗密欧和朱丽叶式的爱情主题交织在一起，这一主题被证明同样是毁灭性的）。
另一个实例来自阿那萨奇人，他们居住在美洲的西南部。他们在查科峡谷的居住地是非常先进的，并且包括有美洲直到摩天楼出现之前的最大也是最高的建筑。从公元10世纪开始，这些建筑结构用去了多于二十万棵松树与杉树的木材。植物的遗存与古代鼠粪中的结晶了的尿黏合在一起，这使人们了解了长时间以来当地植被的变化。很清楚，若干世纪里，这里一直在不停地继续着无情的木头采伐，木材不仅被用来做建筑材料，而且还要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燃料需求。最终所造成的广泛的环境破坏是无法修复的，这是这一居住地被废弃的主要原因之一。换句话说，考古学可以传送来自远古的重大讯息，但是，天哪，正像古语所云，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第四章 人们怎样生活？
考古学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研究“死者与被埋葬者的生活方式”的。考古学试图断定，人们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他们健康与否，他们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