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政党与选举 [12]
或许政党委员会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就是把某个选区界定为“结果难料”。一旦某个政党决定把资源集中用于某个特定的竞选活动，和该党保持一致的利益集团就会把这看作信号，表明他们自己也应该把资源集中到这次选举。政党委员会及其领袖或许受到限制，不能为某次竞选活动提供过多资金，但他们可以自由帮助候选人进行社交活动——这完全有可能成为政党最有价值的贡献。但即便如此，这些社交资源也不应该任意挥霍。“国会山”委员会的领袖希望他们的盟友能够有策略地分配资金，集中用于竞争激烈的选举活动，而不是那些胜负已定的场合。[14]
很大程度上，全国性政党组织已经成为各种竞选活动的组织核心，他们的工作人员负责招募并支援本党候选人。作为组织机构，民主党全国大会和共和党全国大会在不断发展，大会成员由选举产生，同时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出场亮相。对于两党来说，这些机构在形式上具有权威性，但全国公众只见到两名主席，真正的政治事务由幕后的工作人员来完成。众议员和参议员在“国会山”委员会中的确拥有席位，但只有委员会主席和工作人员才承担具体职责。这些职责与政策或治理无关，只涉及募集资金和开展政治活动。全国性政党组织存在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是满足候选人的需求。
州政党组织
戴维·沃德是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主席。前众议员马特·萨蒙是该州共和党主席。但亚利桑那州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人的职位。事实上，许多州的政党网站甚至不会注明谁是主席。没人在意这一点。即便是最积极的民众也不会与各州委员会发生接触；即便是在人口最多的几个州，即便是最积极的政党主席，他们的个人情况也少有人知。
过去并不是这样。一些州的政治组织曾经由大佬掌控，和领导地方组织的政坛大佬相比，前者的势力不相上下，甚至更为强大，但两者有着明显差异。许多州的政坛大佬同时也是联邦参议员。这些州的政党核心团体由来已久，当时联邦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产生。于是参议员纷纷建立政治组织，以此确保赢得选举。他们用于维系组织运作的办法之一，就是任命自己的支持者成为联邦政府官员。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参议员一直以来都享有特权。所谓参议员特权指的是，联邦参议员有权否决联邦政府在他代表的那个州的任何人事任命，只要这项任命需要参议院批准。参议员选出某些联邦政府官员，后者努力确保州议会的选举结果有利于前者获得连任——显然这样的安排很惬意。
宪法第十七修正案通过后，大多数参议员及其组织的势力遭到削弱，但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一党独大的南方各州保留了残余的核心团体。通常，这些组织的领袖是一些善于鼓动的政治人物，起初他们对民众来说颇有吸引力，但后来就变成了专制统治。美国政治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就与这些组织有关，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及其继任者、密西西比州的西奥多·比尔博、佐治亚州的吉恩·塔尔梅奇。
州政党组织的复兴
到了21世纪，州政党组织已经失去了之前的传奇色彩和权力。州政党组织的结构与全国性政党组织相似。每个政党都有州委员会，其中的代表来自地方选区。委员会不经常召开会议。具体事务由工作人员来完成。和全国性政党一样，各州的政党组织在20世纪后半叶迎来复兴。50年前，许多州的党组织是个空壳。许多州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很少有固定的总部，预算很紧张，只有在竞选期间才开展活动。
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每一个州级组织都有全职工作人员，许多组织还有全职党主席。州级组织的总部过去一度搬迁到主席所在城市，现在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通常设在州议会大厦。正如所料，各州组织的预算不尽相同，视各州规模而定。但每个州的预算都足以支持连续性的政治活动，足以为选举年做好准备并协调州范围内的竞选活动。
协调竞选活动是州政党组织迎来复兴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法律规定，候选人在竞选联邦政府职位时，可以接受的资金有数额限制。但法律同时又鼓励政党组织向所有代表本党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州政党组织得以建立自己的网站，协调本州范围内的资金募集和志愿者服务；他们也得以为所有的候选人收集、整理、分析选民信息；得以为本党进行民意调查；得以发动选民登记，参加选举；得以发布广告，宣传本党；得以想方设法赢得选票。现在这个时代，选举活动以候选人为中心，同时候选人又必须依靠自己的组织，通过初选来获得提名，因此资金充裕的竞选活动可以全部兑现上述做法；资金有限的竞选活动却只能放弃这些做法。如果政党能够在不同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之间进行协调，实现规模效应，无法把过多资金集中到同一个候选人身上的捐赠人，就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提供援助。
这种协调作用的运作机制之一就是把资金从某一级政党组织调拨给另一级政党组织。表3.2（参见前文）给出了2004年竞选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把资金分拨给各州党组织的具体金额。并不意外的是，这些政党把更多资金投入到胜负未知的竞选活动中，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竞选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各州法律的差异
2006年，资深联邦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参加党内提名竞选，争取连任，结果他遭到挑战，对手是一名来自格林尼治市的商人内德·拉蒙特。在初选中，该党官员公开支持利伯曼。在其他几个州，根据党内规定或惯例，政党领袖必须在所有的初选场合保持中立。还有一些州，政党官员可以在初选中施加影响，但党内的工作人员必须保持中立。
在某些方面，各州的政党组织不尽相同，多数反映出组织的规模和对本党成员的支持程度。与此同时，各州组织的规则也有所不同，反映出他们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上文提到的政党在初选中扮演的角色就属于这一类，政党组织从保持中立转变为非正式的支持者，有时还根据特殊安排或因为在选票设置方面起到特殊作用而成为正式的支持者。另外，政党组织还可能在提名流程中扮演正式角色。以康涅狄格州为例，赢得政党支持的人将获得提名资格，除非那些没有得到本党支持的对手在初选中向候选人发起强势挑战，比如拉蒙特挑战利伯曼的例子。
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联邦制起到重要作用，从政党组织的角色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若干重要方面，各州组织不尽相同。由于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政治文化，他们的政党体系也截然不同。结果就是，政党组织在州级层面扮演的角色差别很大。公众对于州政党领袖了解甚少，但他们领导的组织在竞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多少取决于该州的竞选激烈程度）。各州的政党领袖都要招募候选人参加选举，但某些州的政党组织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他们将决定哪位候选人能代表本党参加普选。
地方性政党组织
本章开头介绍了地方性政治组织在过去具有传奇色彩的强势地位，但支撑这些传奇的根基早已消失。不过，地方性政党组织继续存在，并且在选举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政党一直以来都采取权力分散的组织形式，他们从基层开始，一直建设到国家层面。基层的政党委员会以选区或镇为单位选出；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选出上一级组织的委员会成员，通常城市地区以选区为单位，乡村地区以县为单位。这些层面的政党官员选出州委员会的成员；州政党组织的领袖选出全国性委员会的成员。这种形式上的组织结构创始于150多年前，到现在几乎没有变动。[15]
关键问题总是围绕着权力。在政坛大佬统治的年代，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因为他们控制着职位——这些人通常是市长或县长，他们的职位取决于政坛大佬。在一些州，联邦参议员掌握权力，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地方领袖才是最有实力的人。全国性的政党领袖通常缺乏实力，只有有限的资源和影响力。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强大的、不受管束的地方领袖和州领袖之间进行协调，达成一致。
现在的政党权力主要源自对资金的掌控。政党组织的大多数资金都是在全国性层面进行募集。州政党领袖和地方领袖（后者依赖程度更高）要靠着全国性政党领袖的能力和慷慨程度来获取资金。
但这不等于说，地方领袖的角色就不重要。他们扮演的是政党的传统角色。他们招募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负责协调志愿者，并且激励本党支持者。他们为候选人刊登广告，发起以面对面交流为特色的竞选活动，这在地方选举中依然起到关键作用。他们努力工作，发动作为政党根基的支持者前去投票。十几年前，这项工作需要大量人手。地方政党需要大量志愿者来编制选民清单，撰写邮件，拨打电话，分发传单。
如果说现在还有亲力亲为的竞选活动，那一定发生在地方层面。不过互联网时代新的沟通方式减轻了竞选负担。哪怕是在基层，政党组织也建立了网站；志愿者定期接收关于选举进展的数据更新；政党借助电子通讯方式来协调志愿者并关注他们的行为。竞选活动依然需要向周边社区发放传单，并陪同候选人上门拜访选民，但协调志愿者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现在是通过建立数据库，把那些有志于为政党或为某位候选人服务的志愿者登记在册，便于追踪管理。2004年，霍华德·迪安在初选中发起的竞选活动证明，网络能有效募集资金，并且便于志愿者的沟通与协调。地方性政党组织借鉴了这些经验，哪怕是最简单的组织也从迪安那里学到了许多技巧。
政党大会
可以这样说，在波士顿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约翰·克里的总统竞选活动达到高潮，当时克里步入会场，向全体成员行礼致敬，宣称自己“出于责任向大会进行汇报”。大会允许克里的竞选活动借助会场进行宣传，把全党团结在一起，并且让全国民众来了解他们的候选人。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一次全国大会并没有做出任何重大决定。当年的早些时候，民主党选出承诺支持克里的会议代表，由此提前确定提名资格的归属。克里选择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他的竞选团队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