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17]
第475——476页
没有哪个单一的理论规划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怪异的时刻（曾经被否定的事物重新出现），只有巴特一连串各具特色的设想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那些迥然不同的写作才有可能创造出愉悦、理解和复兴。
第十一章 巴特身后的巴特
巴特去世之后，他的名望发生了什么变化？至少有三件事值得关注。1987年，巴特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弗朗索瓦·瓦尔以巴特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名为《事件》。它包括四篇文章，其中两篇非常短，另外两篇稍长。瓦尔声称，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写作试图抓住直接体验的努力（第7页）。[25]瓦尔出版此书的举动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因为篇幅稍长的两篇文章《事件》和《巴黎之夜》涉及巴特的同性恋行为，这是他本人在那些最具自传色彩的作品中也刻意避免的话题。《事件》以速写的风格，记录了巴特于1968年和1969年在摩洛哥时的见闻片段——大多数片段只有几个句子——其中提到的摩洛哥男孩引人注目。安德雷·纪德在日记中曾记录了他本人在北非地区的同性恋行为，巴特的文本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他没有展开叙述，而是以简洁的片段来假定（而非描述）同性恋体验：“穆斯塔法深爱着他的帽子。‘我的帽子——我爱它。’他不愿意摘下帽子来做爱”（《事件》，第30/19页）。《罗兰·巴特自述》中曾描述过一本书的写作计划，书名就叫“《事件》（迷你文本，俏皮话，俳句，符号体系，双关语，任何像树叶那样坠落的事物）”，瓦尔发表的文本显然与此有关（第153/150页）。但正因为《事件》缺少大事、双关语、笑话，而且它的符号体系在形式上也与俳句相去甚远，因此那些简洁的观察记录背后所潜藏的性爱场景自然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瓦尔发表的另一个文本引发了更强烈的兴趣，同时也让更多人觉得失望，那就是《巴黎之夜》（巴特所用的标题是《毫无意义的夜晚》）。这些文字写于巴特去世当年的夏天，记录了他在巴黎的夜生活：与朋友聚餐，看电影，在小餐馆打发时间，时而漫不经心地与一些年轻男子套近乎，时而又觉得那些年轻男子的亲近让人烦恼，宁愿不受打扰，一个人安静地看报纸。之前在一篇题为《仔细考虑》的文章中，巴特曾思考过日记这一体裁：我应该带着准备发表的念头来记日记吗？他列举了种种缺陷：日记没有“任务”，没有必要性；它迫使写作者摆出种种姿态，却又以其琐碎、卑微和虚假的特性不断提出一个滑稽的问题：“我是这样吗？”（《语言絮谈》，第435——438/369——372页）。但看起来正是这些缺陷吸引巴特尝试了日记体裁。由这些不起眼的片段所组成的符号体系成为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写作形式，它的魅力来自它所拒绝的一切：意义、连贯性、情节、整体结构。
不过，在具体实践中，《巴黎之夜》对朋友的身份遮遮掩掩（用首字母来代表），这反而增添了它的诱惑力，而那些朋友们则恼火地发现，巴特与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夜晚被描述为“空虚的”时光。这篇文章最勾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散漫的写法。这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巴黎夜生活和半真半假寻找同性伴侣的做法感到厌倦，这幅颓唐的场景以一段清醒的思考来收尾：
一种绝望占据了我。我想要大声哭喊。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不得不放弃那些男孩，因为他们对于我毫无欲望，而我自己，要么是过于严苛，要么是过于笨拙，我没法将欲望强加给他们。有一个事实无法避免，我那些调情经历都可以佐证这一点，那就是，我过着忧郁的生活，并且，我最终感到极度厌倦，我必须摆脱这种兴趣，或者说，这种希望……我将失去一切，最后只剩下那些出卖色相的男人。（但是我在外出的时候该怎么做？我一直注意着那些年轻男子，想立即与他们谈情说爱。将来我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他提出请求之后，我为O[他带回家的一个年轻朋友，名叫奥利维耶]弹了一小段钢琴曲，在那个时刻我就意识到，我已经放弃了他。当时他的眼睛是那么动人，长发让他的脸颊变得更加柔和：他整个人是那么精致，却又无从接近，像个谜团；他讨人喜欢，却又与我隔膜。随后我借口自己要工作，把他打发走了，我知道这种情感结束了——不仅是我和奥利维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男孩的爱慕。
第115——116/73页
图18 1973年，在高等实用研究院。
本书以此作结：巴特并没有说他的生活中“不再有男孩”，而是说他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一个男孩或是接受对方的爱慕。
如果说弗朗索瓦·瓦尔决定出版这些文本的举动惹来了争议（它们改变了巴特的公共形象），他在其他方面也让人生厌：他不允许路易——让·卡尔韦这样一位研究细致、资料充分的传记作者引用巴特的大量信件，他还拒绝出版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文稿，虽然这些内容原本就以文字形式存在，并且受到广泛关注。1991年，洛朗·迪斯波在《游戏规则》杂志上发表了讲座文稿的部分内容，结果这份杂志遭到巴特遗产继承人的起诉，他们声称要保护巴特作为作者的权利（讽刺的是，正是巴特宣告了作者的死亡），这一举动在巴黎的知识圈中激起极大反响，许多人公开支持《游戏规则》杂志，其中包括菲利普·索尔莱斯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26]
对于那些没能参加讲座的人来说，讲座文稿不能出版是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因为巴特谈到了一些他在公开出版的作品中没有涉及的主题。其中一个讲座系列名为“如何共同生活：小说对于日常生活某些方面的仿拟”（1977），巴特谈到小说如何来表征日常生活的空间以及生活行为的惯例，他讨论的例子包括鲁宾逊·克鲁索的小屋、《魔山》中的旅社以及左拉笔下的资产阶级公寓楼。另一个讲座系列以“中性”（1978）作为主题，所谓“中性”指的是中性名词或中立状态、中性化的行为以及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或回避，之前《罗兰·巴特自述》曾对此做过简要论述。第三和第四个系列都将重点放在“小说的准备工作”上，题目分别是“从生活到工作”（1978——1979）和“作为自愿选择的工作”（1979——1980），它们从作者（而不是读者）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创作。[27]第一年，这门课程重点研究俳句作为产生次要影响的符号体系形式；第二年，研究作者的创作意愿以及由此所引出的仪式性习惯，讨论的内容包括普鲁斯特的软木贴面的房间以及巴尔扎克的晨袍和无节制地喝咖啡的习惯。这些思考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因为正是巴特本人宣告了作者的死亡，他认为这是读者诞生的必然代价，只有通过具有能动性的读者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运作。人们希望瓦尔最终能出版这些文本，从而推动对于巴特的研究兴趣，就像拉康的那些讲座一样，到现在为止依然在陆续出版。
图19 《世界报》，1975年2月14日。
巴特去世二十年后，他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变成了一个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厚厚的三卷本，每卷超过一千页，已经由长期与他合作的门槛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提到的第三件编辑大事）。《全集》将巴特原先赖以成名的个别著作淹没在浩瀚的文字海洋里：随笔、前言、对于访谈问题的回应、讲座内容和纲要，还有许多短小的新闻作品。三卷本展示了巴特持续的创作，不仅作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且作为作家，这重身份是这些文字的共同源泉。三卷本还表明，巴特多么喜欢特定任务的激励。虽然他不擅长拒绝别人，总是抱怨自己被迫接受许多写作任务，但正是这些要求和任务促使他妙语连珠地谈论某个给定的主题，最终形成的文稿带有他特有的风格，优雅从容，不迎合大众的看法（或者说，信念）。
《全集》收录了巴特散见于各类出版物中的文字，从而巩固了他的作家形象，这些文字不仅限于法国本土，而且涵盖了巴特在国外发表的作品，涉及的报刊杂志包括《世界报》、《邦皮亚尼年鉴》、《它》、《相片》、《艺术出版》、《花花公子》、《变焦》、《意大利新音乐》、《男性时尚》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博物馆和展览会目录。它们展示了巴特在文化领域内的广泛兴趣，他对视觉艺术、音乐和当代文学都有所涉猎。不过巴特从没有写过负面评论，他不愿充当文化权威。事实上，他向来与人无争，虽然他的评语总是引发别人的争论。（皮卡尔对于《论拉辛》的强烈批评迫使巴特卷入争端，这对于他来说是巨大的烦恼。）由于最宽泛的理论设想（哪怕是文化权威提出的设想）也无法同时涵盖这些作品，所以只好把这些作品笼统地称为作家的创作成果。
如果非要给这一设想加个名字，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代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巴特对于各种实践和文化创造都很感兴趣，20世纪50年代他收录在《神话学》中的文章表明了这一点，只不过他随后所写的文章缺少一篇专论来勾勒自己的理论规划。在巴特去世的当月，《花花公子》杂志发表了一篇他的访谈，讨论作为一种宗教现象的节食行为，包括信仰转变、经文、负罪感、回归预定道路等。“养生法让人产生强烈的犯罪感，感受到罪孽的威胁，这种感觉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只有当你熟睡的时候，你才能确信你没有造成罪孽。”他说，应该写一本书，“就节食这一现象及其神话”。[28]这番话依然带有批判的意味，但更像是在针对美国人的看法和习惯（正如关于节食的访谈所示），或者是在针对法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大众，后者曾是巴特写作《神话学》时的批判对象。巴特写道，长久以来，他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消除文化神话而奋斗；现在虽然他依然为此而努力，但他的心已经不在这里。权力无处不在，当代主体避免不了恢复常态的宿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们听到一个具有偏向性、存在于其他地方、不附带任何关系的声音。”[29]但不附带任何关系显然是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1978年至1979年间，巴特为《新观察者》撰写简短周评，为期三个半月，评论的主题是任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物——他谈到冬季的樱桃和过度包装现象，还向一位正在狱中的作家表示了支持。在他即将停止实验的时候，他解释说，这些短评并不是新版《神话学》，而是关于写作的实验，他要寻求一种形式，来记录那些称不上大事件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生活点滴。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