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15]
图14 “彼得完全是虚构人物，但作者把他描写得非常好。”
这些片段的标题是一些与爱情有关的“数字”或“次序”：
如果说有“焦虑”这样一种姿态，那是因为主体有时大喊（毫不顾忌这个词的精确意义）：“我正遭到焦虑的攻击！”“焦虑！”卡拉斯在某个地方歌唱。这种姿态是一段歌剧咏叹调，正如人们也通过咏叹调的开场白来辨认、记忆并操控它（“当我被埋下”、“我的眼睛在哭泣”、“当群星闪耀”、“不要哭了，我的命运”）。因此，姿态不同于表达方式，也不是某种韵文、叠句或吟诵，这些方式只能在黑暗中来表述它。
第9/5页
“我想要理解……”，“该做些什么……”，“当我的手指偶然……”，“这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些是巴特的各种爱情姿态所使用的开场白，他说这些句子引出了我们能够辨识的片段。“一旦我们能够在一闪而过的话语中辨识出某个被读出、听到、感受到的事物，种种姿态就会形成”（第8/4页）。正如一种语言的语法实质上是对母语者的语言能力所作的描述，目的在于抓住对于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在语法上可以接受的部分，巴特同样试图抓住在恋人的抱怨中可以接受和辨识的部分，其依据是我们的文化代码和样板。他将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作为参照，因为对于欧洲文化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是爱情态度的样板，它为这种感伤的、被忽视的复杂修辞提供了丰富的宝藏。
巴特提出要模拟这一话语，而不是去分析它，但是分析性的内容频繁出现，这位模拟的恋爱者证明了自己是个熟练的分析员，对他的条件和围绕他的符号进行了深入思考。以“当我的手指偶然……”为例，“这一姿态指向与欲望对象的身体（更确切地说，是皮肤）接触所激发的任何内在话语。”人们可能会期盼这位恋爱者专注于身体接触带来的感官快乐，但——
他沉浸在爱河之中：他到处创造意义，无中生有，正是意义让他兴奋：他正在意义的熔炉中。对于恋爱的人来说，每一次接触都引出了如何回应的问题：皮肤被要求做出回答。
（捏手——大量的信息——手掌内的细微手势，不肯移开的膝盖，手臂似乎很自然地沿着沙发后背伸展，对方的脑袋渐渐靠在手臂上——这就是细微的、秘密的符号所占据的美妙世界：像一次节日庆典，不是欢庆感觉，而是庆祝意义。）
第81/67页
恋爱的人生活在符号的宇宙里：与爱人有关的一切都具有意义，他可以花上数十小时来划分和阐释行为的各种细节。“事情很琐碎（它总是如此），但它吸引我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语言去描述它”（第83/69页）。
在描述恋爱者的符号性思维时，巴特花样百出且令人信服。恋爱者常常发现自己陷入了“协商的姿态”，要考虑“该做些什么”：
我对于行为的焦虑毫无用处，而且，永远都是如此。如果对方出于偶然或者疏忽，给了我某个地方的电话号码，让我在特定时刻能够联系上他或她，那么我立即就陷入困惑：我该不该打电话？（仅仅告诉我可以打电话，这没有用——那是这条讯息客观而合理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一许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对于我这样的恋爱主体来说，一切新鲜事物，一切扰乱我的事物，都不是作为一个事实而是作为一个符号被接受的，它必须得到阐释。从恋爱者的角度来说，事实之所以能产生影响，正是因为它立即被转化为一个符号：是符号而不是事实在产生影响（通过它的回响）。如果对方给了我这个新的电话号码，这是个什么符号？是邀请我立刻打电话以享受通话的愉悦，还是说通话只是出于需要？我的答案本身将成为一个符号，对方将立刻予以阐释，由此在我们之间开始了交互进行的形象操控。一切都产生意指：提出这一观点意味着，我把自己引入圈套，我把自己束缚在计算之中，我让自己远离享受。
有时，对于“虚无”（正如世界对它的看法）的思考使我穷尽了我自己；随即，作为一种回应，我尝试着返回——像一个溺水的人踏在海底——回到一种自发的决定（自发性，伟大的梦想，天堂、力量、迷乱）。继续，打电话，既然你想这么做！但这样的求助只是徒劳。恋爱时间不允许主体把冲动和行动混为一谈，让它们同时发生。我不是个仅仅“表演出来”的人——我的疯狂得到缓解，它没有被看到；我立刻就担心后果，任何后果：正是我的担忧——我的思考——它是“自发的”。
第75—76/62—63页
这样的准小说片段不仅刻画出恋爱者思想的可辨识的姿态，而且生动地展示了意指的机制及其束缚力。恋爱的人、痴迷的阐释者、对于他的阐释困境有着清醒认识的分析者，这些人与符号研究者或神话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话语的情感特质：他把常规符号误当成出于某种动机的符号，把特殊意义强加给周围的平凡事物，并且把这些意义看作是固有的、内在的。[22]这种情感特质“受到当代观点的质疑”，让爱情变得不再时尚，甚至变得“猥亵”，成为文明人不便聚众讨论的话题——它不像性，后者已经被当前的话语所接受，成为一个重要主题。“（历史性的颠倒：现在不体面的话题不再与性有关，而是与情感有关——以另一种道德的名义对它进行谴责）”（第209/177页）。但是，恋爱的情感特质所蕴含的真正的“猥亵性”在于，人们不能光靠公开表露情感来获得夸张的违规效果，以求彻底地出格。“爱情的猥亵是一种极端。任何事物都无法救赎它，赋予它违规行为的积极价值……关于恋爱的文本（几乎不能算作文本）由琐碎的自恋和渺小的心理所构成；它缺乏宏伟：或者说，它的宏伟之处……就在于无法达到宏伟”（第211/178——179页）。
作为萨德侯爵的支持者，巴特努力想要营造一种适合违规逾矩的思想氛围。他认为，重新展示平凡爱情中的情感特质，是对于违抗行为的违抗，是违背正统观念（它看重激进的违规实践）的做法。巴特写出了被人忽视的爱情话语中的种种姿态，在《恋人絮语》中他让我们吃惊，因为他让爱情——借助最荒诞和最富情感的形式——不仅以一种准小说的方式打动了我们，而且成为了符号研究的对象。
第十章 文人
巴特宣称：“我没有传记，或者应该说，自从我写下第一行文字开始，我就不再看见我自己。”虽然他回忆并描述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但从那以后，“一切都经由写作发生”（《访谈录》，第245/259页）。他不仅对自我进行了敏锐的反思，而且流露出自我贬低的倾向，这些思考以多种多样的想法、宣言和观点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些不稳定的片段集合，缺乏一致性或中心点：“我所写的那个主体缺乏一致性”（第283/304页）。《罗兰·巴特自述》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一方面，它抱怨“书写自我”会以虚构的内容取代自我。“在语言之中自由翱翔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自己比作什么；……符号变成了直观的对于主体生命的重要威胁。书写自我看起来是个很自大的念头，但同时它也是个很简单的想法，和自杀的念头一样简单”（第62/56页）。但另一方面，这些片段也得出结论——在虚构背后，一无所有：自我是一种话语建构；“主体仅仅是语言的效果”，一个由字母组成的自我（第82/79页）。“我是否知道，在主体的领域内，不存在指称对象？……我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第60/56页）。对于他本人，也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巴特是文本的集合，不可能通过明确哪一种说法或观点属于真正的“巴特”来消除其中的对立或矛盾——除非“巴特”本身就是用来梳理这些片段的一种建构。
说巴特是个文人，是因为他的人生是写作的一生，是一段和语言共同经历的探险，但到了生命的晚期，巴特扮演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角色。他代表着“文学价值”：他热爱语言，尤其是那些精妙的措辞和丰富的意象，他能敏锐察觉客体和事件的心理暗示，他对于各种文化生产满怀兴趣，并且坚持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他不仅是个批评家，还是个文学人物。对于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他关于文化问题所做出的论断代表着一种文化和美学态度。当他和记者谈起懒散的时候——他生命里接受的最后几次访谈之一就叫作“敢于懒散！”——有理由相信他会给出优雅、新奇的说法，他的话总是带着理论的活力，还有睿智的鉴赏力和对于精神价值的关注。他定期为新书或展览目录撰写序言，讨论食物，看歌剧表演，弹钢琴，回忆童年。[23]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他声称“伟大法国作家的神话，寄托所有高雅价值观的神圣形象，已经瓦解了”，一种新的类型已经出现，“我们不再知道——或者说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命名他：作家？知识分子？撰稿人？无论如何，文学的掌控正在渐渐消失。作家不再占据舞台中央”（第40/475页）。巴特本人或许就是这种新型人物，他以放弃掌控的方式来获取权威，他提倡“新鲜体验”：借助当代理论语言，以片段的形式来探索思考和生活的经验。
巴特的最后一部作品《明室：摄影札记》表明，他扮演着文化评论员的角色。他吸收消化了专业知识，强调他对于摄影的思考只限于他的文学文化、他的敏锐观察和他的人生体验。他决定要从他母亲的一张照片里“得出摄影的全部内容”，对于他来说，这张照片代表着母亲“变成了她本人”。他把摄影与爱和死亡联系在一起，雄辩而又敏锐地分析了他对于母亲近期去世这一事件的反应：“我所失去的不是一个人物形象（母亲），而是一种存在；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品质（一个灵魂）：不是不可或缺，而是不可替代。我可以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我们迟早都要这样做），但剩余的生活将绝对地、完全地缺乏品质”（第118/75页）。
他总结道，照片说“这曾经存在过”，“照片的本质在于认可它所代表的对象”（第133/85页）。在这种写作模式中，巴特以一种平和的方式代表着文学鉴赏力所能获得的“智慧”或洞见。《新闻周刊》的一篇书评注意到了这种模式的魅力，它称赞了这本“伟大的著作”所蕴含的充满激情的人文主义思想：“巴特引领读者踏上一段精致的、充满激情的旅程，去寻访他本人的内心和他所爱的媒介，这种媒介一直试图表现人类生存状况中那‘难以企及的现实’。”
罗兰·巴特，这位资产阶级神话的批评者，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罗兰·巴特自述》中，他描述了一种机制，并提出了一种发展轨迹：
应对办法：他人提出的某种信念（大众观点），难以容忍；将我自己从中解脱出来，我提出一个悖论；然后这个悖论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