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缤纷的语言学 [7]
如果以上猜测成立的话，希腊语中出现在不同词类末尾的-mi很可能与梵语词尾-mi源于同一“祖先”词尾。但是，这种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上述对应点是否纯属偶然呢？是否可能存在其他解释呢？
最后一个问题并非反问句。我们知道，当操两种不同语言的人长期频繁地接触时，不管是语法还是单词都会变得越来越接近于对方。那么，是否有可能希腊语和梵语根本没有共同的祖先，而只是在史前某个时期，操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相邻而居呢？以上猜测是否可用来解释为什么某种语言中的不规则形式却能在另一语言中发现对应点呢？
重建
要排除这一猜测，我们必须在仔细推敲所有证据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创建出一种详细、全面、前后一致的学说。这一学说的说服力将是最强的。
例如，我们认为希腊语中的-n（在áphthito-n中）与梵语中的-m（在ákşita-m中）同源。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源头本身像-n，或像-m，或与这两者都不太像。这是一个具体的假设，涉及“重建”史前存在的某个假想的实体，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语音单位，或是表示“宾格”和中性“主格/宾格”单数的语法尾词。若前置元音也相关的话，它们必是共有一个特定的史前来源：áphthiton，ákşitam。因此，若整个单词相关的话，那么首字母a-后的辅音也是对应的：áphthiton，ákşitam。
照此逻辑推断，“对应点”不一定仅仅产生于相似的形式之间。表示“imperishable”的两个单词碰巧存在一些相似点：音节数目和结构相同，重音（高音）位置相同，某些元音和辅音发音类似，比如两词中的i和t。至于曾经表示“fame”的两个单词——kléwos和ʃráwas，则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两者存在部分相似。理论上说，个别形式的相似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随着语言的变化，元音和辅音、音节和重音等等也随之改变。我们重建的形式或许会经历较大的改变，但它们创建的形式可以随着进一步的假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下面让我们来比较表示“fame”的两个单词中的元音：希腊语中有一个e（kléos），而梵语中是ɑ（ʃrávah）。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单词看似相关，如希腊语中的estí和梵语中的ásti均表示“（he，she，it）is”。另外，希腊语中有一个o（kléos），而梵语中有另一个ɑ（ʃrávɑh），且表示“imperishable”的两词中存在同样的现象（áphthiton，ákşitam）。希腊词éleipon（“I was leaving”）以-on结尾（éleip-on），对应于梵语词尾-am，这与我们的料想吻合。基于此，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更加具体的假设：共同语言“祖先”中存在两种不同元音，分别为e类元音与o类元音。在希腊语中两者是分开的，而在梵语中则合二为一成a。
另外，áphthiton和ákşitam中的辅音t的发音相似。更重要的是，这一对应点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希腊语中表示“（he，she，it）is”的estí和梵语中的ásti。相反，希腊语表示“fame”的词kléos中的k不同于梵语rávah中的ʃ。而在表示“dog”的两个单词——希腊语kunô：n和梵语úna：m中，却存在同样的对应点。另一个在印欧语系研究中常被提及的例子是表示“hundred”的两个单词——希腊语中的hekatón和梵语中的atám。如果上述对应点还不够显著，那么可以参看下例：表示“to sing”时，意大利语cantare的首字母辅音发作[k]，对应于法语chanter中的首字母发音[ʃ]。我们还能找出更多的规则，如梵语中的r（ʃrávɑh）对应于希腊语（以及其他语言分支中的语言）中的l。这里的辅音原来可能是l类的。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很难就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应点得出某个定论。除了表示“（im）perish（able）”的这一组单词，我们还能发现许多梵语单词中的kş对应于希腊语中的phth。然而，对于这些语言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却不甚了了，如为什么希腊语中表示“hundred”的单词hekatón是以he-开头呢？问题不在于我们创建的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一切现象。常识告诉我们这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问题在于其他基于不存在共同祖先的假设，是否更加难以令人信服。
我们能走多远
类似的发现对史前历史学家来说非常有趣。虽然语言学家不能确信为何印欧语系的覆盖范围如此之广，但他们坚信存在一个共同的语言祖先，问题在于如何从考古学中获取相关的证据。考古学家往往能够根据某些实物，如在山洞中发现的古人使用的盆罐或刀剑，将之与某种史前文化联系起来。由此我们不禁要问：语言学家是否也需关注这些细节。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不同语言之间非常显著的相似点，还能下结论说它们共有一个祖先吗？
相反，我们必须理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却迷人的研究领域，因为任何结论都要建立在无数的细节之上。虽然某些表面惊人的相似点会引起误导，但我们可以将其放在更宽泛的视阈中加以阐释。
以拉丁语中表示“to have”的单词habeo（词典上的词条就是这么写的）为例：hab-类似于英语中的[hav]（have），并与德语中表示“to have”的单词haben中的hab-完全相同。乍一看，这不过是某种有意义的对应点而已，但这种从形式到意义的相似点可以表明它们来源于同一种语言。
事实上，我们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上述三种语言同属印欧语系，其中英语和德语属于“日耳曼语族”（图8）。众所周知，近两百年来日耳曼语族与拉丁语及其他语言分支比较而言，在辅音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日耳曼语族中的h相当于拉丁语中的c（发作[k]）。试比较下面几组词：德语中的hundert，拉丁语中的centum（“百”）；德语中的Hund，拉丁语中的canis（“狗”）；德语中的Hals，拉丁语中的collum（“脖子”）；德语中的Hure（“妓女”），拉丁语中的carus（“亲爱的”）（两词都有“爱”的意思）。以上的对应点不过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一小部分而已，有时相同的字母却表示截然不同的意思，如habeo和haben中的b。通过比较拉丁语中的cap-（词典里有词条capio，意思是“抓住”）与德语中的hab-，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我们相信它们同源，但不论是辅音还是意义都相去甚远。同样，与拉丁语中的hab-同源的德语中的geb-en（“给”）及英语中的give也是如此。
上述词例提醒我们：切不可根据零散的几个对应点就妄下断论；对历史追溯得越深，揭示出事实真相的希望则越渺茫。
之所以这样，原因仍可归结于语言的发展变化。语言的语法结构在变：英语和意大利语中已不复存在与所有格复数有关的词尾，而梵语和希腊语中的中性“主格/宾格”词尾也已消失。另外，语言的词汇也在变：旧词不断被新词取代，词汇的原有意义逐渐消亡或转移。正因为此，要想勾勒出语族的关系图就变得很难。我们虽然可以隐约感到它的存在，但却无法准确地描述出来。一种语言的a形式酷似另一种语言的b形式，而它的c形式又类似第三种语言的d形式。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为重建一张完整、连贯而详尽的语族图提供足够的证据。对于任何语言对比之间呈现出的相似点，我们都不得不保留自己的解释：它们之所以相似，可能是偶然因素为之，也可能反映出操不同语言的人群在史前的某段时期有过接触，或者两种可能兼而有之。
何时下断语，何时做推测，这取决于我们的判断。某些做推测的专家认为前景看好。无论如何，我们应对得出的结论负责。作为语言学家，我们没有动物学家的化石（比书面语更加古老），抑或考古学家的盆罐、刀剑（最多不过是坏了或生锈了，但却是那一时期的真实记录），我们能够依赖的证据只有语言分离后，根据历史推断出的各种形式而已。
很明显，语言学家们为重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影响日耳曼语族辅音的一些变化吧。其中之一是德语中的h和拉丁语中的c之间的对应。另一点可以从梵语与日耳曼语族表示“兄弟”的单词中看出，如梵语中的rá：tar-（这也是用国际音标表示的）和哥特语中的broθar。哥特语（对于语言学家来说）是日耳曼语族的最早形式，主要见于基督教《圣经》的早期译本。以上对比给印欧语系专家带来一个问题：梵语表示“父亲”的单词pitár-中包含辅音t，而在日耳曼语族中，“兄弟”和“父亲”却演变为两个不同的辅音：broθar中的θ和fadard中的d。经过多年的变化，现代德语中Bruder和Vater两词的辅音仍然不同。这一现象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呢？
上述问题的答案于19世纪70年代被丹麦学者卡尔·维纳找出来了。据说，某个下午，他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准备睡一觉，睡前随便对比了印欧语系中诸语言的语法规则，竟然找到了答案。表示“父亲”和“兄弟”的两个梵语单词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两者都被印成了黑体。第一个词pit r-的重音在第二个音节，而另一个词rtar-的重音却在第一个音节。是否与此有关呢？他在彻底检查所有证据后，得出结论：这正是关键所在。日尔曼语族没有留下明显的印欧语系的重音痕迹，这一点可从梵语和希腊语中清楚地看出。我们不妨假设：这种重音在日尔曼语族的某个史前时期曾经存在过，但后来随着辅音发生了变化，最终又消失了。刊登此文的杂志编辑在给维纳的信中说，他给黑暗中摸索的人们带来了一线光明。也许这听起来有点夸张，但如果对印欧语系诸语言间存在相互联系表示怀疑的话，史前变化的重建则可以让你消除这个疑虑。
第五章
语言的多样性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先踏上西印度群岛，给生活在新大陆的人们及其使用的语言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
很快，其他国家接踵而来。1500年，葡萄牙宣布巴西归其所有，并于三十一年后任命了一位葡萄牙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