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生活中的心理学 [7]
理解我们如何利用进入头脑里的东西的另一种取向是，根据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来进行思维。在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和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我们正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或者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却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天会下雨吗？我有钱去度假吗？孩子想游泳吗？我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有能力进行逻辑推理，也有能力留意到和避开一些最明显的非理性根源。我们的行为举止可以合乎理性，也可以转到自动化模式上心不在焉地行动而不必拿生命去冒险（一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边进行着有趣的对话）。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内部表征、推理和记忆，利用所有“合情合理的”即使不是完全理性的认知能力，这些认知能力是有帮助的，它们帮助我们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决策。
解决问题这个课题已经被心理学家研究了大约一百年，他们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它如何受过去的经验（记忆中储存的信息）的影响。一般说来，很明显的是，由于我们积累了经验，我们解决问题就更容易了。这被称为正迁移效应，它解释了为什么成人解决问题比儿童要容易些，专家解决问题比初学者要容易些。比如，在想出策略解决棋局难题方面，专家比初学者强，但是，不论专家还是初学者都能从潜伏期中得益，在潜伏期内，他们从不（有意识地）考虑问题。找出了解决某一问题的策略之后，还需要以一定的技巧来应用这个策略（例如使凝固了的蛋黄酱恢复原状），另外，还需要以推理的技巧来评估正在进行的过程。专家比别人更擅长认出模式、找出有关规则、排除行不通的策略等。但专家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们使用了同解决以前的问题一样的策略与规则。形成一套定势可以让我们避免每一次碰到问题都要重新发明轮子[2]，但是，在我们遇到一系列新困难时，定势又会减慢我们的速度。专家有时也会变得盲目，这是值得注意的。
专栏4.2 知识造成的盲目：定势
要求大学生看一系列卡片，每张卡片上面写着字母A和字母B，要求他们建立“正确的”序列（例如：在第一张卡片上，左边的字母应该被挑出来，而在第二张卡片上，右边的字母应该被挑出来）。在解决了几个有关“序列”的问题之后，问题的类型改变了，于是选字母A的总是正确的，选字母B的总是不正确的。在一百次实验里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没能解决这个小小的问题，而且，在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在六种可能性中挑选到正确的答案。
莱文，1971年
功能固着，或只以功能来看待事物，是另一种妨碍问题解决的定势。信封是放信的而不是你野餐时放糖的容器。解决糖的问题要求用新的、创造性的方式来看待信封。创造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测量：例如通过测试人们的发散式思维（能自由地探索各种看法，找出许多种解决办法），或聚合式思维（能跟随一套步骤，这套步骤看起来能集中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上）。对普通物品，如砖头，他们想出的用途越多，他们的发散式思维就越强，创造力也就越强。
我们知道创造力在早期就有：小孩子会用新的、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来运用熟悉的概念。鼓励独立思维的环境可以培养出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创造力不仅在艺术领域内很重要，在科学领域内、在家里（尤其是在厨房里）、在办公室里都很重要。它甚至还能通过鼓励发明创造，培养人的适应能力，这种能力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总是必需的。创造力要求思维要有可塑性和跨越界限的能力（见专栏4.3）。另外，令某些人惊奇的是，创造力同智力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性格特征（如特立独行、自信、好奇和坚定）在决定创造力方面，至少和智力同等重要。
专栏4.3九个点的问题
任务：用不多于四条直线把下面图中的九个点连起来，画线时笔不能离开纸面。
答案见本章末。
沟通：传达要点
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用新的方式把头脑中的意象结合起来，去创造新东西、解决问题，或者表达自己，这时，我们就是富于创造性的。其中最明显的方式之一，就是语言的使用。但是，语言和思想有什么关系呢？
语言相对性理论认为语言培养了思维和知觉的习惯，不同的语言把说话人引向了不同的现实观点。语言方面的证据是引人入胜的。比如，它告诉我们爱斯基摩人有许多描述雪的词，中国人没有一个常用词能表示“性高潮”，而法语中有关食物的隐喻则特别丰富。我们知道雪对爱斯基摩人十分重要，中国人在讨论房事时往往比较含蓄，而法国人的烹调则举世闻名。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可以学着去感知或理解其他语言表达上的差异。但是，仅有语言和文化的信息，还不能证明语言能影响思维。专栏4.4中的实验说明，清晰的思维和准确的观察相结合，才能给这类问题提供答案。
专栏4.4 语言能影响心智技能的获得吗？
亚洲儿童在数学上的能力总是比讲英语的儿童强，在他们的语言里，数字反映了十进制。比如表示12的标签是“十”和“二”。实验者要求来自三个亚洲国家和三个西方国家的一年级儿童搭积木，蓝积木代表十个单位，白积木代表一个单位，积木堆垒起来，表示一个特定的数字。能用两个正确的组合来表示每个数字的亚洲儿童比西方儿童多。能用两种积木来代表两位数的亚洲儿童比西方儿童多，西方儿童更倾向于使用同一种积木。
结论：语言差异可能影响数学技能。
另一项发现支持了这个结论：双语的美籍亚裔儿童数学测验的成绩，比只讲英语的儿童的成绩要高。
缪拉和同事们，1994年
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了语言能够影响某些心智技能，但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定论。语言是否影响了思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结合心理学和语言学两方面的知识，而研究该问题的科学的、精密的方法还尚未被设计出来。
涉及思维、推理和沟通的认知技能的研究工作仍在扩展之中。研究的范围包括这些技能的获得和发展、伴随它们一起产生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恐怕要强调的是，为了正常地发挥功能和更好地适应，我们需要在心不在焉和集中精力之间获得一种平衡——知道什么时候该投入行动，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思考。如果我们完全在逻辑的基础上行事，就像机器人或斯包克先生[3]那样，那么我们就不能灵活地适应复杂和不确定的日常生活。因此，确有一些领域，在其中，我们看来比人工智能机器要高明一些，尽管机器的记忆储存量比我们的要大，机器验证假说也比我们快。当然，我们的特点是既有感情又有思维，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做我们所做的事情。
专栏4.3中九个点问题的答案
只有在由点所构成的正方形边界之外，延长一些线条，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打破“边界”：例如把九个点切成三列，再重新排成一条连续的直线。
第五章 为什么我们会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动机和情绪
感情不仅给我们的经历增添了色彩，而且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情绪背景，感情是为目的服务的。感情促进了行动，我们常常用当时的感情来解释行动：我敲了桌子是因为我生气，避免说话是因为我紧张，或者，给自己找了杯饮料是因为我渴了。动机（饥、渴、性）决定了我努力的目标，而情绪（高兴、沮丧、绝望）则反映了我在过程中所体验的感情。然而，在心理学教科书里，动机和情绪常常被归在一起，若不做解释，这种并列可能会显得挺神秘。除了都能被你“感觉到”这一点之外，愤怒和口渴到底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它们之所以受到同样对待，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能驱使我们行动。我们谈到它们时，就好像它们是我们体内的力量，在这样或那样地推着我们。这股力量在不断地变化，并不一定总是可理解的或合乎逻辑的，但它们又不独立于其他心理因素而存在。它们都影响着之前所描述过的过程（知觉、注意、学习、记忆、思维、推理和沟通），也受到这些过程的影响。心理学家的问题之一就是搞清楚这些过程和感情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此来说明为什么我们会做我们所做的事情。
情绪组织我们的活动。情绪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做好工作、一顿美餐、摆脱了一切麻烦事；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又一次争论或增加税收。情绪带着倾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情绪可以起到动机的作用；一个伤心或害怕的孩子会寻求舒适和安全，或大哭起来求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寻求接近他们所爱的人。于是，光有逻辑是不够的。想象一下，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你试着决定做什么工作，信任什么人——甚至和谁结婚。人头脑里一切复杂的精神装备都已经发育成熟了，因此，当精神装备运转正常时，它会帮助我们得到想要的东西，避开不想要的东西。动机和情绪是精神机器的动员装置——它们是油缸里的燃料，而我们行为的方式（是采取行动还是不采取行动）则是感情同装备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的结果。
动机：推动与刺激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动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刺激，它促进行动趋向由心理或社会因素提供的期望目标；该目标给出了行为的目的和方向”。按心理学的说法，正如乔治·米勒所说的，动机是“能克服我们的懒惰、促使我们（无论是急迫地还是不太情愿地）行动的所有推动与刺激——不论是生理的、社会的还是心理的”。行动背后的动机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饥饿是生理的动机，接受是社会的动机，好奇则是心理的动机。因此，动机是复杂的。例如，饥饿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空空的肚皮和新烤好面包的香味——决定的。我饿了就会去找食物，越饿找得越起劲，越愿意多花时间去找。饥饿决定了行为的方向、强度和持久度，但它并不决定吃这一行为所包含的一切。我也可能会在心痛而不是肚子痛的时候去找东西吃，或者仅仅因为我有一进家门就想吃东西的习惯。
心理学家用一种明晰的方式把动机分了类。初级动机帮我们满足基本需要，如食品、饮料、温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