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6]
新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谋求解除条约，但外国列强一次又一次地使之无果而终，列强坚称，除非日本的法制和政治体制能够为他们的权利提供充分“现代的”保护，否则他们不会放弃已有的特权。在此，“现代的”与“文明的”被当作同一个词来使用。最终，历经暴动、示威和日本的大规模改革，条约至1890年代始获重新谈判。那时日本有了本国通货、国家税制、两院制立法机关，以及一部成文宪法。尽管程度有限，但宪法保护着日本人的权利和义务，并开启了法治。此外，在“帝国的年代”，日本作为初生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心已是昭然：新政权1869年殖民同化北方岛屿北海道，1879年殖民同化南方王国冲绳；早在1873年，日本就计划侵略朝鲜；至1895年，日本已经在其第一场重要的现代战争中凭借新式现代化军事力量击败了庞大的邻国——中国，侵占了台湾。换言之，至1890年代，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开始表现为第一个现代化的亚洲国家。
总而言之，紧随维新而来的改革受到日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推动。加于新政权的强大外部压力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令明治时期的国家形成规划有别于早先德川时期的民族形成规划；西方全球化的所谓“第二阶段”携带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全部力量，势力与威胁不可阻挡。一方面是现代日本同自身历史和传统的不稳定关系，另一方面是它同现代性和西方的不稳定关系，这两方面是这段时期的关键特征。在许多方面，日本在这一时期企图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想要在面临西方工业扩张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现代性。
明治国家的象征符号改革
在明治时期的大部分时候，尤其是在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前，一批政界元老指导着政治事务，他们来自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这四个有实力的藩。这一批人在维新中坚定地支持皇室，因而享有接触皇室的特权，后被称为萨长集团，有时也被称为元老（genrò）。权力有效地集中在相对较小的外样大名集团手中，这显示了日本国内势力均衡的根本变化，并在一些地方遭到了严重抵触。其中之一是会津藩，在维新已获正式宣告后的几个月内，德川幕府的效忠者仍然在会津同新的帝国军队作战。
会津事件早早显示，尽管维新具有帝国主义本质，明治政权仍会面临一些合法性的残余问题。因此，明治天皇在东京设立了一座新的、国家性的神社，也就是东京招魂社（Tokyo shôkon-sha），这座神社将为所有在日本帝国的名下战死的士兵提供官方纳神（kami）所。日光的神社由德川建立，旨在解除伊势的皇室神宫具有的特权，并为全国性崇祀提供新的中心，是为国家建设的象征符号化——东京招魂社的设立也如出一辙。通过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符号来令新政权合法化，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特征。
1879年，明治的新神社被更名为靖国神社（Yasukuni jinja，这一名称被沿用至今），它将成为新兴的国家神道教的中心建筑；新政权鼓励国家神道教，将其作为令天皇制下的维新合法化的手段。会津及其他支持德川的军队在靖国神社内未获神龛，意味着他们是天皇和国家的敌人（至今对这种指控仍存争议），这对新日本的象征符号化颇为重要。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实际是在1965年），靖国神社内才设立了一座新的镇灵社（chinreisha），为那些自1853年起在日本内战中死去的人招魂。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进行的努力，旨在协助为战后社会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镇灵社崇祀的神中，最著名的要数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他们是来自肥前和萨摩的近乎传奇的武士；他们认为明治政府背叛了真正的日本精神，便各自领导了反明治政府的佐贺之乱（1874年）和西南战争（1877年），虽然他们曾为建立明治政府出力甚多。他们实践武士的传统——自杀以免被捕。
换言之，对明治政权理念和政策的异议不仅在原谱代大名中间徘徊，而且在新得势的萨摩、长州（1876年发生过叛乱）诸藩以及其他地方滋生。在当代，镇灵社同神社内的其余地块相隔离，并被保卫起来，因为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威胁要炸毁镇灵社，认为它是对国家的冒犯。
图4 西乡隆盛遛狗的雕像，位于东京上野公园
靖国神社是现代日本最具争议性的机构之一。在20世纪下半叶，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在东亚引发抗议，因为靖国神社现在还供奉着太平洋战争中在天皇名下战死的士兵。一些批评者认为，参拜意味着当代日本未能就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早期帝国军队在亚洲的侵略作出恰当的忏悔；另一些人认为，参拜事实上对为帝国战死者而言是一种不敬，因为镇灵社是在表彰日本国内的“国家之敌”，甚至还表彰在抗击日本帝国的战斗中死去的外国士兵（尽管其神龛不为人所见、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评论者放言，说参拜只是一种尊重现代日本历史的表现。争论至今未见缓和的迹象。
明治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法律改革
1868年天皇名下的《五条誓文》对新政权提出了许多要求。“求知识于世界”，以使日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强国，也许是其中最易实践的一条指令。这样一条命令对新政权有两点重大的暗示：第一是戏剧性地废弃了作为德川政权典型特征的锁国国策；第二是影响深远地削弱了在此前的三个世纪中占据教育特权的新儒学意识形态。
实际上，日本在锁国时期并未完全与世隔绝，幕府自身也曾向美国（1860年）和欧洲（1862年，1863年）派遣过使节，但1871至1873年外访的岩仓使节团，也许才是对开国政令最著名、最重要的回应。岩仓使节团由华族[2] 岩仓具视领衔，长州出身的政治家木户孝允及同为长州出身、后成为日本首任首相的伊藤博文等一批元老均支持岩仓。在两年时间里，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国和欧洲，在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荷兰、俄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使节团负有双重使命，第一是尝试就不平等条约同美国及欧洲列强展开重新谈判；第二是网罗科学、技术、医药方面的知识以帮助日本“追赶”现代列强，同时还学习现代经济、政治及法律体系。实际上，上述两个目标最终纠结在一起，因为至日本成功实现现代化之前，西方国家一概拒绝重新谈判条约。
使节团回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渴求欧洲的知识，初具雏形的市民社会为有关社会、文化及政治事务的话语提供了公共空间。在1870年代早期，日本迎来了第一批现代报纸的出版，以1871年《横滨每日新闻》问世为肇始，《东京日日新闻》（今天的《每日新闻》的前身）紧随而至。进步的《朝日新闻》也在这一时期（1879年创办于大阪）面世。同时，出版业在日本城市中售卖西方书籍、随笔集和译本，开始繁荣。这为西方哲学和文学提供了进入日本文化的通道，知识分子迅速捕捉到了这些被引进的文化的重要性和潜力。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明六社（成立于明治六年）的进步知识分子重要团体。团体的创始人包括一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如森有礼、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和西周。这一团体后被认为是所谓日本启蒙运动的先驱，因为团体接纳了为西方现代性奠基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观念，发行了一份有影响的杂志——《明六杂志》。这份刊物讨论了当时最为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民选议会的优点、政教分离的重要性和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此外，刊物还论及其他“现代”话题，例如经济政策和欧洲化学界、物理界的革新。
明六社中有各界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但其中最重要的或许还是“启蒙者”福泽谕吉，他曾作为幕府考察团成员在1860年访问美国，在1862年又访问了欧洲。福泽从欧洲回到日本后，因他的畅销书《西洋事情》（1867—1870）而成名；该书共有十卷，福泽在书中展示了西方现代性的成果。不久之后，福泽忧虑日本在现代世界的生存，便写了系列著作《劝学篇》（1872—1876），在书中呼吁日本抛弃传统的（儒家的）求知方法和社会组织结构。他批判了世袭和迷信的信条，强烈要求在社会中实现机会均等，认为应当根据人（无论其出身背景如何）的贡献，尤其应根据人的学业成就确立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福泽的确是一位教育先驱，他在1858年创立了庆应义塾，用“西方”知识训练青年；这所学校是庆应义塾大学——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至今仍享有极高声誉——的前身。
福泽谕吉及其他“启蒙者”都是明治时期进步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运动以“文明开化”（bunmei kaika）为口号，而这一口号本身则从一开始就将欧洲模式的理性启蒙观念（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宣称负有形形色色的“文明教化使命”，理性启蒙观念位于这些国家的核心）等同于实现文明开化。口号之下的基本理念是日本必须“追赶”西方，以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生存。在许多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看来，“弱肉强食”（jakuniku kyôshoku）的思路支配着国际体系的逻辑。福泽及其他人从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里得到了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该理念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驱使日本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并最终将日本引向了帝国主义。
福泽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传统，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他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也有助于打破传统的、中国中心的地区秩序视角（在此视角中，孤立的日本被置于边缘），并且提供了条件，令日本可能超越中国乃至可能超越西方国家的实力和地位。如果斯宾塞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欧洲就只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这就意味着日本将来可以更先进、更文明。在福泽及其后数十年间的一些人看来，超越西方的关键在于日本吸收“西方科技”但保留自身“东方精神”（和魂洋才）的能力。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1930年代和1940年代对“超克现代性”、实际上也是对“超克西方”的吁求，源头便是上述逻辑。
由于教育质量的提升、识字率的提高、印刷发行量的增长，这些新的、现代的观念给日本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在发展中的城市中心尤其如此。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政治组织在城市和乡村社区形成并迅速增多。这些群体的成员一开始主要是武士，后逐渐有了多样化的人员构成。至1881年，日本有了第一个全国性政党——自由党。紧接着，改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