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18]
后记：21世纪的日本
未来存乎于内：一场精神革命
新千年之交是全世界许多国家，也是日本思索的契机。日本在20世纪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变动剧烈的崛起过程，成为世界舞台上主要的现代国家。然而针对民意的调查和专业层面的思索却丝毫未显示乐观氛围。上一个百年见证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工业的发展、巨大但注定失败的区域性帝国、毁坏以及之后奇迹般的经济成就，但新千年面临的最大阴影却是1990年代——所谓“失落的十年”投下的。日本在1980年代到达信心的顶点，萌生了后工业的科技乌托邦设想，但事实上，日本根本未能成为这样的乌托邦，它似乎深受焦虑和不安全感折磨，全为它的认同及在世界上的位置。许多公众调查显示，幸福感和满足度处于低位，日本的自杀率在世界上也位于前列。
然而，尽管1990年代存有焦虑和不确定性，21世纪的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富裕舒适的社会之一。尽管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日本现已次于美国和中国、居于第三，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约4.5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 经过十年停滞，日本经济在2003年重又开始增长。
于是，在千年之交，回顾过去与关注未来同等重要。在小渊惠三任首相期间，日本政府设立了“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自感需要找到办法来防止（或者说逃脱）日本显而易见的衰落。恳谈会吸纳了各行各业的人士，成员有宇航员，也有剧作家，但显眼的却是政府部门官僚的缺席。实际上，政府及其机构的公信力在1990年代就已折损大半：经济泡沫破裂、日本雇佣制度的“神圣宝藏”（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走向崩溃、磕磕绊绊又低效无能的国际角色，以及众多腐败丑闻和派系斗争的揭露，已经完全摧毁了政治精英永无过失的形象。许多人首先要求政府自身进行改革。
恳谈会最终在2000年1月提交了一份报告书，题为“日本的未来存乎于内：以自立和共治构筑新世纪”[2] 。报告书中提出的建议涵盖面广、意义深远，触发了一段时期内关于日本社会状况及其抱负的集中讨论——至今仍未画上句号。
恳谈会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即“追赶”心理使得日本社会及其道德观变得僵化，因此当日本的生活水准实际上超越了所谓“西方”的生活水平时，它就失去了目标。恳谈会认为，日本现在必须赋予自身一个自立的角色，不遵照西方（尤其不遵照美国）那一套，而是通过强化它与东亚之间的文化和社会纽带，并且支持地区内多边组织的发展。在公共话语中，这一“回归亚洲”的设想强而有力（同时具有争议性），许多评论人士将它同日本通过穿越而后超越“西化”外在特征来“超克现代性”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隐隐在说，日本应该通过自身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去博取他人的亲近，而不是去依赖自身对西方人的模仿能力。日本应当主张它自己的现代性。既然存在“美国梦”，那么也应该有一个独特的“日本梦”。
然而，2000年的这份报告不仅仅是在呼吁文化自信和渐增的爱国主义，它也在批评战后日本内省的趋势。所谓的“日本人论”文学试图把日本确立为独特的、排他的、均质的政体，对此，恳谈会认为，日本社会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它的理想应当是平等主义而非均质化：日本人民应当平等，但不应以牺牲独创、创新和个人才能为代价。该会严肃地批评了严格的教育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过度均一”，因此只得到仆役般的劳动力而非起到先驱作用的人才，结果有损经济和文化实力。这一观点获得公众和教育界的大力支持，但恳谈会的建议——将学校的义务教育缩减为每周三天（以便学生把余下的时间专用在创造性的个人活动上）——并未得到太多重视。
最后，恳谈会还批评了他们眼中日本社会的排他性。其背景是依然存在的对于各个少数族群（尤其是韩国移民，但也包括东南亚和南美的移民）、原住民（例如阿依努人、冲绳人）、社会少数群体（例如部落民）以及多种形式的针对妇女的偏见和歧视。除仍然严重的道德伦理问题之外，恳谈会也很清楚这一问题对于日本具有工具意义上的重要性：出生率迅速降低、人口寿命很长（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将近82岁，居世界首位），再加上几近于零的净迁移率[3] ，导致日本社会面临老龄化的危险——人口中约有15%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事实上，日本的人口金字塔经历了反转：2005年，日本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恰好相同；2007年，日本人口实际上遭遇了二战以来的第一次萎缩（降至约127435000人）。在21世纪的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可能会是对经济和社会繁荣的最大威胁。
恳谈会据此认为，日本需要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并且应该更“平等地”雇佣各个已经在日的少数群体。这将需要在法律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且后者或许更为重要。
当然，要令日本对移民更具吸引力，至少部分还得取决于社会对于重塑日本认同的努力能否成功。报告书认为，日本在21世纪的第一要务应是开启一场精神革命，暗示“失落的”1990年代是通向“战后第二时期”的必经之路。然而，恳谈会也认识到一些或可采取的、相当实际的措施：该会认为日语本身就是日本国际化的潜在障碍，应当把英语作为官方第二公用语，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令世界更易亲近日本。
日出之地
在公元第三个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为了从衰落中自救，日本作了多种尝试，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虽然并非全部依照2000年恳谈会建议的方式。
政治体系在2001年对其自身进行重构，精简部门、降低各部门的权限，权力更多地集中到首相个人手中。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至2006年间担任首相，是新体系的首个受益者。小泉试图利用首相一职新增的权力，去克制执政的自民党政治的特征——派系斗争；他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两方面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他对逐渐复苏的日本经济——新的国家自信的肇始——实行监管，还命令自卫队支援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发起的所谓反恐战争。日本的《反恐特别措施法》赋予自卫队在日本境外进行调遣的自由，尺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不安全感长期存在的时代，小泉迎合了公众对新的日本认同的需求，作为首相或许给人留下了极其“鹰派”、极其自信的印象。举例来说，他是战后首位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阵亡军人招魂）的日本首相，且在访客名册上记名作“小泉纯一郎，日本首相”。这激怒了日本的邻国，立即招致强烈的抗议，但小泉不愿道歉，坚称“爱国心”是所有国体皆有的、健康正常的一部分。
事实上，小泉经过深思熟虑，作了一种创造性的尝试，即在安抚地区内的愤恨和培养国家自信之间走起了钢丝：他除了参拜靖国神社，还呼吁把防卫厅改制为机能全面的防卫省，推动自卫队同美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合作，极力主张学校更多地教授“爱国心”；然而他同时也试图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造成的后果作出官方道歉，以巩固日本同亚洲各国的关系。
1990年代的讨论之后，小泉在许多方面强力将日本推向国际“正常国家”的方向。然而，如此强硬的立场既为小泉带来了支持者，又替他制造了国内及海外的众多敌人；他忽而是日本战后最有人气的首相，忽而又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位。小泉改革的成效尚未得到恰当的解读，但他的继任者安倍晋三继续推行了小泉计划中的某些方针。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倍监督防卫省的创制和2006年12月《教育基本法》的修订，修订后的《教育基本法》要求学校为“爱国心”安排更多课时，要求唱国歌、升国旗。他还呼吁修改宪法第九条。
然而，与小泉不同，安倍未能成为广受欢迎的首相，并在 2007年秋突然辞职。这显示了一个事实，即日本社会对上述国家认同议题——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军事介入问题——仍然抱有深深的矛盾感。举例而言，2008年10月，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要撤换时任防卫省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将军，因为后者撰有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应该认识到，许多亚洲国家对大东亚战争持积极看法……指责我国是侵略国家肯定是错误的。”防卫大臣浜田作了公开声明，称田母神将军未能把握政府立场，因而该被撤换。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见证了其他许多改革。在教育领域，不仅基础教育体系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为回应老龄化社会和所谓的“创造性缺欠”问题，大学体系也历经了转变。公立大学的地位和拨款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旨在增加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鼓励研究工作的创造性。此外，主要的私立大学，例如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公布了“面向21世纪”的新使命声明，宣布将在大学的智识责任和企业责任方面发展更为国际化的意识。
尽管如此，精英大学作为培养国家未来领袖的训练场，仍然保留着它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些大学就读原则上仍然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众所周知，由于申请人数众多，一流大学得在体育场举办入学考试。然而，原则与实践常常背离：能否成功通过要求越来越高的入学考试，越来越取决于父母的经济能力，即是否能在晚上、周末和“学校放假”期间把孩子送入专门的义塾（补习班）就读。于是，精英理想被社会现实打破——日本社会不似表面上那般均质：在小泉实行经济改革后，收入差距（在这个9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家）显著增大——实际上，缓解上述问题已成为主要反对党，即民主党施政纲领的一部分。少数族裔、社会少数群体及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进入大学体系的比例严重不足。
教育体系的精英色彩不改，雇佣模式却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高增长时期已成明日黄花，雇主渐渐失去了承诺“终身雇佣制”的意愿，这意味着雇员忠诚的根基不复存在。于是年轻一辈的雇员如今更可能在对工作不满的时候改换门庭，而不是停留在延迟满足的希冀之中。这样，就业市场就变得更具流动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