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15]
事实上，人们的总体反应似乎是不理解。据说三岛的朋友和赞助人、首相佐藤荣作表示，他认为三岛精神错乱了。三岛至今仍是饱受争议的人物。不过，存在于川端（他也在数年后自杀）和三岛之间的文化空间，揭示了整个1960至1970年代日本认同危机的维度。在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创生过程中，两人都呼吁回归传统日本价值，但他们未能就价值的内容达成一致。
泛着泡沫步入后现代
日本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世界各地激起了一系列反应。1973年和1978年的石油危机引起滞胀、衰退和失业，各国因此步履维艰，日本经济却在整个1980年代保持着年均5%的增长率——它综合各种手段，包括增加其所谓“二元经济”的弹性、产业结构调整（减少重工业比重）、能源多样化、创造性的离岸外包生产，借此扛过了1970年代。1980年代末，东京证券市场的市值占全世界市值的40%；日本地价高得离谱（有一个时期，东京比整个加拿大还贵）。一种极端将日本看作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全球化怪兽，认为它企图锻造一个巨大的战后帝国，只是把“共荣圈”的子弹换成了日元：“排日风潮”成了美国司空见惯的现象。另一种极端则把日本当成一个神秘的、令人振奋的经济发展模范；一系列民粹主义书籍问世，宣称会揭示日本工作伦理、儒家组织结构、武士道精神同商业成功之间的隐秘联系。“工薪阶层武士”的形象被生造出来，引得全世界众声喧哗。
与此同时，尽管日本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据称已成均一的中产阶级，拥有共通的生活目标、享有利用日本这一富裕国家的资源的平等权利，但日本社会在进入1980和1990年代之后，仍然对它在世界上的位置不甚确定。“日本人论”研究急速增长，日本人阅读了数百部试图从伦理、心理、社会学和宗教的角度阐释日本人民独特性的专著。新的一代人被称作“新人类”（shin jinrui）。他们为日本的富裕而感到自信和自豪，却对上一代人经历的艰辛一无所知，满足于财富。银行随随便便就放贷，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名大阪妇女仅为小型连锁餐馆经营就从日本兴业银行获贷20亿美元，后来因为听从灵媒的财务意见，她的钱在股市里泡了汤。最终证实，她在餐馆的所有权契据上造了假。商界和政界的腐败似在增多，1985年是洛克希德事件[11] ，1988年又是利库路特案[12] ，在这些闹剧上演之后，人民不再信任他们的政治家。丑闻引起的反响后来致使自民党政权在1993年短暂失势，这在该党1955年建党之后尚属首次。
日本公民中的“新人类”并不满足于将自己的人生静静地、无私地贡献给日本的经济成长，这一代人抱怨长时间的工作、抱怨没有时间享受日本的富裕成果。过劳死（karôshi）成了常用词，为了防止因工作而过度劳累的人崩溃或自杀，甚至还设立了紧急热线。与此同时，上一代人抱怨“新人类”失去了所有的社会意识和纪律，正是社会意识和纪律塑造了上一代人的战后认同。
新人类不再接受“终身雇佣制”的安排、不再向一个公司奉献，其中的自由职业者逐渐增多，他们从一批雇主那里寻求可自主支配时间的工作，便于旅游、便于让工作适应其他生活需求。强调休闲、强调不依存于工作的认同形成方式，这体现在各种“小众”或亚文化的创生上——办公室女性和大学女生接纳了新形式的“现代女孩”概念，界定了一种以泛滥的消费主义为内容的亚文化，通过名牌手袋、欧洲鞋款和风尚发型来建立其认同。1990年代，这一潮流开始搭上援助交际（enjo kôsai）（有偿约会），即年轻女孩（一般还在上学的年龄）与年长的男性约会，男性向这些女孩报以最新的消费品。然而大体上，“现代女孩”是一种休闲时间的认同——在工作场所或学校，同一个“现代女孩”会身着制服、表现完美。一些作家——例如吉本芭娜娜，她的名字在日语和英语中都是刻意搞笑——在其作品中捕捉到了这种亚文化及其道德实验。
“现代女孩”之外还有其他亚文化，例如代表性的“御宅族”（otaku）：通常是指着迷于某项主题——常常是电子游戏、动画、漫画这类“不合群”的活动——的年轻人。“御宅族”会收集大量某个主题的作品，还可能花上整个周末“cosplay”（真人扮演）他们喜爱的角色。
这些新消费主义亚文化的发展触发的反应被一些人称作“御宅族恐慌”。尽管有证据表明，“现代女孩”和“御宅族”仍然胜任工作、仍然比地球上几乎所有其他社会（除了韩国）的人工作更长时间，评论人士还是认为，这些“小众”显示了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空洞化”。老一辈害怕他们的国家出现道德和文化的崩溃。一股保守的潮流要求保存更传统的日本，强调人们应该走出蔓延的城市中心，走访仍未因战后繁荣发生过多改变的农村地区，由此“发现日本”。这种围绕乡村的怀旧情绪和浪漫色彩与日本国内旅游业的切实增长相伴相生。
然而，在一些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例如吉本隆明（吉本芭娜娜之父）看来，这种社会运动显示日本社会正在穿出现代性、进入后现代的状况，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再是社会物质欲望的奴隶，而是享有为自己定义生活意义的自由。后现代日本关乎个体，丝毫无关日本。
世界知名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作品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他重要的两部曲——《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为1980年代画上了句号。这些后现代畅销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是个性始终被体制本身的均质化需求摧毁。例如，书名中的“羊”是一种不祥的存在，它像是超自然的寄生虫，栖息在人们的思想之中，逐渐剔除宿主的个性，代之以它自己的意志；宿主享受着这种寄生关系带来的权力感和安逸感，尤其是对他？她的行为不再有任何责任感。书中的羊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是对村上及其他人在日本感知到的总体国家文化的批评。所有被寄宿的人物在某时某刻都必须作出抉择——是向羊投降、交出他们仅存的个性，还是与羊作斗争、将其逐出。那些选择了后者的人成了悲剧人物，他们或发疯或自杀，而羊只是转移到了下一个宿主身上。有一种解说认为，1980和1990年代的“小众”似乎是在与羊作斗争。另一种看法则是，羊不是指保守的日本文化，而是商业主义本身，这样，“小众”就如其他人一样被羊支配。人们无处可逃。
图14 东京新宿的霓虹灯光
1989年泡沫经济崩溃、昭和天皇死去，在此之后，绝望情绪成了1990年代所谓“失落的十年”的特征。过于自信的经济不自然地膨胀，股市因无法承受而崩盘，日本的文化自信也受到了挫伤。尽管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它仍在与几乎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系中保有贸易顺差，社会对于羊和政治家（在1980年代的腐败案中就已遭到质疑）的信任却已被打破。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面临空前的国际压力，须在世界事务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扮演更具主导性的角色——日本在应对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犹疑不决（且仅作出了财政上的回应），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日本还是没能确立清晰连贯的战后认同。
1990年代中期，一连串危机触发了围绕日本认同和角色的更深层次反省。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日本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如果说这一问题在海湾战争期间浮出水面，那么1995年三个美国军人绑架并强奸了一名12岁的冲绳少女，则使上述问题成了切肤之痛。如今日本已凭自身努力成为了强大的国家，关于缘何仍应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保留军事基地的争论由来已久，冲绳的事件重启了争论。事件发生当年，一批修正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企图使日本人为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的野心和行径自豪，以此修正社会对20世纪日本历史的认知。在一些人，例如在颇有市场的作家和批评家加藤典洋看来，日本对待其过去及其认同的方式近乎病态：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社会病了，如同受虐狂和精神分裂者，因此需要坦诚地讨论什么才是日本真正的认同。
不过，同年的另两场危机震动日本更甚。1995年1月袭击神户的阪神大地震规模巨大，致6000人死亡，令30万座住宅成为废墟。3月20日，邪教团体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内发动臭名昭著的沙林毒气袭击，致12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面前，日本人民惊呆了，而政府效率低下的反应进一步损毁了公众对于当局的信心。村上春树在他的两部篇幅较短的书中试图对这些事件的疯狂作出解释。他在《神的孩子全跳舞》中有一组短篇，讨论了导致地震发生的可能原因：地震是不是“末日”的自然灾难，来惩罚日本在1980年代的享乐风潮？它是不是因道德败坏而致——因一位受丈夫欺骗的已婚女性心中的妒忌而致？又或地震的发生是因为城市地下一条巨虫的醒转，这条虫在过去数十年中都为贪婪和憎恨哺育？
在《地下》（他的第一部纪实作品）中，就如何解释奥姆真理教现象、如何据以理解社会中其余人的悲痛，村上提出了问题。他认为，当代日本存在一种哲学上的、精神上的巨大鸿沟，那些对此存疑的人没有认真思索过1995年3月20日的真正意义：
现实就是，在日本社会的主体系之下，并不存在分体系，不存在安全网，无法捕捉到那些钻空子的人。这一现实并未因为此意外事件而改变。我们的社会中有一道根本的鸿沟，一种黑洞，无论我们如何彻底地消灭奥姆真理教这一邪教团体，将来肯定还会形成类似的组织，带来相似的灾难。
奥姆真理教想要控制东京（接着控制世界），以根除西方物欲价值观——现代性——导致的精神败坏。新世界要由精神上有天赋的人（而不是物质上富裕的人）来领导，这些人会像角色扮演游戏“龙与地下城”中的角色一样排座次。其中最有能量的一个宣称是他令阪神大地震发生。最让日本社会震惊的一点是，奥姆真理教的成员并不仅仅是那些不合群的“御宅族”或未受教育的人，实际上其中有许多有才能的科学家和商界领袖。为什么如此卓越有才的人会加入这样的团体？
在村上春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日本未能向它的人民提供明晰的认同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在21世纪之交，奥姆真理教就像是国中之国：这个“支国”俘获了幻想破灭者的想象——它是另一个现时（社会曾担心“御宅族”会生活其间的那种现时），被指望消除真实现时中的苦痛。
1997年6月，村上的判断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