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1]
就在世界格局骤变、拉丁美洲大陆的集体创作逐渐成形的同时，在各国政府的催发下，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文学，出现了一批有本土特色的知名作家。各国取得独立后普遍采用中央集权模式，作家和知识分子往往身兼国家公职，职务从显赫的外交官到普通的教师或政府官员。相较而言，大国文学更为繁荣，尤其是殖民时期总督府所在区域（墨西哥、秘鲁、拉普拉塔河流域）；哥伦比亚、智利和古巴亦拥有优渥的文学土壤（古巴文学的繁荣源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首都哈瓦那为一年两度西班牙舰队驶回本土的重要港口）。但是，国土面积或旧时的战略地位，绝非本土文学大家产生的唯一条件。1867年，鲁文·达里奥在小国尼加拉瓜出生，后成为继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1—1536）之后西班牙语诗界最具影响力的诗人。
由这群聚首巴黎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引发的另一股风潮，是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艺术家开始拥向法国首都，并随时将他们的文学与艺术思潮从那里推向世界。选择遥远的巴黎作为据点，与拉丁美洲天然的政治地理情况有关：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19个大大小小的国家，缺乏一个具有号召力和辐射力的核心大都市——像纽约之于美国人，伦敦之于英国人那样。除却地理因素的限制外，在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巴黎象征着挣脱出西班牙传统的自由，它拥有西班牙所不具备的、无与伦比的世界主义精神。因此，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纷纷被吸引至此，名作家中鲜有人不懂法语——这一传统甚至延续至今。
除了大陆一体意识、世界主义倾向外，拉丁美洲文学还形成了一种使自己区别于美国文学的独特创作风格。19和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一直被笼罩在美国文学的阴影之下，但拉丁美洲文学最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美国文学更倾向于表现城镇生活，而拉丁美洲文学常常通过作品来歌颂乡村图景和自然风光。在拉丁美洲文学作品中，自然界以丛林或广袤的平原的形象出现，是一种诱人的、险恶的力量，守护着个人和集体身份中的隐秘；鲜有拉丁美洲作家将其展现为田园诗般的风貌。
拉丁美洲作家在巴黎掀起的第三股风潮，是以文学刊物为核心阵地，推广他们一致认可的哲学和美学观点。可以说，现代拉丁美洲文学史，就是伴随这些刊物在美洲大陆的传播而发祥的。首本刊物的创刊地不在巴黎，而是由委内瑞拉作家安德烈斯·贝略在流亡伦敦时发行，名为《美洲文荟》（1826—1827）。但这本刊物的创办仅是一项个人的创举。紧接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方》、哈瓦那的《起源》、墨西哥城的《当代人》和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探路人》等，纷纷创刊。时至今日，文学刊物仍有多种，墨西哥的《自由写作》便是一例。这些刊物多由作家个人发起，但其中也有官方支持的，如哈瓦那的《美洲人之家》便是由卡斯特罗共产主义政府出版的官方文学刊物，用于文化宣传。
另一股基于巴黎的19世纪拉丁美洲文坛的重要风潮，是作家们试图以殖民地文学为起点，展开一场追本溯源的“寻根运动”。怀抱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他们试图从故土的文学创作中找到引领新叙事传统的本源，就像欧洲文学在“本土史诗”（《熙德之歌》、《罗兰之歌》、《尼伯龙人之歌》和《贝奥武夫》）中寻到的一样。考虑到殖民地文学创作于西班牙统治时期，作者多为西班牙人，“寻根”对于拉丁美洲而言确属不易。作家们想出的对策，是强调发现和征服美洲时所创作的纪事文学中，日后成为拉丁美洲的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迹，这些文字被赋予了史诗般的意义。他们同时指出，“印第安式”巴洛克风格（一股席卷17世纪新大陆的艺术风潮）的诗人和艺术家恰恰将自己美洲人的身份视作巴洛克风格的精髓。这些殖民时期的经历多次被写入小说，使读者对这一时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同北美作家一样，这些拉丁美洲叙事传统的奠基人怀有展现这个新世界原始生命力的伟大抱负——时至今日，众多拉丁美洲作家依然将此视为写作的原点。在后来的发展中，对西方历史完全陌生的美洲作家身上继续体现出了这一点——无论是原住民还是非洲后裔，因为他们的祖先都不具有欧洲血统。这种对本土文化的孜孜以求，以各种方式一路延续至今，尽管事实上拉丁美洲文学写作所使用的语言来自西方，文学体例也是完全西式的。沃尔特·惠特曼的诗作既是个人心灵发展的史诗，也是美国民族发展的史诗，他所倡导的勇于探索新世界的精神，同样反映在拉丁美洲文学的作品（如聂鲁达的诗歌和马尔克斯的小说）中。对于拉丁美洲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根植于欧洲体系，另一方面试图创立新传统——博尔赫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西方传统视为本源却并不奉为圭臬，通过自由的书写，在交锋与融合中进行重塑。这一讨论在拉丁美洲也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文人们不断就国家和拉丁美洲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展开论述，不同国籍的作家往往能够给出不同的见解。
那么，拉丁美洲究竟是什么，又为何如此得名？我们得从殖民时期说起。西班牙帝国凭借侵略扩张的三件法宝（西班牙语、罗马天主教会和法律），赋予了新大陆和而不同的一体性。这三者与殖民时期的教育范式等诸多体系一起，共同构成了拉丁美洲文化的核心，使它与西方牢牢联结。（在一些特定的文学作品如《漫歌》和《百年孤独》中，作家呈现出对拉丁美洲的整体性思考，摆脱了对西班牙帝国或罗马帝国以来天主教普救论的留恋。）各国的独立运动并未粉碎这一整体性，这也正是为什么拉丁美洲纵然有19个不同的西班牙语国家，却始终有一条拉丁美洲的文化脉络和思想及艺术的持续交流联结着拉丁美洲各国及其与西班牙的关系。
至于拉丁美洲的得名，则来自19世纪中叶在墨西哥登陆的一群法国殖民探险者。此时的墨西哥已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获得独立，而这群法国冒险家正欲鲸吞这块沃土。他们想到，法语和西班牙语同属拉丁语系，试图借此建立起一个可以抵御英语美洲（即美国）的联盟。当然，“拉丁美洲”的叫法在当时并不合理，不仅因为拉丁美洲生活着的大量人群并非欧洲后裔，也因为拉丁语系的发端遥不可及，且并不具有政治含义。类比来说，英语属于日耳曼语系，但没有人会想要称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为“日耳曼美洲人”。尽管这一命名方式充满漏洞，“拉丁美洲”依然作为西班牙帝国曾经统治过的这块土地的名称而被沿用下来（当然，也有关于“西语美洲”、“伊比利亚美洲”甚至“印第安美洲”的分歧和争论）。无论如何，现代意义上的“拉丁美洲”大致从“拉丁”这个词被赋予这片土地的时刻开始形成。因此，我们沿用此称呼并非全错，但也应始终认识到，没有哪个名称是能够完整囊括和定义这片土地、土地上的各个国家或民族群体的实质的。
那么，巴西呢？巴西文学是除美国文学外，美洲大陆第二大繁荣的文学，它与美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之间保持着大量断断续续的交流。但巴西文学自成一家，用一种与西班牙语同语系、同语族却不相同的语言进行创作——尽管的确是拉丁美洲文学的一脉重要分支，却并不能被简单划归在西语美洲文学的门类之下。
第二章 诗的步履：从浪漫主义到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从安德烈斯·贝略到鲁文·达里奥）
人类艺术感知力的细微提升，总是最先在诗歌中迸发光芒：19世纪初拉丁美洲文学创作的新风向，便最先体现在诗歌这一体裁中。最初表现出转变的诗人尚未脱离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这并不利于充分引介这一“新世界”；他们所采用的韵律格式和引喻手法承袭自古希腊和古罗马，依然与18世纪的欧洲诗歌（尤其是西班牙诗歌）一脉相承。
纵观19世纪，拉丁美洲的诗歌一直试图摆脱基于欧洲传统现实和思维模式的语言风格，找到某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一努力往往与争斗相关，首先是脱离西班牙的战争，然后是与各地区地理和人口特征相适应的国家和大陆政府形式的探索之争。
厄瓜多尔诗人何塞·华金·奥尔梅多（1790—1847）以创作赞颂独立战争的诗篇闻名。他最著名的诗作（定本出版于1826年）赞颂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及其在秘鲁胡宁区大败西班牙人的光荣事迹。这是一部史诗级的作品，名为《胡宁大捷：玻利瓦尔之歌》。全诗沿用新古典主义的创作手法，时间跨度从前哥伦布时期到胡宁战役，实可谓鸿篇巨制。
这首诗的创作受命于玻利瓦尔本人，附带的条件是“不出现他本人的事迹”——这自然是无法做到的。通过对罗马诗风（特别是维吉尔）的模仿，奥尔梅多聚焦于对解放者英勇形象的书写，他认为玻利瓦尔建立统一新大国“大哥伦比亚”（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的宏大构想，足以与《埃涅阿斯纪》中所歌颂的罗马的建立相媲美。战争的恢宏场面通过响亮的头韵和大量的拟声词得到展现，战争的崇高通过类比西方古典神话得到强化；很显然，作者试图将胡宁大捷这一美洲事件置于西方文明历史的核心位置。然而，迫于现实历史事件的压力，作家在创作中进行了一处最大胆的转折处理。
胡宁战役打响于1824年8月6日，由玻利瓦尔领军指挥。但实际上，真正将西班牙人彻底逐出南美洲大陆的决定性战役——阿亚库乔（秘鲁）战役，发生于同年的12月9日。后一场战役的领袖人物是年轻将领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而非玻利瓦尔），玻利瓦尔当时并不在场。这使奥尔梅多的创作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需要将玻利瓦尔塑造成一位绝对英雄；另一方面，歌颂胡宁大捷的诗篇已经完工，而新古典主义的传统要求时间与地点的完美统一。奥尔梅多采用了史诗常用的一种手法，让战士看见印加帝国最后一位统治者瓦伊纳·卡帕克的幻象并听见他的预言：即将到来的阿亚库乔之战，将是赶走西班牙入侵者的最后战役。这段对印加帝国统治者的描述，使奥尔梅多得以用大量笔墨记叙殖民时期的惨痛历史，痛斥西班牙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暴行（印第安人的保护者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被剔除在外）。此外，奥尔梅多还想象了一幅玻利瓦尔与印加帝国统治者共同置身天堂的画面。
玻利瓦尔将军是奥尔梅多的第一个批评者。这位解放者对印加帝国统治者的“植入”并不满意，认为对这位人物的冗长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