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犹太人与犹太教 [15]
重建派犹太教
重建派以莫迪凯·卡普兰（1881—1983）的哲学思想为基础，有1968年创办的重建派拉比神学院做后盾，主张按照当代思潮和社会状况重新评价犹太教，包括重新评价上帝、以色列和《托拉》等基本概念以及犹太会堂等宗教机构。重建派通过联谊会吸引人积极参与，开展工作。联谊会中，拉比只是广有智谋的个人，不是领导，所有决定都经一致同意才作出。这场运动伊始，妇女便被赋予平等的地位。自1968年以降，父母任何一方是犹太人，子女就被视为犹太人。重建派组织在美国和以色列以外的国家为数不多，其思想却对其他犹太教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八章 20世纪的犹太教
所有宗教在20世纪都受到了冲击。新的科学发现和历史批评不断对经文的真理性和“真实性”提出种种质疑，而这种情况在近代早期就出现了。西方政权日益世俗化，宗教的权威逐渐衰落。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受到重视的是，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和宗教，追求平等与普遍的人权；对正确教义的追求被视为既不重要，也无法企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个人有自由去走自己的路，甚至在性问题上也是如此。
大量民众放弃了有组织的宗教生活，一方面因为人们发现宗教在理性上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因为宗教无法满足情感的需要，最主要的是因为宗教的要求妨碍了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被视为基本的人权。
如果说西方基督教受到的影响最大，那么，西方的犹太教所受冲击不过稍稍次之，因为两者在滋养了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土地上，都建有自己的教堂。
同时，宗教又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超出了人文主义者一百年前的预料之外。甚至在苏联，七十年的无神论宣传与对宗教的嘲讽也没能根除人们的宗教情怀。犹太世界中，20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哈西德教派的死期即将到来，其他正统派犹太教也将紧步其后尘，然而，20世纪的后半叶，哈西德教派获得了复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他正统派社团，“重获新生”的犹太人发现了他们的宗教之根，“重归犹太教”运动也获得了能量。
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同样承受着来自知识、社会以及道德等方面的压力，也以类似的方式发出了回应。然而，全世界犹太人被卷入了20世纪两大事件的中心，这两大事件以独特的方式影响了他们。其一是纳粹大屠杀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创伤。1933至1944年间，中欧约六百万犹太人遭到侮辱和屠杀。其二是以色列建国。
本章将简要地回顾一下20世纪犹太教思想发展变化的四个方面。
犹太复国主义、宗教与以色列国
犹太复国主义，即以色列民回到以色列地的观点，很明显根植于《圣经》。在《圣经》中，一代代先知安慰被掳入巴比伦的犹太人，宣称他们会回到祖国。1937年，时值英国主持“国际联盟巴勒斯坦托管委员会”，大卫·本·古里安面对皮尔委员会宣读他的声明：“并非托管决议是我们的《圣经》，相反，《圣经》才是我们的托管决议。”大卫·本·古里安在1948年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
本·古里安虽然深爱《圣经》，却是一个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见前文）。论及政治意义上的现代犹太复国运动时，犹太教神学家们常常自相矛盾。有些神学家，比如雷夫·库克（亚伯拉罕·伊萨克·库克，1865—1935，近代巴勒斯坦第一位大拉比），就是犹太复国运动的缔造者；他们视现代以色列建国为《圣经》预言的实现，或者至少是已经开始实现。其他神学家，比如索特玛的哈西德教派，认为只有在救世主弥赛亚领导下建立一个国家，并依照“真正的”《托拉》的统治，才算是实现了《圣经》的预言；现代的以色列不符合这个标准。
以色列/巴勒斯坦
公元70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的政治史
《圣经》规定以色列国的疆域在约旦河两岸，但根本不可能确然无疑地划定该国的疆界。“巴勒斯坦”之名也是指约旦河两岸的区域。现代以色列只有《圣经》应许领土的约九分之一；其余的领土包括约旦、“被占领地区”（现在由巴勒斯坦自治）以及黎巴嫩与叙利亚的部分地区。
许多犹太人，包括世俗的犹太人，认为以色列建国就是实现了犹太人民的“民族”期望；数千年来他们处于少数地位，受寄居国主流社会排挤，在所居住的国家里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得不到完整的公民权，现在，他们觉得自己终于“回家”了，能在独立国家的正常限度内支配自己的命运了。对受迫害的犹太人而言，以色列就是安全的港湾；如果纳粹大屠杀期间已存在以色列国的话，他们就有乞援之处了。而且，以色列建国之后，犹太人可以摆脱少数群体身份所带来的阻挠和束缚，过上履践圣约的犹太生活。
在近二千年中，包括拉比犹太教的整个形成期在内，犹太人缺乏政治独立和政治权力，这样，犹太教神学家便不得不为“政教”关系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寻求答案，这些问题在之前并未在实际生活中出现过。
在当代的以色列，存在着许许多多激烈的论战。
在多大程度上敦促民众服从宗教准则才是正确的做法？民主选举出的立法机构在哪个层面上可以给宗教强制划下界限呢？
婚姻是应该继续由宗教法庭管辖，还是应该建立世俗的婚姻登记制度？
对于少数派，包括对自己的信念“持不同见解的人”在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什么？特别是，改革派和保守派拉比为什么不能像正统派拉比一样有权主持婚礼，或者（就此事而论）为什么不能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一样？
现状
以色列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是世俗的产物，继承自英国托管时期。以色列没有成文宪法，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四个因素为基础：
1.犹太教安息日及节庆日就是国家公共假日。
2.犹太教规定的“可食之物”即为公众习俗的标准。
3.个人事务（结婚、离婚以及继承的某些方面）服从拉比法庭的裁决。（非犹太人的个人事务由他们自己的宗教法庭或一般法庭管辖）
4.公立学校既开设世俗课程，也开设宗教课程。（同样，其他宗教社团也有自己的教育机构。）
1980年7月23日，以色列议会颁布法令，宣布：“只要法庭发现有待解决的问题无法援引法规或司法判例，并且无法以类推法裁决，就可以按照以色列自由、公正、平等与和睦共处的原则予以解决。”
对流产、医学试验和尸体解剖之类的问题，传统的犹太律法严加限制，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怎样与不同信仰的国家建立外部关系？
世间有“正义战争”之类的事吗？如果有，发动“正义战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纯洁武器”这个新概念就是讨论“正义战争”问题的结果，特别要求武装人员要甘冒奇险，避免伤害非战斗人员，尽量减轻敌方的伤亡。
一个国家应该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向其他国家输送武器或者提供救济呢？
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住在以色列吗？
以色列人，无论是否信仰犹太教，都将《圣经》和拉比文献当做以色列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世俗的和信教的以色列人拥有的这份共同遗产，不但没有消弭，反而强化了纷争的激烈性，因为他们的解读方式有天壤之别。态度悲观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军事防卫需要合作，宗教与世俗之间的争议就会撕裂这个国家；目前，结果尚不能确知，但无疑局势非常紧张。
反思纳粹大屠杀的神学
反思纳粹大屠杀的神学在197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流派，然而，犹太人对邪恶与苦难的态度以《圣经》内容为基础，这种态度一直是犹太神学永恒不变的主题。
“尊上帝之名为圣”原则规定，犹太人必须准备好殉教，不能同谋杀人，放荡淫逸，或崇拜偶像。值得一提的是，许许多多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的高压之下，仍然保持高尚的节操，遵照哈拉卡（宗教律法），拒绝与压迫者合作。他们用生命见证了上帝的存在，以及对上帝的忠诚。也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坚定；所有犹太人都是受害者，但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是殉道者。
埃弗拉伊姆·奥什里拉比在立陶宛隔都考纳斯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在考纳斯，人们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把这些问题以及自己的答复，写在暗地里从水泥袋上撕下的纸上，藏到食品罐中，战争过后又找了回来。文稿中说：“隔都的日常生活、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些拥挤的住处、裹在脚上的破布、身上的虱子、男女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每个问题的细节中……”
图13 这些犹太人可能被告知去“度假营地”；事实上，他们是去往史上最大的、最惨无人道的速杀死亡工厂。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人估计有二百万到四百万之多。其中约有二十万不是犹太人，包括波兰知识分子和爱国者；其余都是犹太人。
文稿中有这样的题目：“犹太人被迫撕碎《托拉》卷轴”、“为服苦役的犹太人读安息日《托拉》”、“为殉道者祈福”、“用洗礼证书自救”、“隔都的避孕用品”、“悔悟的囚犯头子”。下面简短的一问一答，表现了哈拉卡如何将宗教意义赋予受难者的生与死。
“我们这些考纳斯隔都里的犹太人……受德国人奴役；被迫劳作，夜以继日，不得喘息；饿得要死，得不到任何报酬。我们的仇敌德国人还下令把我们全部处死。我们都不能幸免。绝大多数人都得死掉。”那么，还有必要按照惯例在晨祷时诵读祷告词，感谢那个“没有让我们成为奴隶”的上帝吗？
奥什里答道：“祷告文最早的一个评注者指出，写这篇祷告文赞美上帝，不是因为上帝赐予我们身体的自由，而是因为上帝赐予我们精神的自由。因此，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以跳过或改变这种神恩。相反，尽管身陷囹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诵读神恩，向敌人表明，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是自由的。”
传统对苦难的解释令人信服，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负罪感，而且在于我们坚信有来生。这种信仰，不管是表现为肉体的复活、精神永生，还是表现为两者的某种结合，在正统派犹太教义中都是最重要的。有些犹太人，也许是受神秘哲学的影响，用转世的概念来解释清白无辜的人，比如孩子所经受的苦难。
有些人认为，纳粹大屠杀是上帝对以色列的公正审判，以色列对《托拉》圣约没有信仰，他们叛教、被异族文化同化、改革犹太教，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犹太人认为，这种言论对死者和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