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 [3]
第二章 情感主义
两个世纪以来，在探讨欧洲和北美文化史时，一切文学乃至一切艺术均被归并为两种模式，即“古典的”和“浪漫的”。这应归功于生活在耶拿的施莱格尔兄弟及其朋友，也应归功于斯塔尔夫人对德国作家所作的评论。当后世的人们在论战性的评论和文章中需要做出区分时，会经常重新审视卡莱尔1827年所谓的“极力主张的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的大论战”。例如，20世纪伊始，T.E.休姆和他的“意象派”圈子就摒弃了雨果和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作家消沉、空洞的浪漫主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主张干练、直白的“古典主义”风格。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界限被不断地划定，再划定——甚至连施莱格尔兄弟也不停地修正两者的定义——许多人对这两个包罗万象的术语的用处持怀疑态度，但这种二分法经久不衰。烟雾之多似乎预示着某处一定存在着真正的火焰，其火种就是两种文化风格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
当然，如果人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敢于大胆归纳，就不难看出这一差异。17、18世纪的欧洲文学精英们普遍认同下列规范：遵循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特别是拉丁语作家的写作形式和“规则”，以及他们创作中的清晰、专注和规范性；文学及一切艺术都应该是对生活的完美模仿，或者是“还原自然的产物”（亚历山大·蒲柏语），其目的在于通过净化悲怆的情感或嘲笑包括宗教“热情”在内的滑稽恶习来改善我们的品行；接受人类的局限性及秩序在艺术作品和社会中的必要性，尽管偶尔存有适度的期望，认为规范和理性可以扩大它们的领域。当启蒙运动将其近期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方面的成就，特别是艾萨克·牛顿爵士取得的成就，扩大至包括宗教、社会和心理学在内的所有领域时，人们发现这些文学规范与启蒙运动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人们普遍认为，浪漫主义既反对古典主义又反对启蒙运动（我们想一想威廉·布莱克一方面谴责荷马和维吉尔，另一方面也抨击培根、牛顿和洛克）。然而，许多浪漫主义作家和艺术家非常崇尚古典文学、雕塑和哲学，并密切关注同时代的自然科学研究。将18世纪视为一体而浪漫主义仅仅是古典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简单延续，这尤其是个错误。现今的学者使用另一术语“情感主义”（Sensibility）来指称与始于18世纪中叶的经典规范既相合又相悖的这一发展时期。“情感主义”指的并不是当今英语中“感受力”或“常情”的意思。它指的是敏感性或情感反应，类似于感伤主义，与被描绘为冷酷理性和无情才智的合理性与超然性截然相反。这之后，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至少在英国如此：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有时也被称为奥古斯都时代（1660—1740年左右）；随后是情感主义（1740—1789年）；随后是浪漫主义（1789—1832年左右）。当然，这种划分过于简单，但只要我们牢记这些日期是主观设定的（基于政治事件），牢记这三种风格或模式长期并存达数十年之久，这种划分就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同样的历史时期在欧洲大陆文学中也有迹可循，尽管各历史时期的起始年代有所不同。
文学史家一度将中间那个时期称为“前浪漫主义”，好像他们观察到的趋势不知出于何种缘由是不完整的，仍处于孕育或萌芽状态，静候时光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怒放，达到浪漫主义的绚烂时期。这一想法本身就足够“浪漫”，因为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典型隐喻是以有机体，尤其是植物，作为社会、历史和艺术品创作的模式。但我们应该明智地听从诺斯罗普·弗莱的告诫，不要把一个“不存在的目的论”强加给这一时期。因为“不仅‘前浪漫主义者’不知道浪漫主义运动会随之而来，很可能从未有过案例表明某位诗人认为后世诗人的作品实现了他自己的写作理想”。一些法国学者将法国的同一时期称为“第一浪漫主义”，但在我们为继其之后的运动探寻缘起时，还是称之为“情感主义”，像对待其他任何运动一样，把它看作是“完整的”。
同情、忧郁和恐惧
浪漫主义的最典型特征是重视情感，尤其是与理性相对、作为我们道德和社会生活基础的同感或同情。某些非常通情达理的哲学家，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认为情感比理性更有利于培养良好品格，引发正确行为。前者让我们不假思索地行动，后者则权衡各种后果或谨遵各种行为规范。沙夫茨伯里在《人、礼仪、言论与时代之特征》（1711）一书中宣称我们天生具有“道德感”，它会产生美感或旨趣这样的东西：
它能在各种情感中体会到温柔与严厉，愉悦与不快；能发现邪恶与美好，和谐与杂乱，而且是如此真实确切，就如同在任何音乐节奏或可感事物的外形或表象中感受到的一样。
最终，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道德意识应达到和谐状态，而这样的和谐状态需要通过教化而非压抑我们的自然本能才能产生。他也严厉批评了道德自我中心论，这种中心论可见于比如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和基督教的行善教义——我们应该具有美德，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否则我们就要受到惩罚。我们的天性通常，但不总是，会引导我们做出一些无私行为，自然而然地表现得慷慨、友好和乐于助人。可以被称为浪漫主义先驱的让–雅克·卢梭认同良心之举在于感觉而不在于判断，我们对于他人的苦难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同情。正如小托马斯·沃顿在《忧郁的快感》（1747）中所阐述的，“当兄弟遭遇灾难时，我狂跳的心融化在同情的泪水中”。在整个情感主义时代，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充盈的泪水总会划过他们的脸颊。自发性本身是一种美德，可以在纯朴的乡村居民身上找到它，他们居住得比城市中产阶级和上流阶层更加接近自然；或者可以在古老的文本中找到它，它们记录了不同时代那些被城市和公寓大楼的人造物摧毁之前的文化。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兴起了一股收集民间故事和民谣的潮流。显而易见，这促成托马斯·珀西编撰完成了《英诗辑古》（1765）。该诗集主要由叙事民谣组成，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情感，作为一种心理状态，也许只会通过同情怜悯的眼泪显露其身。所以，不足为奇的是，这个阶段的小说不再采用如笛福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插曲式情节，而是开始转向人的内心，此时的情节变得轻松缓慢，主要是为人物的沉思与对话提供机会。因此，书信体小说或者说书信小说成为新的文学主流。例如塞缪尔·理查逊的《帕米拉》（又名《贞洁得报》，1740—1741）和《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生平》，1747—1748）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读者对小说中饱受苦难的女性主人公们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并且长期沉湎于对她们思想和内心的私密审视中。理查逊启发卢梭写出了《朱莉或新爱洛伊丝：阿尔卑斯山麓小镇情书》（1761），该书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更大的轰动。朱莉和其家庭教师圣普乐之间的这些信件，情感真挚强烈，心理刻画细致，并且恪守道德规范，吸引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同时深受理查逊和卢梭的激励和鼓舞。该书是情感最为强烈（篇幅也最为简短）的书信体小说。它讲述了为人聪慧友善但情感过于自我放纵的少年维特爱上美丽且通情达理的绿蒂，但在相识时绿蒂已有婚约在身的故事。绿蒂对维特态度暧昧，纠结不定，但她没有背叛未婚夫。维特为绿蒂朗诵他翻译的莪相诗歌的场景令人撕心裂肺。读完诗之后，维特便回到自己的住所，开枪自杀。这本小说也引起很大的轰动，并且使得歌德成为日后“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的领军人物。该运动得名于弗里德里希·克林格1776年出版的同名剧本。该剧本充溢着不可抑制的情感，充满着对爱情、自由或复仇的悲剧性渴望。虽未经证实，但人们普遍相信，在德国及其他地区，发现数位年轻男子打扮成维特的模样，朝头部开枪自尽，倒在一册《少年维特之烦恼》上。
歌德的这部小说对年轻人应该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促使他们达到激情与理智或常识的和谐。这种和谐的培养曾是沙夫茨伯里道德理论的核心，在歌德随着年龄增长而迅速克服“狂飙突进”时期的情感主义习气、力求走向更为古典的平衡和优雅后，也成为其思想的核心。事实上，早在1778年，歌德已在其戏剧《情感主义的胜利》中讽刺自己“狂飙突进”时期的热情。十年间，歌德及其朋友弗里德里希·席勒一直在研究古希腊艺术，并为他们所认为的古希腊道德和美的集合体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在《优雅和尊严》（1793）一文中，席勒将“美丽的灵魂”（die schöne Seele）定义为“耽于声色又理性睿智，肩负责任又个性鲜明，一切都处于和谐中，而优雅就是这灵魂在外表上的表现”。拥有美丽灵魂需要培养或教化（Bildung），席勒在他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审美教育书简》（1795）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过程。考虑到法国大革命导致的暴风骤雨，席勒认为，个体和国家只有克服了内部冲突，即调和了他们自身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才能自由生活，才能成为人人平等的共和国。这种调和就是文化的任务，是“游戏冲动”中的一种统一冲动，而“游戏冲动”是一种脱离了需求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