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民族主义 [1]
二百年间，蓄辫这原本靠血与火、刀与剑强迫汉人背叛原来“束发”传统而接受的“新生事物”居然成为“正统”、成为难以撼动的“传统”，成为中国人、中国特色的象征。反清的太平军因不剃头、不留辫而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发逆”、“长毛”。1895年孙中山剪辫易服表示反清革命也被多数人咒为叛逆。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以军政府名义起草《讨满洲檄》，列数清王朝的种种罪恶，其中一条就是：“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系，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革命党号召百姓剪辫，但仍有许多人依然恋恋不舍，于是革命军只得在大街小巷强迫行人剪辫子，成为时代一景。
土耳其反对戴穆斯林头巾传统的礼拜帽在百年之内就演化成了“传统”；中国反束发传统的剃发蓄辫在两百年之内也演化成了“传统”。“帽子”与“辫子”终于多年媳妇熬成婆，成为具有民族特性的“传统”、“正统”，成为一个民族凝聚共同记忆、价值的象征符号。显然，传统、民族特性等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少传统、民族特性其实开始也是“反传统”、反原来的“民族特性”的，是人为强迫“植入”之结果。
无数史实证明，几乎没有不变的传统。斯蒂芬·格罗斯比就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传统的呈现是对各种亲属关系的肯定？或者说为什么要利用传统来建立各种亲属关系，把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区分开来？”在对历史上传统的变革与维护这种矛盾现象作了深入分析后，他的结论是在民族关系形成的过程中“一个遥远的、常常带有神话色彩的过去，抑或一个人们认为史无前例、无从查证的情况，在时间的帮助下又一次把民族关系的独特性合理化了”。他进一步指出：“强调民族历史悠久并不意味着真正相信民族的独特性，这也许只是算计着如何利用民族矛盾。”
斯蒂芬·格罗斯比总结民族主义的特点是：“它相信民族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这种断言常常导致一种信念，即民族要求不容任何质疑和任何妥协的忠诚。这种关于民族的信念一旦成为主导，便会危害个体自由。另外，民族主义经常宣称其他民族是自己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它把仇恨植于外来物，无论对方是另一个民族、一个移民，还是一个可能信仰另一种宗教或说不同语言的人。”但是，民族主义的多重面相他也没有忽视。他指出，20世纪两次给人类带来深创巨痛的世界大战，民族主义难辞其咎；但在二战后反对殖民主义、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大潮中，民族主义则厥功至伟。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落后的，但加拿大和英国可是最发达地区，魁北克、北爱尔兰的民族分离运动仍有不小市场。
他承认，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源远流长，与现实利益紧密纠结，成为学者现在遇到的空前棘手的问题。因此，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考察民族的存在说明了人类怎样的特性。民族持久性和重要性的一个原因是人类对生存力，尤其是人类本源的关注。由此而围绕本源形成种种关系，其中一种就是民族。为了生存形成不同的民族，发展出民族主义。他强调，不同民族的生存不应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应是共生共存。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寄希望于良善的政治：“政治的任务不是去否认这些主导人类行为的不同目的。毫不妥协地维护一种目的，并以牺牲其他目的为代价的行为，只能导致完全着迷于一种要么是民族主义、要么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达。”“政治的任务是出于对社会集体利益——尽管难免有些模糊——的关心，通过理智地践行文明美德来对不同目的所要求的不同生活方式做出巧妙地裁决。”
致谢
很多学者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著作，都影响过我对这些课题的思考。其中约翰·哈钦森、安东尼·史密斯和爱德华·希尔斯这三位尤其值得一提。从约翰·哈钦森那里，我学会更加欣赏文化符号体系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而安东尼·史密斯的重要著作，对所有想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起点，因为史密斯对整个这一研究领域的问题作了梳理。过去这些年间，我也反复阅读爱德华·希尔斯的作品，每一次都对他的深刻见解有更好的把握：所有的社会，都由创造力、纪律、对事物的接受和拒绝这些因素连续不断地相互作用而形成；同时，人类的不同追求形成了不断变化的场景，映衬着这些因素的互动。我感谢埃尔哈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基金，让我有时间完成这本书。
第一章 问题
民族的存在为什么如此重要？纵观历史，人类按照不同的标准形成各种群体，把“我们”和“他们”区分开来。其中一个群体就是民族。成千上万——其实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捍卫自己民族的战争中丧生，就像那些在20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战士一样。20世纪，也许是最残酷的世纪。为什么理解民族的概念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类有把自己区分成各异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群体的趋向。
人类形成大型的、按领地区分的社会群体，可见于我们最早的文字记载。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就用文字记载着这样的观念：“苏美尔之子的弟兄”——也是苏美尔人的“种”——和外族人是不同的。公元前16世纪，埃及人也认为自己有别于他们东方的“亚细亚人”和南方的“努比亚人”。
我（埃及法老卡摩斯）要知道我的权力有何用途……我端坐于此（底比斯），却看着亚细亚人和努比亚人割据埃及的土地……一个人向野蛮人纳税，受其剥削，是无法安生的。我要与他们决战，剖裂其腹。我要拯救埃及，惩治亚细亚人。
——摘自法老卡摩斯的演讲
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81—前221）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的早期中国著述，把自称为上等的中国人和那些他们认为连外族人都不如的狄和戎区分开来。《创世记》第十章里承认领地和语言把人类分割开来，于是有了古代以色列人所说的“外邦人”。
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其宗族、语言、所住的土地和邦国。这些是诺亚儿子们的宗族，各随其支系立国。
——《创世记》10：31—32
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肯定了希伦人[1]“共同的希腊性”。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希腊性：我们血脉相承，语言相通；我们［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拥有共同的祭祀神灵的庙宇和相同的祭品；我们的习惯在共同的成长经历中形成。
——希罗多德，《历史》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人类分为希伦人和野蛮人（bárbaroi），即来自小亚细亚的蛮夷。希腊语“bárbaros”大概是拟声词，最初是指小亚细亚人说的、希伦人听不懂的外国话。可是，在希腊波斯战争之后，它多了一些轻蔑的语气，直到今天我们在使用“barbarian”这个词时还有这样的意味。后来，柏拉图在描绘理想国时，描述了一种亲近感，这种感情把所有生为希伦人的人们凝聚在一起，仿佛他们都是同一家庭的成员。他因此认为，那些野蛮人不仅对于希伦人是陌生的，而且“天生”是他们的敌人。
我断言，希腊人种就其本身而言，自成一族［如同一家人］，且相亲相近；对野蛮人而言，是陌生人，是异类。那么，当希腊人与野蛮人、野蛮人和希腊人打仗时，我们会断定他们在进行战争，他们天生就是敌人。
——柏拉图，《理想国》
柏拉图用“人种”（genos）一词来指让所有生为希伦人者凝聚在一起的亲近感。《圣经》里希伯来语“gôy”和希腊语“génos”所指的那些社会具有什么特征？这些社会和出身、领地有关，也以某种方式——某种亲属关系——相互关联着。这些古代社会是“民族”吗？
一个群体把自己和其他群体区分和对立的这种分裂状态，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车臣人和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和俄罗斯人不同；库德人把自己既和伊拉克人又和土耳其人区分开；台湾人寻求和中国大陆不同的生存方式；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不同，并各自成立自己的民族政府；一些人认为克什米尔不是印度的一部分；等等。本书旨在探究人类把自己分隔成我们称之为民族的、各不相同的社会这一趋向。
认可了这一点，还必须承认人类表现出的另一种趋向。当人类从事的活动，与他们的出身、地域、语言似乎不太相干的时候，这些活动便不会拘泥于人类内部的分隔，而是把人们聚集起来。例如，科学家关心对宇宙物理事实，如光的特性的理解。光本身不是英国、法国或德国的，也不存在英国、法国或德国的科学方法。只有科学。要说有所谓种族的或民族的科学方法，就像希特勒坚信有“雅利安人的科学”一样，是对科学本质的背叛，因为它加进了与理解宇宙的物理层面不相干的因素。另外一些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典型活动及相关理念包括一神教和商务活动。再者，历史上像罗马和奥斯曼这样的帝国，也竭力把他们的人民联合成不同于民族的政体；由此，个人在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民族的一员时，也会认为自己是人类的一员。
正确考察“什么是民族”的问题，如果需要考虑人类区分自己的趋向，也必须关注让人类联合在一起的那些活动。做不到这一点，只能导致对人类事务中民族重要性的错误理解，而对这一重要性的探究恰恰是本书的核心。我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民族的存在告诉我们人类怎样的特性？”但是，什么是民族？什么又是民族主义？
许多人错误地把“民族主义”当作“民族”的近义词。民族主义指的是有关民族的一系列观念。任何一个特殊的民族，都会对自己的民族性格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这些关于民族的不同的、相互争斗的观点，常常表现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