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批判理论 [6]
对于现代生活的异化的思考、天启般的感觉以及严苛的现代性批判，构成了他们对于批判理论的思想遗产。他们每个人都强调生活日渐支离破碎，人际关系也正在瓦解。每个人都期待着一种基于寻求真实经验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其丧失）新的团结形式以及一种天启般的感觉。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对实证主义和科学迷恋提出了质疑。每个人也都倡导一种审美——哲学观和一种陷入野蛮的西方世界的新开端。
卢卡奇在他的小册子《列宁》（1924年）中强调，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以献身于“革命实际”而著称。列宁的《怎么办？》（1902年）所支持的理念是由赤诚的政界知识分子组成先锋政党使革命理想抵挡住改良主义的诱惑。1914年，他独自倡导将国家之间的战争转变为国际性阶级斗争。1917年，列宁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革命口号，他的《国家与革命》（1918年）构想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按照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它不再是一个国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似乎引领了一阵“东风”，注定要席卷腐朽的文明。他在组织上的设想似乎是某种政治主张的重要部分，在这种主张中一切仿佛皆有可能。无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先锋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大概正是新的历史主——客体。
《历史与阶级意识》表达了对于伴随俄国革命而来的复兴与革新的渴望。柯尔施以及葛兰西的作品也不例外，尽管他们没有形而上学工具和启示录式的语言。他们都描绘了一幅获得解放的世界的愿景，它产生于俄国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1918至1923年间的欧洲起义。相比于笼罩着工人协会参与式民主的戏剧性、金钱和等级的消除以及具有乌托邦意味的多种文化实验，自由共和主义黯然失色。无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经验意识如何，只有共产主义先锋被认为尚能终结异化的世界。
然而，《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甫一出版即成为激烈批判的对象。将无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共产党）视为历史的主——客体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式的产物。普遍的看法是卢卡奇夸大了意识对于经济恶化的作用，他的作品也没有讨论具体目标以及行动受到的制度限制。但是，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卢卡奇的许多观点获得了迟来的辩护。共产国际尤为窘迫，因为在1924年其领导者已经迫使卢卡奇宣布与其杰作决裂。青年马克思的作品恢复了对于多数知识分子倾向于视为僵化顽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兴趣。
但异化借由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成为名副其实的流行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爆发后，纳粹主义成为自由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头号敌人。弗洛姆揭示出与魏玛共和国资本主义相关的“市场特征”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品性，如何被新的法西斯政权转变为建立在明确消除自主性基础上的“施——受虐人格”。能够抵制新政权宣传手段的所有公共机构——大众媒体、学校、教会乃至家庭——的破坏导致个体的完全孤立或原子化。
这种极端异化不堪一击。由此形成对于权威（即元首）的认同，致使个人充满仇恨却一心逃避道德责任。社会和心理影响的独特汇合导致了奇特的权威人格结构。
马克斯·霍克海默采用了一种更加统御一切的路径。他的论文《权威主义国家》（1940年）分析了现代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混合。它们都有赖于官僚式管控、等级与恭顺、宣传与大众文化、分工与机械化劳动。个体同劳动产品、其他工人以及更为广泛、更为包容的个性观念相背离。总体在所有地方都从视野中消失了，个体不过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物化乃是常态。政体类型之间的差异或许依然存在，但最终，形式就是内容。事实上，随着曾经与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论希望的落空，抵抗失去了其政治指向。权威主义国家使人们对构建实践理论的能力产生了疑问。
异化和物化因此日益被视为心理和哲学问题，首先需要心理学和哲学解决办法。比如，于尔根·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类的旨趣》（1971年）中假定了一种基于“未失真的沟通”的“理想的言语情境”。这种理想情境在面对面的精神分析中具体起来，在此，分析师与来访者不受外部或物质旨趣的妨碍，决心找出任何特定神经症或异常状态的真正源头。传统哲学形式如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中缺乏的“可普遍化的旨趣”由此产生。
批判此时获得了确实的基础。其与话语操纵的对抗是从“解放性”基础开始进行的。这具有某些实践意义。激进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至关重要，每个人也都必须证明对他/她的目标和策略进行了自我批评。毕竟在原则上，未失真的沟通是一切形式的协商民主的基础。以往对于现实的历史构成的关注，此时也可以作为技术问题加以对待。哈贝马斯表明了他的立场：“在自我反思的力量中，知识与旨趣合二为一。”[5]
然而，这种新的心理——哲学路径的论证和定义问题很快便出现了。理想的言语情境是否仅仅是社会行动在方法上的起点，还是具有自身规则的固定的哲学范畴？是就社会批判理论来理解未失真的沟通，还是将其理解为拥有自身规则的语言哲学新变体的基础？哈贝马斯做出了“语言学转向”。
批判理论因此开始向分析哲学迈出第一步。哈贝马斯的另一部经典著作《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诚然还是警告道，工具理性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制度力量对个人的生活世界构成了威胁。与历史相隔绝的交往行为及其语言规则成为反抗的工具。
但参与反抗的动力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不涉及生产过程或政治组织的情况下，对于承认和认同的新的关注变成首要问题。
然而，这类需求经常产生冲突。哈贝马斯的弟子阿克塞尔·霍耐特试图通过强调个人的“关怀”能力处理源于异化和物化的这类冲突。
鉴于关怀涉及承认他人并限制更加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移情占据了中心位置。异化和物化此时被作为哲学和经验问题，需要以哲学为基础的经验回应。道德规范又一次同政治生活的现实割裂开来。制度性权力失衡、团体利益的结构性冲突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急切需要淡出了视野。具体说明关怀等问题的限制条件，或者应对异化和物化的适当的行为方式，成为次要问题。对于形成任何有意义的团结——和反抗——概念，其削弱性影响不言而喻。
然而，公平地说，法兰克福学派核心集体的多数成员都认为，（从既存体制内部）为异化和物化开出药方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效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更是原则上的妥协。无产阶级一失去革命根基，悲观主义便在核心集体中弥漫开来。马尔库塞在《哲学与批判理论》（1937年）中已经指出，基于实现自由王国这一前景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受到了阻碍，激进变革不再列入议程。
官僚制的铁笼似乎导致了“个人的终结”。这是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1940年）中描述的景象。资本主义不再产生掘墓人，极权主义影响着政治光谱的两极：霍克海默直言不讳地宣称“两极相遇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历史演进的传统设想因此需要修正。官僚社会的整合性力量、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的无能为力、进步的倒退性以及培养自主性的需求——重中之重——都需要一个新的框架进行讨论。如果革命不能再等同于解放，那么反抗必须改变其性质。这终将涉及直面文明、进步以及启蒙。
回望过去
批判理论家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了对于结束人类“前历史”压迫的新的重视。社会主义此时被视为对待人的方式，而不是一套固定的制度和政策。青年马克思似乎表现出乌托邦倾向，也呈现了从利己、暴行和异化中解放出来的新人的图景。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如今转变为某种旨在改变人类境况的东西。批判家们认为此时不可能预见革命成功会带来什么。然而，理解革命的失败会更为容易。新发现的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对于挑战有关社会主义的灰暗、单调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埃里希·弗洛姆的《马克思论人》（1961年）开始受到广泛的欢迎，并且启迪了一代美国激进人士。然而，即便在这之前，弗洛姆也一直关注异化现象。他关于宗教与心理学的著作便说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将遭到反对不仅仅因为它在物质上是剥削性的，而且由于其非人的市场力量体系要求个人将彼此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和达到目的的手段。问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人类已经无法掌控的机械化社会，而且是它促成的内在被动和精神迟钝。因此，他的批判社会心理学的前提是阐明并肯定反资本主义价值观以及个体发展的进步的可能性。这是将社会主义重新塑造为一种人文主义，同时淡化狭隘的阶级问题和革命的重要尝试的基础。
然而，亨利·帕赫特曾告诉我，他在1932年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第一反应是“此乃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他是一位社会主义活动家和政治史学家，也同法兰克福学派有所联系。帕赫特的这类观点如今听起来很奇怪，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下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依然被理解为具有科学基础和目的论保证的面面俱到的哲学体系。共产主义运动笼罩着一道光环，社会民主主义似乎依然代表着对于政治独裁和社会不公的唯一的真正反抗。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实现乌托邦的意愿，不如实现主要产业国有化和市场监管、以（民主或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统治，并且引入一种或许基于科技进步的新的世俗意识形态那么强烈。
更为传统的观念远不如新方法以其对于异化和物化的抨击所带来的东西引人注目。但其目标清晰，并将政治置于首位，其中自有令人钦羡之处。怀旧是没有必要的。只有与随后的奇特论调和乌托邦式的夸张相比较时，其哲学和政治目标才是适度的。
第四章 启蒙的幻象
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或许是左派对现代性进行的第一次重要批判。它起初在1944年以研究所非公开印刷的形式出现，标题是《哲学断片》。然而，当它最终于1947年由克里多出版社出版时，原来的标题已经变成副标题。主题更加明确了。起初，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有大约2 000册售出。但如今《启蒙辩证法》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批判理论的代表作。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气质都在这部著作中体现出来。其文本展现出复杂的张力，有可能做出各种解释。然而，某些特征是无可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