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批判理论 [15]
（三） 启蒙运动的诸原则促进了多元主义。它们明确反对整合性民族主义和统一共同体。它们还强调包容、实验方法和自治。只有自由法治是有效的，才有可能谈论对主体性的自由而实际的运用。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得到法兰克福学派核心集体的充分认识——其后果在对待大众教育和文化产业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在不加区别地对待艺术品和其他商品的情况下，文化产业被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审美体验的标准化和主体性的危机。它沉迷于通过不断降低大众口味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必然会出现文化标准的丧失。大众性将作品整合到体系之中。作品的批判性及其提供一种获得解放的替代选择的能力由此必定减弱。随后只有高度复杂精致的艺术品，可以引出那些被压制的、能够抵抗大众社会消耗性冲动的乌托邦形象和主体体验。
然而，文化产业并没有停滞不前。它的美学创造和技术发明是惊人的。它通过催生众多大众群体促进了多样性——每一个群体都有其自身的判断标准和意图。其许多作品向现状和物化发起挑战。但这还不是真正的要点。坚持主张真正的艺术必须以某种方式质疑虚假条件的本体论，是在怀念乔装为激进主义的研讨室。
批判理论由此使自身面临着嘲讽：其否定论作为解放者出现，却既不能确定解放应该采取的形式，也不能应对被压迫者对压迫的接受。尤其是，对于什么构成反抗，否定辩证法的拥护者完全武断的口吻是公开的，而除此之外，他们似乎从不愿意将任何问题放到台面上。文化始终被用来维护强者的统治和弱者的恭顺。布莱希特在《屠宰场的圣·琼》（1929年）中写道：“统治思想是那些统治之人的思想。”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由于在抽象问题上的专注，剥夺了抵抗这些思想的物质参照。
文化机器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是不具体和不确定的。左派的极端民粹主义倾向可能会以使其成为自身压迫的同谋的方式谴责复杂性、忽视标准并抛弃经典作品这一观念。然而，相比于批判理论尚未开发的塑造进步政治意识的潜力，它可能更会受益于较少地强调文化产业操纵艺术的方式。
《周六夜现场》和喜剧女演员蒂娜·菲帮助击垮了州长萨拉·佩林——2008年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共和党选定的声名狼藉的副总统人选——至少是在这场竞选当中。右翼煽动者当然利用了大众媒体。但是，文化产业最好被视为批判哲学家道格拉斯·凯尔纳所称的“斗争地带”，在这里，带着对立意识形态观念和价值观的不平等的对手之间不断展开较量。或者换一种说法，文化产业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分支，可以证明它对商品生产是具有批判性的。
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年）中探讨了这些主题。这篇著名的随笔将前现代与现代绘画体验并置在一起。发生在宗教背景之下的与绘画的前现代相遇，沐浴在一种“光环”之中：旁观者认为作品是独一无二的，是真实的，是超越创造它的技术的鲜活象征，并且植根于一种显而易见的传统。复制这一作品的技术能力——想象一下毕加索的画作变成一名大学生装饰墙壁的贴画——剥离了它的光环、独特性、真实性及其在固有传统中的底色。光环的丧失会强化异化的感觉和反动运动的吸引力，这些运动试图提供一种虚幻的归属感。但光环的丧失也可以使作品面对批判性反思或本杰明所说的“高度的冷静”。
随后出现两种可能性：观众或者屈从于情感操纵，在一种不真实的尝试中体验无法再被体验的东西，或者利用批判性思考培养存在意识和政治意识。然而，文化产业的批评者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否定这样一种选择：光环的丧失通常被理解为主体性受到操纵的预兆，并且证明艺术疏远了广大公众的品味和兴趣。
娱乐和思考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另类媒体和网络空间为进步力量提供了新的选择。精于技术也并不一定被证明是自我放纵。备受阿多诺崇敬的卡尔·克劳斯以恶意的嘲讽和如今几乎找不到的语言工具抨击他那个时代的媒体以及墨守成规的知识分子。但克劳斯对于代表着他所处时代的“想象力的失败”的攻击有一个具体的焦点：它针对的是那些无法预想自己文字的实际影响的文化名人。
类似的关注点成为实验小说——虽然极具争议——的标志，比如尼克尔森·贝克的《人类的硝烟》（2008年）。这部关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以及种族屠杀起源的著作有着成百上千条引文和轶事供读者组织到一幅星图之中，它分析了政治暴力的可怕冲动，抨击了神话偶像，重拾被遗忘的有良知的男女并具体呈现了和平主义的尊严。人们有可能不赞同作者的结论，但不可能忽略他运用的对历史的批判视角或贯穿在他作品中的道德冲动。文化产业内外足够多的大众知识分子都参与构建了新的星图，并且打乱了历史——时常带着政治的目的。
变革的冲动
批判理论最初试图成为一项每个人都可以发挥其独特的学科才能和专长的跨学科事业。它的代表人物强调哲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以及文化与解放之间的关系。他们构想了总体性，并且改变了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解释者看待世界的方式。
法兰克福学派对陈腐的概念提出疑问。他们着眼于文化遗迹、消逝的希望以及霸权文化势力忽视或压制的东西。他们要求那些致力于解放理想的人们对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限制做出回应。他们也暗示需要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做出新的理解。这是一份值得保存的令人自豪的遗产——尽管不需要盲目崇拜这种或那种态度或预言。批判理论有新的状况需要面对：世界变大了，与古老文明的新的碰撞已经发生，身份成倍增加，而且——或许是第一次——有可能谈论全球经济和文化体系。
当马克斯·霍克海默接管研究所时，他希望批判理论成为一种公共哲学，而不是又一种满足专家群体需要的学术专业。如果这仍然是目标所在，那么批判理论家就不应再采用纳税表格式的风格，并且需要放弃对大众文化一边倒的分析，这种分析基于一种看法，即大众性——或者说清晰易懂——在某种程度上对作品的激进性天然有害。
只有对公共问题予以质询并对社会阻碍个性发展的方式提供替代选择，才有可能孕育一种激进的公共哲学。批判理论对托马斯·曼率先提出的“权力保护下的内在性”已经沉迷了太久。需要以新的目标和方法阐述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失衡，并且要关注干预的前景。
这样一项事业有赖于阐明既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试图隐藏的价值和利益——以便普通人可以对它们加以判断并适当地予以回应。C.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1960年）中恰恰提出了这一点。在这部深受批判理论影响的经典著作中，这位著名的激进思想家号召学者和知识分子将“个人难题”转变为“公共议题”。女性已然将乱伦和配偶虐待由私人问题转变为公众问题；同性恋公民主张有必要以立法应对“仇恨罪”；有色人种在挑战制度性种族主义；为了使大量权力机构向那些没有被赋权的人们负责，人们业已付出的——和正在付出的——其他努力难以计数。
代理人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激进的社会运动依然存在，但它们因严重而持久的分歧陷入分裂，为资源、忠诚和宣传彼此竞争。参与单独协议的道德经济，对于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存在着吸引力——以至于作为整体的左派还不如其某些部分的组合。批判理论可以结合新范畴和新原则服务于利益协调，它同样还有其他任务。
民主尚未完成；世界主义遭受着认同的挑战；社会主义需要新的定义；阶级理想仍有待实现。过去的文化遗产依然没有被唤醒；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还是那么有限；人们的学习能力仍需要有标准来确定要教什么。对于那些散落在历史中的被遗忘的乌托邦碎片，或许依然存在新的拯救形式。参与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具有解放准则的跨学科视野。讨论诸如正义、自由等规范性理想的空间总是存在的。
对于存在的结构和意义的本体论范畴，情况也是如此。但试图表达不可表达之物已经成为一种迷恋，相比于对此予以纵容，批判理论家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最好是辨别出什么是显而易见而非未被认识的、痛苦但可以补救的，以及被压迫却可以赋予权力的。只有以一项多方面的变革计划面对世界，批判理论才能再次显现出它的独特性以及它充满活力的理想的重要性：这理想就是团结、反抗和自由。
索引
A
Adorno, Theodor W. 西奥多·W. 阿多诺
aesthetic criticism 美学批判
culture industry critique 文化产业批判
negative dialectics 否定辩证法
personal life/career 个人生活/学术生涯
social criticism 社会批判
writings 著作
参见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Minima Moralia
aesthetics 美学
in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中的
in culture industry 文化产业中的
utopian visions of 乌托邦愿景
alienation 异化
causes of 原因
critical theory on 批判理论论异化
and division of labor 与劳动分工
erosion of selfhood in 异化中的自我侵蚀
in modern life 现代生活中的
Althusser, Louis 路易·阿尔都塞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参见 Nazis/Nazism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t 艺术
aura in 艺术中的光环
as commodity 作为商品
and culture industry 与文化产业
expressionism 表现主义
popular 大众的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
utopian possibilities in 艺术中的乌托邦可能性
authoritarianism 权威主义
in people 人民中间的
in states 国家中的
autonomy 自主性
erosion of 受到的侵蚀
individual 个体的
moral 道德的
avant-gar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