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批判理论 [13]
描绘一个完全管制的社会——一个没有出路和意义的噩梦般的官僚主义世界——中主体性被摧毁的能力，恰恰使弗兰兹·卡夫卡的作品对这一派批判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卡夫卡总是有些难以捉摸的东西。是什么呢？不仅是主体性，无论是人物的，还是旁观者的，而且还有激发它的方式。
《美学理论》（1969年）提出了抵制一切对象化的主体性、自由和乌托邦诸概念。阿多诺的巅峰之作——显示了他的非凡智慧并证明了他持久的吸引力——强调了作为社会单体的艺术作品中产生的紧张关系。康德认为审美体验表现出一种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因此存在于相同的现象之中，这种现象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表现为特定的压迫形式。形式与内容、反思与经验、技术与灵感、乌托邦希望与人类学的否定之间的冲突都融入这部作品之中。艺术作品因此是冲突的张力的“力场”。
批判美学应当强调这些张力。它的真正目标不是通过对人物、叙事和主题的某种常见认同建立对世界的共同认识，相反是强化经验。根据阿多诺的看法，这就是艺术的典型瞬间是“焰火”的原因。
没有多少艺术家有能力创造这一瞬间，而阿多诺论塞缪尔·贝克特一出戏剧的文章《理解终局》（1961年）既是对戏剧技巧的精辟研究，也是对他的总体美学观的精湛概括。贝克特创造了一个幻想的世界，每个人的体验都不尽相同。它的“事实内容”表现为它对物化和异化世界的美学形式的反抗。然而，它得到的反应的特点是无法言传的：对于每一位观众来说，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全然的他者的渴望无疑使这种渴望本身被感知到。阿多诺当然知道这一点。他毕竟从本雅明那里了解到，美学批判建立在（无望的）救赎希望之上。浪漫主义者和保守派仍然倾向于相信的美好的过去是不存在的。贝克特的《幸福时光》（1961年）以其人物最终被埋在沙里直到脖子却还沉湎于回忆从未发生的过去，对这一看法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贝克特的这两部戏剧在舞台表现和对话上都是极简主义的。应该指出的是，阿多诺总是试图避免对于美学形式的运用退化为形式主义，避免乌托邦渴望沦为非理性主义。他做出的修正在于将作品与虚假条件的本体论批判地联系起来，并拒绝所有正确地生活在错误生活中的轻率尝试。
《否定辩证法》（1966年）就是这项事业的哲学表达。它的出发点是建立在《黑格尔：三篇研究》（1963年）基础上的理念论元批判。历史与自由的背道而驰再次成为讨论的中心。个人和社会之间不可能有预制的和谐。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同一性是自欺欺人。历史是非自由的领域，是对全体性日渐增强的征服，是需求和工具理性对幸福和主体性的胜利。对进步征程的信念因极权主义的胜利而破灭。以通用术语对个人进行概念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图8 根据T. W. 阿多诺的解释，塞缪尔·贝克特的《理解终局》激发了主体性，
从而可以抵抗全面管制的社会。这张照片呈现了剧中的一个场景
康德被这个看法所驱使。黑格尔和马克思也不例外。他们的目的论观点以带来注定失9败7的主、客体统一的名义，似乎证明每一次牺牲都是正当的。无论是被世界精神还是工人阶级征服，个人的经验锚地都会荡然无存，而且事实上被剥夺了权力。
《否定辩证法》和《黑格尔：三篇研究》向这套设想提出了质疑。它们都表明，那应当带来更加积极的自由决定的黑格尔式“否定之否定”，事实上由于日益严重的物化而破坏了自主性。阿多诺的这些著作本身确证了否定，而没有涉及对于进步的任何历史的理解。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能的。试图提出解决办法是一项有违初衷的事业。相反，否定辩证法坚持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以及特殊与普遍的非同一性。然而，非同一性不能简单地予以声明。需要以批判性思考解释非同一性如何在特定情况下体现出来，以及特定经验如何避开了客观化。
阿多诺在1965年的一次讨论《否定辩证法》的演讲中澄清了这一点：“哲学是通过调和以及情境化来言说不可言说之物的矛盾努力。”对全然的他者的渴望促成一种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概念必须不断设法把握非概念性的东西。阿多诺的观点与贝克特的《难以命名者》（1953年）中“我不能继续下去，我将要继续下去”[16]的观点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反抗包括拒绝虚假条件的本体论，而不认为它是可以改变的。哲学的反抗也与美学和宗教反抗融合到一起。黑格尔并没有得到新的理解，而是被彻底否定：他的“绝对理念”三个阶段之间的本质差异被废弃。只剩下对自由难下定义且不甚确定的渴望进行反思，激发这种渴望的是否定它能够实现的现实。这里还有团结的最后一丝踪迹。元批判没有为能够在商品形态、官僚科层和文化产业主导的世界中具体促进（或抑制）团结的机构或组织留有任何空间。
因此，团结如同反抗一样采取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内在地支持这样一种变化。共产主义消亡了，社会民主主义遭到驯化，文化产业使人们无法设想出一个变革的代理人。现实本身要求将形而上学置于唯物主义之上。阿多诺因此能在《否定辩证法》中写道：“一度似乎过时的哲学由于那种借以实现它的要素未被人们所把握而生存下来。”[17]
第八章 从退却到新生
批判理论最初试图替代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的主流形式。它的目标是阐明压迫背后的根源和遭到忽视的变革的可能性。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法兰克福学派得出的结论是解放的替代方案已经消失了。批判理论在黑格尔的所有牛在其中都是黑的那样的黑夜中醒来。[18]反抗呈现出越来越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形式。它此时基于个人与社会之间非同一性的强化。“体系”成为参照物。否定面对着虚假条件的本体论。乌托邦的暗示与文明展开角逐。“他要么一切都想要，要么一切都不要。”布莱希特曾经写道，“面对这个挑战，世界通常回答：那最好什么都不要。”
社会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在美国受到欢迎，是因为吸引了其第一位历史学家马丁·杰伊提出的“1968年的一代”。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批判理论在主流学术圈仍然被认为是异类，甚至在进步知识分子中间也被认为有些异乎寻常。然而，随着新左派的衰落，法兰克福学派逐步被纳入学术界当中。批判性法律研究、批判性种族理论、批判性性别研究开始质疑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与观点。不过，伴随下层群体从公共生活的暗影下浮现出来，对一个一体化统治体系的全面抨击开始减弱。新的重点放在对抗宏大叙事和公认的西方传统准则上，乃至对抗大众文化也混入其中。社会批判理论及其一致性，逐渐陷入危机。它的变革目标采取了越来越随意的形式。
应对现代社会中的帝国主义剥削、经济矛盾、国家、大众媒体以及反抗特征的新方案尚未产生。否定论给批判理论蒙上了一层阴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继承人此时对权力缺乏理解，以至于没有能力应对权力失衡。法兰克福学派一些更受忽视的作品中存在着纠正措施。
诸如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1941年）等文章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它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促使我们思考关于自由市场的讨论是否是时代错误，而国有化的传统概念是否等同于社会主义。奥托·基希海默的《限定条件与革命突破》（1965年）警告现代国家趋于使应急权力“常规化”。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弗朗茨·诺伊曼身后发表的文章如《社会变革学说史》和《社会变革理论》讨论了真正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面对的预设。
批判理论的当代哲学和文学分支通常将权力作为一种人为的社会或语言结构加以对待。积累过程消失了，体系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个人要在缺乏任何机构或组织参照的认同或关怀理念中，为团结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础。由此，统治与剥削相分离，原则与利益相脱节。于尔根·哈贝马斯为批判理论中明显的形而上学和主观趋势提供了替代选择。
在他看来，沟通天然地基于话语的开放性、对每一个参与者平等地位的承认以及每一个人面对更好的观点时改变其想法的意愿。简而言之，沟通不需要某种与实践相分离的形而上学道德标准。它拥有自身的“普遍语用学”。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正是在强烈的沟通意愿下，沟通的道德标准在促进一致性的同时，保持着自主性。那些拒绝这种道德规范的人，或那些随意行使权力的人，也就拒绝了他们用来进行劝导的方法：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践言冲突”[19]。
但批判理论的形而上学转向抵制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吸收了——哈贝马斯的挑战。《罗伯特议事规则》体现了相似的原则。当然，这部指导公众集会的手册是否得到参与者的认真对待是另一回事。普遍语用学的实际贡献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沟通的道德标准允许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无论何时避免陷入践言冲突，都可以自我称许。然而，他们的众多政敌在衡量真理主张时，将直觉和经验放在首位。另一些更极端的人对真理主张完全不予关注。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陷入践言冲突时大概都会回以，那又如何？
向权力讲真理的前提是能够使真理看得见——并且摸得着。《权威人格》（1950年）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这部由阿多诺和其他各位合作者编辑的著作注意到个体之间的心理差异，要求不仅着重对反犹主义者而且对一般的狭隘和偏执人格进行再教育。其作者使用诸如著名的“”“F量表或法西斯量表”之类的经验技术，阐明了反动性格结构，并对其后果予以谴责。他们着重指出权威人格如何对局外人、新来者以及异己者表示轻蔑。他们突显出其对暴力的偏好，并呼吁采取促进宽容的政策。
当然，乍一看，这一点出自否定辩证法的创立者是有些奇怪的。这项研究带有大众教育和适应既有标准的味道。此时似乎有可能去干预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毫无漏洞的整体。但随后的警告是，权威人格和非权威人格的差异与其说是类型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异看起来更加虚幻，而非更加真实。作者们在接受改革和否定改革效用之间摇摆不定。
阿多诺在《社会学导论》（2000年）及其他著作中表明了他对公民消极被动的反对和对进步改革的支持。但代理人问题在理论上仍然悬而未决。他也从未讨论改革对于全面管制的社会或虚假条件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