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批判理论 [1]
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认为，拥护既定秩序的哲学是促成社会解放的障碍。对绝对基础、分析范畴以及证明真理主张的固定标准的执著，遭到其成员的谴责。他们看到了两大元凶：现象学及其关于个体如何体验存在的固有本体论主张，以及要求按自然科学标准来分析社会的实证主义。两者都因非历史地对待社会并排除真正的主体性而遭到抨击。批判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替代性选择。它的动力来自变革意图和对现代生活的文化的格外关注。
异化和物化是最常与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概念。通过将这两个概念从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前者通常被视为剥削和分工的心理结果，后者常被视为人如何被当作“物”受到工具式的对待。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对异化和物化做出开创性研究，但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两个复杂范畴如何影响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解。
他们研究了思想正通过哪些方式沦为关于何者有效且有利可图的机械看法，道德反思正以何种方式趋向消亡，审美趣味正以何种方式日益标准化。批判理论家们警觉地注意到解释现代社会何以变得愈加困难。由此，他们从异化和物化如何危及主体性的发挥、剥夺世界的意义和目标并使个体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分析。
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认为体现了异化和物化最根本的含义。这一转折性事件比18世纪里斯本地震更加彻底地击碎了关于进步的乐观设想。纳粹集中营还历历在目，广岛和长崎又被焚巢荡穴，关于苏联古拉格的新报告浮出水面，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甚嚣尘上，于法兰克福学派而言，西方文明带来的似乎不是人的发展，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野蛮状态。他们意识到，比起通常对于资本主义的老套批评，需要从激进思想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一个官僚化治理的大众社会正显而易见地整合着一切反抗形式，抹杀着真正的个性，孕育着带有权威偏好的人格结构。一致性正在摧毁自主性。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标准化和物化相关，那么进步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因此，左派人士不加批判地接受的与启蒙运动相关的那些幻象需要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也需要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所有成员一致认为，需要加强教育以抵抗权威趋势。但尚不清楚的是，这样的教育在一个全面管制的社会中可能有多大效果。一个新的“文化产业”——可以说是关于批判理论最著名的概念——为了使销量最大化，正不停地力争降低大众品味。真正的个人体验和阶级意识正受到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威胁。这一切使得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提出，一部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不考虑它的政治讯息——取决于它的激进冲动在多大程度上被整合到体制之中。这些思想家成为现代主义实验艺术的拥护者，而在战后的紧张氛围中，他们也支持以一种“伊索”式复杂难懂的写作方式掩藏他们的激进信念。不过，在参与20世纪60年代起义的激进知识分子中间，批判理论深奥、含蓄的风格只会增强它的吸引力。
图1 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激进知识分子深受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批判理论始终具有预见性。它的拥护者预测到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的转变。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对维护既定秩序的历史观提出疑问，而且提出一种激进的替代选择。欧洲激进人士将其思想运用于家庭、性和教育的重构之中。他们试图带来一种新的没有暴行和竞争的乌托邦感受。但法兰克福学派围绕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产生了分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质疑反文化和对传统的攻击、零星的暴力和反智主义以及激进活动家应该给予民主的敌人的安慰。他们将20世纪60年代的群众运动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也将乌托邦思想与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
真正的反抗此时似乎需要强调批判传统内在的否定要素。尤其是，阿多诺提出，问题不再仅仅是拒绝将自由同任何制度或总体联系起来，而是界定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非同一性”（并侧重其紧张关系）。对有组织反抗和制度政治的关注半途而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审美——哲学式的批判，就霍克海默而言是准宗教式的“对全然的他者的渴望”。法兰克福学派依旧采用承袭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其政治上最保守的成员依然认为主体性受困于其抵制的东西：商品形态、大众文化以及官僚社会。但他们对普遍性主张、哲学基础和固化的叙述方式提出了新的怀疑。
“否定辩证法”预见到许多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有关的问题。事实上，它们如今甚至经常被视作批判理论的表达。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方法涌入最具声望的刊物以及从人类学、电影到宗教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它们带来了有关种族、性别和后殖民世界的新见解。然而在此过程中，批判理论失去了对社会做出综合性批判、对一种有意义的政治学进行概念化以及提出新的解放理想的能力。文本解释、文化执著以及形而上学争论越发使批判理论成为其自身成就的牺牲品。结果是一场持续的认同危机。
如今，批判理论家必须回顾过去以便向前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丰富了我们关于家庭、性压抑、教育学、种族灭绝、娱乐、文学分析以及众多其他问题的理解。对于经济、国家、公共领域、法律和全球生活中显著的权力失衡，批判理论也有一些能带来教益的东西。即便那些对启蒙运动批判性最强的思想家，也为启蒙运动的合理辩护提供了重要依据。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如此。阐明压迫的环境、开辟反抗途径以及重塑解放理想，依然属于批判理论的范畴。要使一个新的全球社会中的变革前景更为突出，就需要新的政治视角。如今的问题是对批判理论的既定形态采用批判方法。这是顺理成章的。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可能对批判事业最初的精神保持忠诚。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
社会研究所创立于1923年。这个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从一个力争解决俄国革命后工人运动面临的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长起来，得到了赫尔曼·韦尔的资助。他是一位见多识广的商人，在阿根廷谷物市场上大发其财。这笔资金是在他的儿子费利克斯的敦促下给出的，后者自认为是“客厅里的布尔什维克”。
费利克斯·韦尔的密友包括库尔特·阿尔伯特·格拉赫。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他本可以成为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然而，格拉赫不幸死于糖尿病。卡尔·格吕堡于是代之接管。他创办了研究所的第一份正式出版物《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其中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包括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加入格吕堡行列的有亨利克·格罗斯曼、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弗里茨·斯特恩伯格和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依然怀念1918——1921年间的民主工人委员会，也设想建立一个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他们的思想工作提供了有关资本主义的崩溃、国家的新角色以及帝国主义的大量不同观点。但这个群体随后消失在幕后，研究所的总体方向也在1930年发生转变。就在这一年，马克斯·霍克海默组成新的核心集体，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逐渐为人所知。
核心集体
霍克海默出生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他在早年求学时期并无过人之处，于是离开高中，在父亲的纺织厂做学徒。然而，在1911年，他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波洛克将他引入哲学和社会科学，并成为他一生的朋友。霍克海默在一战后完成了高中学业。他浅尝共产主义，在法兰克福大学期间学习了众多科目，最终写成一篇关于康德《判断力批判》（1790年）的学位论文。
图2 法兰克福学派的三位领军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左）、西奥多·W.阿多诺（右）和于尔根·哈贝马斯（后）。这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照
霍克海默在担任所长之前很少发表作品。这在希特勒1933年胜选后发生了变化，他当时正忙着将研究所从法兰克福迁往日内瓦，随后搬到巴黎，最后迁址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章致力于将批判理论与其哲学上的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同时阐明自由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建立极权主义的心理、种族和政治基础背叛了它的初衷。其他讨论大众文化、工具理性和威权国家的作品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经典著作《启蒙辩证法》（1947年）铺平了道路。霍克海默的想法在数年间无疑发生了变化。然而，他始终专注于苦难的影响和个人经验的解放的可能性。
霍克海默也一直是跨学科研究的拥护者。在他的领导下，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弥合规范性理论与经验性工作之间的鸿沟。他在1930年的就职演讲强调了这一目标，甚至在流亡期间，霍克海默还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编辑了一部多卷本跨学科研究课题，即“偏见研究”丛书。它包括保罗·马辛出色分析德意志帝国反犹主义社会根源的《破坏的彩排》（1949年）；利奥·洛文塔尔和诺伯特·古特曼的《骗人的先知们：美国煽动者的手法研究》（1950年）以及西奥多·W.阿多诺和一众研究者的经典著作《权威人格》（1950年）。
俄国革命和德国1919年“斯巴达克团”反叛点燃了霍克海默对于激进主义的热情。但斯大林的清洗和恐怖机器的出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霍克海默最终不仅与共产主义决裂，也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甚至在将研究所迁回德国并于1951——1953年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之前，他在政治上便已经转向右翼。霍克海默最终反对阿尔及利亚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支持越南战争，并且斥责1968年的抗争。
这一时期，他对于否定苦难的关注发生新的转变。通过回顾禁止描绘神性的《旧约》，他开始相信，此时或许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全盘否定和对解放的渴望，才能保存反抗观念。神圣性——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超脱尘俗——成为对抗世俗的优势。他将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推向极致。朋友们注意到他对天主教兴趣渐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所有联系都被斩断。当马克斯·霍克海默在78岁离世时，批判理论已然岌岌可危。
埃里希·弗洛姆在早期便是霍克海默的一位密友。弗洛姆的专长是心理学，但他也深谙神学问题。事实上，他与第一任妻子弗里达·赖希曼在柏林建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就被称为“摩西五经治疗所”。弗洛姆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并且在思想上勇往直前：他是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联系起来的先驱之一。然而，弗洛姆如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留名于世通常是由于他那些更具学术性的批评家眼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