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托克维尔 [3]
然而，托克维尔的教育大多还是靠自行阅读当时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他偏爱法语作品：“我每天都要和三个人相处一会儿。”他在1836年这样说道 ——他们是帕斯卡、孟德斯鸠和卢梭。但除了阅读那些作者的著作之外，他还与朋友们频繁通信，在启发朋友的过程中自我教育。这些朋友包括文人学者让—雅克·安培、社会理论家阿瑟·德·戈比诺、英国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政治家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他的挚友弗朗西斯克·德·科尔塞勒、索菲·斯韦特切尼夫人、阿道夫·德·西尔库尔、欧仁·施托费尔斯，以及他自幼便结识的好友路易·德·凯尔戈莱。
托克维尔与居斯塔夫·德·博蒙的友谊尤其值得一提。他给博蒙写过的书信集结起来长达三卷，也正是与博蒙同行的为时九个月的美国之旅（1831—1832），让他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他们曾一起学习法律，在同一个法院担任法官，还在那次著名的旅行之前，一同选修了基佐的课。他们想去美国看看“伟大的共和国是什么样子” ——托克维尔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显然在行前，他们关于此行的模糊想法是两人联合起来做些什么。他们更明确的计划是要写一本关于美国刑罚改革的专著。虽然（托克维尔曾私下里对凯尔戈莱透露）那只是个“托辞”，但两人在从美国返回一年之后，的确就此专题出版了一本著作（即《合众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应用》）。他们在这本书中对改革赞勉有加，又批评了改革者的过高期许，这多少可算是典型的托克维尔式自由主义。
托克维尔和博蒙游历了当时的大部分美国领土。他们从纽约出发，向北穿过布法罗抵达五大湖地区，如此就到达了当时的边境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所谓“边境”是指大自然与文明的分界线，托克维尔在“蒸汽船上”写作，寥寥数笔就精妙地描画出大自然的静谧，并就文明展开了不同层面的讨论；他比较了美国人与英、法两国人，将印第安人看作身处化外且对文明怀有敌意的人。于此完成的《在野外的两周》（1831，托克维尔时年26岁）一书是为出版而作，但直到他去世后才得以面世。
托克维尔和博蒙两人在旅行期间都坚持写日记，虽然托克维尔的日记以《美国游记》之名出版，但这本书和《在野外的两周》一样，不过是些彼此无关的、为后期著作而记录的笔记，缺乏编排。从旅行中的某一时刻起，两人合写一部关于美国这个伟大共和国的著作的计划变成了托克维尔一个人的事，人们不禁猜测这可能自始至终都是他的意图。他们考察了边境（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条暂时的边境线，不延伸到太平洋决不罢休）之后就去了加拿大，然后南下到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随后又向西去了匹兹堡，向南到访了纳什维尔、孟斐斯和新奥尔良，从那里穿过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两州，到达华盛顿，最后回到纽约并启程返回法国。他们一路乘坐蒸汽船前行，每到一处便找一座小木屋住下。他们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有过短暂会面，并与很多美国人展开长谈，其中既有名人，也有不那么出名的普通人。托克维尔的调研方法是提出适合受访人回答的问题，倾听、探究，寻找真相和见解，而不是像现代社会学家那样，就人们对同一套问题的回答进行统计。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于1835和1840年出版面世，其间相隔五年。上卷更多谈及美国及其优缺点，出版后即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下卷对于民主的实测分析和对其未来的预言却反应寥寥。夏多布里昂和圣伯夫等伟大的法国作家对本书上卷大加赞扬，使得托克维尔声名大震，誉播遐迩。1838年，他当选为法兰西人文院[4]院士；1841年，他年仅36岁即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5]院士，那是他主要的社交场所，特别是在政治生涯结束后，路易·拿破仑当权的那段时期。1852年，他在法兰西人文院开办了一场关于政治学的讲座，把该学科与“治理之术”区分开来，因为政治学的重点在于思想的逻辑，而不是治理所必需的那一套枯燥说辞。但托克维尔的政治学是对那些枯燥说辞加以提炼来建立其逻辑的，而不是像自由主义理论家那样一味地反对和驳斥它们。
美国并不是托克维尔唯一的旅行目的地。1827年，他曾在西西里旅行，随后撰写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美国之行后，他在1833年去了英格兰，1835年再次到访英格兰和爱尔兰；怀着对自己在美国见到的政府行政分权的充分兴趣，他渴望在这个欧洲最自由的国家看到民主的进步，还试图研究英国与法国贵族政治的差异。他还曾去过瑞士（1836）和阿尔及利亚（1841和1846）。他撰写了关于贫困（《济贫报告》，1835）、奴隶制和殖民地的报告。1850年退出政坛后，他着手撰写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这是他多年深思熟虑的主题。他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整个计划，但在1856年发表了第一部分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将会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在致凯尔戈莱的信中写道，是一部“哲学史与历史适时展开对话的综合体”，将为“我们的现代社会”及其可能的未来提供一个广义的判断。他声称自己“除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之外绝无其他动机”。他远离政坛却并未弃绝政治，既是研究历史也在教授哲学。
第二章 托克维尔对民主的赞美
托克维尔并非靠赞美民主起家，也从未把民主捧到天上。只有在描述民主实践时，他才会给予赞扬。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开篇指明，民主是一个事实，是“天意使然”，如此就从民主的倡导者和反对者（因为在他的时代，仍有反对者存在）的立场中抽身出来。他说，民主在各地蔓延，并在美国取得成果。它无须倡导，也无法反对。托克维尔认为，倡导与反对双方均害多益少，尤其是倡导者，因为他们与民主时代更加和谐，因而比反对派更有诱惑力。我们首先必须分析和评价民主的优势与劣势，以肯定前者、消解后者为目的来赞美才有意义。托克维尔赞美民主，但并不认定它是好的或唯一合法的政治体制。
民主的形象
民主是什么？根据托克维尔的定义，它首先是身份平等，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在谈到清教徒时，他才开始将民主描述为一种政府体制。如果民主不意味着自治，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不那么值得赞美。我们或许会反对托克维尔的民主即身份平等的定义，因为即便到今天 ——更不要说在他的时代了 ——民主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对此他的回应大概是，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平等，民主的本质正是日益民主，就像平等本身就是唯一永续的目标，即便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他注意到民主制与贵族制之间、个人的成败兴衰与阶级的森严等级之间的反差。在引介民主时，他称其为已经延续七百年之久的大趋势，始自教堂神职人员的地位向大众开放，而不再是贵族的特权 ——如今，这种隐秘的趋势在美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托克维尔正是去那个国家寻找“民主本身的形象”。
然而与自由主义理论家不同，他没有阐明这一形象的逻辑，尽管他说会探索其“理论性的结论”。他致力于研究真正的民主实践的“起源”，即清教徒来到美国。清教徒自称朝圣者，因为他们来美国是代表着一种思想，而不是为了金钱或冒险；虽然这种思想基本上是关乎宗教的，但也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理论，主张人民当家做主，管理整个社会，规范社会民情，建立公共教育。民主不仅表现为平等，还表现为以自治来支配民主社会或“社会现状”（social state）。这个起源就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它是民主制而非贵族制的，不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自然状态，在那种状态中只有个人，社会根本尚未存在。
民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状，它并非十分友善。美国的一个例子就是继承法从长子继承改变为平等继承或选择继承。长子继承的初衷是为了保持贵族地产的完整并培养整个家族对祖先的自豪感，而平等继承将个体的自私从家族纽带的樊笼中释放出来，诱使人们展望未来而非缅怀过去。平等渗透到整个社会中，有时，它是一种争创卓越的激情，把卑微的人抬升到伟大的层面 ——托克维尔称之为“果敢而正当的追求”；有时，它是一种嫉妒的低级趣味，怂恿弱者把强者拉低到自己的水平。霍布斯和洛克等人认为自然状态可以产生民主，托克维尔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认为民主可以催生某种自然状态，个体之间无须彼此冲突，但也并非密不可分。
民主的个体是怎样变得强大而非弱小的？托克维尔没有说他们非此即彼。他关于独立于政治的“社会现状”的概念听上去像是社会学，一门在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发轫的科学。但与今日的社会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截然相反，他并不认为社会特征决定了政治，因为如果这样想，就忽视了政治对社会的重要性，他以继承法为例所阐释的恰是这一重要性。法律是来自社会现状，还是决定了社会现状？托克维尔给出了模棱两可的答案，因为他说，社会现状既是事实或法律的产物，又是大多数社会行为的基本原因。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就显得不那么稳如泰山了：如果政治只是某种社会现状的结果，无法决定重要问题，那么要政治自由还有何用？因此，虽然他说社会现状可以被认为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因，他还是继而谈到了人民主权——暗示由谁当家做主事关重大，同时又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民主既是自治，同时也由其社会现状所决定。
托克维尔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民统治着美国的政治世界，犹如上帝统治着宇宙。”凡事“皆出自人民，并归于人民”。但如果说美国人民像上帝，他们似乎就要取代上帝、自己当家做主了。人，而非上帝，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清教徒思想中一处明显的改变，他称其为“起源”。清教徒的民主是一种神权政体，如果托克维尔心向往之的是那种思想，他就不会是个自由主义者了。政治自由为民主政治设限，防止国家对民情进行严格管制（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谓“清教徒式”的管制），因为它希望民主的个体是自由的。托克维尔一贯支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但他赞同由清教徒带到美国的民主政治，因为人只有参与管理才能获得自由。他在人与上帝之间进行的这种平衡难免令人困惑，但他以此证明自由既受益于宗教，又遭到宗教的破坏。
乡镇
自由的个体本身是弱小的，托克维尔必须解释他们如何变得强大，以致民主的平等最终能够强化个体的力量而不是怂恿他们相互嫉妒。结社便能使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