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17]
然而，运动内部的政治策略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基督教男性群体运动“守信者”，主要致力于“精神的、道德伦理的、性的纯洁性”（“守信者”条规第三条），以及“通过爱、保护和《圣经》的价值观，建立稳固的婚姻和家庭”（“守信者”条规第四条），但其最推崇的，则是男性气质而非性取向，该组织的根本目标——在异性恋家庭中重建传统的性别地位——也间接表明了这一点。相反，一些美国组织如“传统价值观联盟”，则倾向于不仅认为同性恋不道德，而且将其看作危害社会和“摄走”年轻人的力量，因此他们专门致力于反对同性恋权益。颇有恶名的堪萨斯州威斯特布路浸信会认为，各种降临于美国的社会灾难，包括艾滋病、“9·11”事件、美国士兵在伊拉克的死亡，都是上帝对美国纵容同性恋的惩罚，美国是罪有应得。它的网站“上帝憎恨柴棍”（大标题“欢迎，亚当堕落的子女们”）声称“上帝憎恨美国”（以及瑞士、加拿大、爱尔兰和墨西哥），因为它有着“亵渎上帝的鸡奸文化”。
许多西方国家都有针对男女同性恋者的基督教支持团体，它们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受到误导的生活方式选择，致力于“帮助”那些希望过上“体面”的异性恋生活的人。比如，其中最大的团体之一“解脱国际组织”承诺，“通过耶稣基督的力量助人从同性恋中解脱”，为“与有害的同性恋诱惑作斗争的男性和女性”和想要“变成异性恋”的人提供“修复疗法”，此外还召集一年一度的“解脱会议”（2007年的大会名为“革命”）。
虽然宗教和保守团体仍然以“家庭价值观”为旗号，反对性取向的多样化，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性的道德模型，但在各项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中，倡导尊重性取向多元化的其他声音也一直存在。面对反复出现的道德激进主义和性保守主义思潮，杰弗里·威克斯和许多其他各派的酷儿主义理论家试图阐释其他“改良版的”性存在价值观模型。不仅如此，不少宗教机构的自由派神学家也以不同版本的基督教伦理为依据，发声支持同性恋对权益的要求，而新保守主义则对性身份作出了重新定义，提倡从政治立场推进平等。相对于酷儿政治赖以形成的左派激进立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在保守的同时又具有解放性。这一反酷儿同性恋政治派别的典型代表有现居美国的英国作家安德鲁·苏利文，他曾著有《保守主义的灵魂：我们曾如何失去它，又将如何将它找回》（2006年），还有小木屋共和党人（共和党的同性恋支派）。在文化领域，“熊人”运动近年来也风头正健，该运动赞扬传统的男性特征明显（拥有身体和面部多毛的特征）的男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反对所谓的“阴柔”的方式和作风。
性的生物模型在近年来进化科学和基因科学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也重新焕发了活力。如雄心勃勃的“人类基因工程”，就致力于描绘出人类DNA的整个序列。基因研究领域的进步，使得对于性行为和性身份的生物学和遗传学解释重新盛行起来。比如，1993年的《科学》期刊上曾发表了哈默等人对果蝇进行的一项研究，由此人们认为同性恋可以用“同性恋基因”来解释。该研究宣布基因排列方式和性取向之间存在联系——这一发现一直遭到激烈质疑。20世纪90年代的诸多研究也试图找出许多生物特性背后的原因，如同性恋者中有更多人是左撇子，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继续认为同性恋是性荷尔蒙的分泌失调所致。美国国防部等机构继续从生物和医学的角度来定义同性恋，认为它是一种精神失常行为。最后，一些刺激性功能的产品如药物“万艾可”的研发也寓示着性存在这一概念的深度医学化。
性政治内部截然相反的两派立场，都以性的生物模型为依据。举例来说，一方面，所谓“同性恋基因”的发现引发了一些人呼吁对性偏常现象进行基因“修正”；但另一方面，1993年的《时代周刊》曾刊登了一篇兰姆达法律辩护基金会的一位代表对同性恋基因的“发现”表示欢迎的文章。他的观点是，该发现意味着同性恋者“不能左右自己的性取向”，因此不应当被歧视。和性的宗教模型一样，对于性的生物学理解，既将性偏常现象病理化，又成为了为其争取平等权利的依据。
基因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也使一些受到集体关注的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如遗传、生育控制、福利制度的未来等，这些问题也被纳入政治议程。一些新的举措，如怀孕期间的基因咨询，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因为过去的优生措施曾带来过教训，但它们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意味着改进民族整体基因储备的希望。比如基因科学家赫尔曼·穆勒曾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精子银行”，它一直运行到1999年，打算通过提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精子以改进美国的基因“质量”。但这一计划遭遇了惨败，因为获奖者不愿意参与捐献，即使有少数（老年）科学家愿意捐献，其精子质量也很低。
在更大的范围内，政治家们公开表达了对“不受欢迎”的公民群体，如穆斯林移民的较高生育率的担心，比如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政治家们曾对此发表过意见。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就曾对于印度、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高生育率表示过担忧。与繁衍有关的女性性存在，继续成为国家政策的特别关注点。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美国，每年约有10万至15万低收入妇女接受了联邦政府买单的绝育手术，她们这么做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政府威胁要收回发给她们的福利补贴。美国禁止滥用绝育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诉讼，联邦法官在1974年的一项裁决中宣布这类行为非法，但一般认为，这一裁决并未刹住强制绝育的势头。到20世纪80年代初，据估计约有24%的非裔美国妇女、35%的波多黎各裔妇女，以及42%的美国印第安妇女（相比之下，只有15%的白人妇女）接受了绝育术，这些手术很多都是在当事人不同意或不完全了解后果的情况下进行的。目前还有一些组织，如“阻断工程”（曾经名为“需要社区关怀的孩子”）组织，向男女吸毒者提供现金，鼓励他们接受绝育或输精管切除术。20世纪90年代开始，共和党的政客们也开始呼吁对“杂乱”的人口群体，包括吸毒母亲和其他福利救助对象施行强制绝育，此举引发了外界对于“新优生政策”的声讨。
在欧洲国家，近期关于移民的文化论战的焦点是性伦理方面的争议。穆斯林移民因为拒斥西方的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以及对性取向的多样性缺乏宽容而备受谴责。文化上的“外来者”被认为比本土人群更具有性压抑倾向，这和早期历史对于非西方人的性存在的描绘相比，是一个有趣的反转。的确，西方人一直在“东方”文化中寻求性幻想。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方”的异国情调的描绘，都充满了无尽的感官刺激和毫无罪恶感的淫乱行径，如18世纪法国理论家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年）、19世纪法国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的作品和19世纪的探险家理查德·伯顿爵士（《天方夜谭》和《爱经》的译者）的作品。早期西方人类学家的作品也大抵如此，比如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而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1928年）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年）都照例将非白人的种族描绘为更贴近于自然，因而在性方面更加自由的种族。相比较而言，西方人的形象则更加文明开化，因而在性方面更加克制。黑人男性则被普遍认为拥有比白人男性更加旺盛充沛的性能力，这也反映了西方人关于性和种族的幻想与焦虑。
19世纪的印度，一位妇女用根类蔬菜作为假阳具，对另一女性进行爱抚。
性存在与权力
因此，近年来关于性存在的争议，进一步说明了性存在与权力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关联，权力的社会关系由历史上的性别、社会阶级和“种族”所形成。用米歇尔·福柯的话来说，性存在构成了：
权力关系的一个特别密集的转接点，这种权力关系存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师生之间、僧俗之间，以及管理者和民众之间。
和性解放范式下的观点相反，福柯认为性存在不能简单地对抗权力。我们之前曾经明确过，马尔库塞、赖希和弗洛姆等弗洛伊德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性是一种受到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压制的正面力量，性解放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种性革命会解放性存在和颠覆更大范围内压迫性的权力结构的希望已经逐渐消失。
但性存在和权力的关系却变得更重要了，因为正如福柯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和作为性生物的自己的关系，构成了现代身份的中心。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称：“某种程度上……性存在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可塑的特征，是身体、自我身份和社会规范的一个联结点。”不过，对于性存在在现代人自我身份中的中心地位的政治意义，福柯和吉登斯却持不同意见。福柯认为，性存在是现代权力关系的首要目标，也是社会对于“杂乱”人口进行分类的根本准则，而吉登斯却认为过去的几十年中，“纯粹”关系的流行是一种正面的现象。他口中的“纯粹”关系，指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使其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减少，因此一些退出性的选择开始变得可行，如要求离婚。虽然纯粹关系与传统婚姻相比更为脆弱，但传统婚姻是靠背后更广大的社会制度支撑的，相比较而言，纯粹关系蕴含着对亲密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对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中的民主化均有裨益。吉登斯以及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贝克—格恩施海姆认为，女性率先发起了对性存在和亲密关系的更平等的理解。在他们看来，男性性存在的根本变化，是女性试图改变生活方式的斗争所取得的结果。正如贝克和贝克—格恩施海姆所说：“男性的解放是一个被动的事件。”他们还说，男性“似乎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了自我解放”。
毫无疑问，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标准范式也是如此。虽然以前的理论认为男性性存在具有内在根本的暴力性，现在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强调了男性（在异性关系）性经验中的被动性和脆弱性。这样的解释出现的背景是更大范围内的“阳刚危机”，而“守信者”之类的组织总是用宗教激进主义的答案来解释这一现象。同样，近期关于性功能药物“万艾可”的争议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它占领市场的速度可以看作是某种男性愿望的胜利，但同样也可以看作是进一步强化了男性不存在问题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