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3]
官僚的反击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带来了资产阶级的末日，这不仅发生在德国。一个完全凭借自己的资本和别人的异化劳动供养的阶级，只有在开放边界、开放空间的社会中才能存续下来，在这类社会中，弱势和不满的群体可能会扩大。随着世界经济成长为一个封闭系统，各个工业国家在经济一体化要求的政治合作的挑战面前退缩，并徒劳地试图把自己封锁在较小的集团里，留给安逸的资产阶级成员的空间越来越小，他们被迫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知识界的剧变反映了工作在影响资本世界，这一剧变打乱了文化现代性早期阶段的形式和常规，至少在德国和奥地利与在其他地方一样猛烈。在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心理学领域，适用于一个世界广阔、经济扩张不受政治机构限制的时代的身份（集体与个人的）概念受到了深入而充满敌意的审查。这是德国的不幸：只有当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甚至文化地位遭到致命破坏的时候，其代表人物才取得了政治自治乃至最高地位，他们曾为此斗争了半个多世纪。1918年德国终于迎来了它的革命。但是新的共和国诞生于军事的失败，立刻被不平等的和平束缚。被剥夺的不仅是象征性的海外帝国，还有归还给法国及复兴的波兰的领土上的大量矿产财富。兴旺了两代的中产阶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变得赤贫，对未来缺乏信心，并且随着资本的丧失，许多或新或旧的私人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不复存在。德国的竞争对手在一段时间内还享受着帝国的荣耀和作为胜利者的自负，很容易忽视全球市场已经对它们的身份提出了间接的挑战。德国和奥地利缺乏殖民地劳动力的支持，又无盟友可以依靠，不得不依赖自己的努力，作为世界第一批后帝国和后资产阶级国家再造繁荣。德国和奥地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后续政体的文化具有激进的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它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影响直到1989年之后才充分、清晰地展现出来。
然而，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魏玛共和国一直没有从它的过去里解脱出来。德国资产阶级可能已经只剩下几个超级富豪家庭，领导着在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垂直一体化的工业和银行业卡特尔[3]。但是，中产阶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官员（包括教授团体）—明显毫发无损地挺过了崩溃期。专制君主已经是过去时，但国家机器仍然存在，它的本能要么是服务权威，要么是体现权威。军队、学院和政府留恋它们的国王。它们对把国家权力交给无产阶级大众社会的议会机构惴惴不安—这个社会并不基于土地，甚至是资本的所有权，而是基于工作的需要和义务。第二帝国的议会代表团们粗略地被划分为民族主义者的和社会主义者的，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不可靠的，一旦作为它们存在理由的君主制消亡，它们无法培育出土生土长的民主传统。任何明显的外部民主启迪也不存在。民族主义者没有理由看好战胜国的自由传统，战胜国假惺惺地强加给波兰和捷克自决权，是为了摧毁德国和奥地利，但为了保全自己的帝国，死扣着同样的东西不还给印度和非洲。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的俄国正确地确立了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本质，这比社会秩序中残酷的沙皇政权在维持和扩张的事实重要得多。缺乏本土的共和模式，带着难以重回神圣罗马帝国的普鲁士遗产，“德国”的身份很大程度上由官僚阶级的持久性及其非政治性的“教化”思想体系来保障。这个思想体系让所有作家，除了最敏锐的那些，放下了维护宪法的任务。一方面，许多“艺术”的新理论提供了诸多驳斥当代政治的理由，说它肤浅又虚假。另一方面，认可政治参与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普遍拒绝和粗鄙的反智主义。魏玛共和国在各方面遭到了背叛。如果说作家和艺术家就整体而言，从左翼背叛了它，那么公共服务，包括教授，事实上就是从右翼一起背叛了它。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如同“国家社会主义”一般，作为工作的新时代里代表民族团结的政党凌驾于左和右的差异之上，但是它的吸引力无疑是对1918年被斩首的独裁主义的怀旧之情。当全球复苏的兴奋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衰退，并在1929年的大崩盘之后让位给全球性的萧条，它的机会就来了。西方国家用贸易保护主义来应对这场危机，1933年德国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策：选举出一个政府，它承诺让国家摆脱所有国际机构，在经济方面和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以军事模型为基础的指挥框架—这是对第二帝国奇怪的错误记忆。然而在第三帝国里，资产阶级的自由企业没有俾斯麦时代巧妙的安身之地。这是官场规模最大也是最恶性的扩张时期，在引发长久地盘之争的长期革命中，老官僚被迫接受各级穿制服的新官僚，并一直以和过去同样平庸的效率或无效率执行所有邪恶且不合理的新政策。腓特烈大帝的传统和19世纪的改革者们被艾希曼[4]和营地指挥官们终结，他们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会播放舒伯特。只是到了这个阶段，德国官僚阶级的文化已不再具有创造性，而是几乎完全被动的了。大学里，所有独立思考的和有犹太血统的人都被清除了，大学永远失去了曾领先世界的卓越成就。由“国民教育与宣传部”[5]炮制的宣传鼓动采取了电影、低俗小说或公共艺术的形式，它们如今只能引起历史社会学家的兴趣。音乐和表演艺术寄生于过去的成果，大多是对过去的滑稽模仿。自由和创造性的文学精神，不论是否有过正式的地位，几乎要么死去了，要么离开了，很难再与德国的过去或现在的经历发生联系。留下来的哲学和“日耳曼学”教授们顶多潜心研究相对无害的编辑项目。对于最糟糕的情形，我们至今无法有分寸地谈论。
零点以后
继1871、1918和1933年之后，德国的第四次重新定义始于1945年。领土上的调整是有史以来最巨大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从几百年来德国人口占主体的地区向西迁移。普鲁士这个国家正式解散。德国退回到近似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含奥地利）的边界线内。社会和政治方面也不例外，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占领区恢复了16世纪德国专制主义兴起之前的部分面貌：一个联邦共和国，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由几个大城镇的工业、商业和金融力量支配。在所有先前的德国革命者们失败的地方，希特勒成功了：他把德国变成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继承的财富和地位在这12年里分文不值；真正作数的是种族、党籍和军衔。在他的专制政权毁灭和自我毁灭之后，西德波恩共和国在该民族历史上空前的社会平等的基础上起步了。但是这个基础是由希特勒的“工人党”奠定的，而且由于占领国相对迅速地撤离了西部，联邦德国在早期阶段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与刚刚过去的德国历史的连续性问题。最初的应对，在公众心目中，是创造性的否认，即全力构造另一个德国，它向西方看齐，采用共和制政体，努力推动自由市场和欧洲一体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在文化领域，在与民族早年历史的棘手关系中暴露出了基本的连续性问题。1800年前后的文学和哲学成就仍然享有在第二帝国享有的“经典”地位，只是它们被程式化了，被重新阐释为“另一个德国”，它历经了某个神秘且宿命的过程，与1871至1945年的德国相分割。然而，声称联邦共和国已经重建了“另一个德国”—在把它的文化布道所命名为“歌德学院”的决定中也隐含了这一点—其实是在未必确实地声称它以某种方式复活了18世纪晚期的公国世界。创造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文化的德国本土的资产阶级和官僚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全球市场的无情发展破坏了双方：欧洲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化的浪潮吞噬，我们所有人变成大众市场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资产阶级不复存在；随着拥有政治权力的民族国家和地方中心的重要性减弱，官僚已经丧失了与国家身份有关的特权关系。无论是重新册封的经典，还是自认为与德国历史全无牵连、足以评判它的批评家们关于经典作品权威性的争论，都没有切实地评估那段历史进程。18世纪文学的复兴、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衰落、新的共和制德国的诞生都同样卷入其中。苏联占领区从1949年起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非现实主义的最后阵地。在这里，和（当然是作为终极关税壁垒的）柏林墙后的别处一样，政府官员享受了40年的安逸，从思想和情感上全盘否认与前政权的任何相似。东德实质占据着以普鲁士为中心的俾斯麦帝国的许多文化宝库，自称是第二帝国所谓“古典”文化的唯一真正的继承者—尽管它令人惊讶地把“另一个德国”描绘成一个在马克思、恩格斯和统一社会党那里达到顶峰的伟大的唯物主义传统。虽然有一些政策上的动摇，让人回想起此前文化政策里相似的不确定性，该党派的路线仍在剧院、博物馆和教育系统保持了下来。因此，凭借着比西德严厉的做法，可能显露它与1933至1945年间的类同性的、对现实的询问都受到了压制，该时期骇人听闻的罪行也暂时无人理会。
因此，摆在联邦德国相对独立的作家和思想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记住它从中醒来的那个噩梦，开始为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