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幸福 [10]
我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生活过一段时间。有一天，傍晚时分，我和妻子抱着小婴儿，在市里人烟较为稀少的地段像无头苍蝇般绕来绕去，试图寻找一家餐厅，却没找到。在争执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们俩略微起了一点口角。一个拉丁裔流浪汉走向我们。他并不是来乞讨的，只想教训我们一下。“你们俩有毛病吗？你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看看你们拥有的一切。你们应该感到幸福！”从流浪汉口中说出这番话，确实叫人无地自容。不过他没说错。
自主权
我隐瞒了自己的离开，因为身为马萨伊战士却离开家去找工作，这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马萨伊人会说，这人上赶着去给别人当奴隶。
语出忒皮里特·奥雷·赛特提
假如你有跟幼童一起生活的经历，那么你一定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和自己的决定自己做乃是人类的本能渴望。“我要自己开门！”是孩子口中常常出现的话。追求自主权是人类的本性，而主宰自己人生的感觉也是幸福的重要来源之一。感觉自己能够不受他人影响做决定的人，要比其他人幸福得多。自主权甚至能让人更健康。有研究表明，只要给老人院里的老人哪怕一丁点自主权，他们也会更幸福、更健康，甚至活得更久。例如，养老院可以让老人自己负责房间里的植物，而不是请员工统一打理。
简单来说，自由，就是幸福的一大主要来源。不过，某些方面的自由比其他方面更为重要，并且自由也不是越多越好。我们这里讲到的自由，即自主权，指的是一个人能够自主选择。因此，看一个人有没有自主权，就要看他能不能为自己的事情做主，能不能不受强迫、高压，不屈从于别人的意志。
举例来说，经营一家小企业是一项有风险、有难度的工作，可是小企业家却普遍认为自己很幸福，不用被老板呼来喝去是一项非常诱人的条件。事实上，这正是工资制经济体系的重大缺陷。由于这项缺陷无处不在，我们常常忘记它的存在。成为雇员，就意味着你要听从别人的突发奇想。工资制经济体系一度被称为“工资奴役”，至今还有人依然这样认为。
我们不应当把自主权同另一种自由，即选择自由弄混。选择自由代表人们能够从一系列选项中选出他们最想要的。这种自由对幸福来说重要吗？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比较模棱两可，不过，选择自由度更高的人似乎在平均幸福感方面确实略胜一筹。金钱的影响力最能说明这一点，因为金钱的好处本质上就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稍后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当然，人们不一定非要有很多选择才可以幸福。狩猎采集者的人生中就没有什么选择，但至少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喜欢自己拥有的选项，并设法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不过，选择自由确实能让人摆脱困境，更容易找到让我们更加幸福的东西。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从事自己认为有意义的职业，然而假如我们生活在传统社会或极权国家中，就根本没有这些选择。在那种环境下，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某些工厂中劳作，或者打理家族农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同时，只要拥有选择的权利，就能产生一种由可能性所带来的自由和快乐。例如，中国及世界很多地区对汽车的需求日益旺盛，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汽车能给人带来自由感。对很多人来说，想象自己沿着一望无际的高速公路开向夕阳，是非常动人的场景。
从另一方面来说，选择自由也需要人们付出相应代价。很明显，在有选择的时候，人们犯错的概率也会增加。同时，从更多选项中做出选择也非易事，甚至会激发人的焦虑感。有时人们甚至会逃避做出选择（逃避做出决定），因为一旦进行选择，就不能再将坏结果推卸给运气差，也不能耸耸肩膀就抛在脑后，相反，人们会心生懊恼，陷入自我谴责。选择也会削弱人们的决心和满足感，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财产和事业都变得更加不可预知，从而可有可无。例如，离婚率上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逐渐认识到伴侣的可替代性，从而对婚姻现状愈发不满。（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一下：假如你跟某人被困在荒岛上，那么你们肯定能找到天荒地老的办法。）巴里·施瓦茨是一名顶尖学者，专门研究选择的代价。他有一篇文献综述的主题就是选择的影响，文章标题为《自由的暴政》，而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题为《选择的悖论》。
人们常常嘲讽自主权是一个狭隘的西方个人主义理想概念，不适合大部分文化。不过，在“阿拉伯之春”中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冲突的大批埃及人、突尼斯人、利比亚人、叙利亚人和也门人显然对这种论调不以为然。自主选择的理想已经传遍全球，因为人类天生就不喜欢任人摆布。
不过批评家们也没说错，西方个人主义理论确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不被接受。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社群文化或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喜欢把自己跟家庭或社区联系在一起，更注重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努力满足社会对自己的期望，不那么关心个人隐私和自我满足。这强烈影响了他们想做的事情，也表示人们在做决定时会主要参考别人的态度和利益。事实上，你的人生不完全是你自己的，而是与别人的人生息息相关。在一些需要考虑“大局”的问题上，如结婚对象等，人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权。尽管如此，他们或许还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大部分人生。例如，掌控自己的日常行程可能比做出重大决定更能令人们感到幸福，原因很简单——日常生活近在眼前，永远占据显要位置。就算人们无法独自主宰某些事务，依然可以认为自己正在践行本人所认可的价值观，从而获得拥有自主权的感觉。这样一来，人们也不再觉得自己活在父母的控制之下。
当然，并非所有社群文化都喜欢强迫别人。事实上，在某些社群中，告诉别人该如何行事会触犯重大禁忌。例如，东南亚某些地方就有这样的文化，很多狩猎采集者的社群也是如此。在这些环境中，人们以集体形式享有高度自主权。他们可以自由地过自己选择的生活，但与个人主义者相比，他们更愿意从集体角度来看待问题。在最近一次世界价值观调查当中，研究人员请来自57个国家的居民根据他们的现实生活评价他们觉得自己拥有“多少选择和控制的自由”。一般来说，这类问题的答案很能帮助评测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符合预期的是，美国人在这方面的评分很高。不过，认为自己享有最多自由和控制权的是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并且不怎么富裕的墨西哥人和哥伦比亚人。
人际关系
披头士乐队告诉我们，“你唯一需要的就是爱”，他们的告诫基本正确。人际关系对人类幸福的重要程度，就像水和鱼的关系一样。在所有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中，我们可能最需要把人际关系处理妥帖，这其中包括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社群关系。
人际关系最直观的好处，就是能让我们享受到彼此陪伴的快乐。跟同伴聊天和共事可能会带来幸福感。研究人员曾经记录过人们在不同活动中的感受，发现所有人，包括内向的人，都会在有人陪伴的时候体会到更多积极情绪。一直以来，社交都是最令人感到快乐的活动之一。
自然，亲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一项以幸福感很高的个人为研究对象的调查中，每个受访者都拥有非常坚实的亲密关系。心理学家埃德·迪纳和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精准地总结了其中的奥义：“能够产生最多幸福感的亲密关系，一定需要两人互相理解、互相关心，彼此认定对方是值得的。”不管是否处在亲密关系之中，受到尊重对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体验。并且，有些人的评价对我们来说很有分量，我们也需要得到他们的尊重。
这些都是非常平凡琐碎的观点，却常常被人遗忘或误解。我父亲基本是由他的祖母带大的，对于祖母的育儿方式，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给予自己的关注：假如孙子有话要对她说，“阿妈”就会停下手中所有事情，摘下眼镜，给孩子百分之百的关注。这个简单的举动却体现出孙子在祖母眼中的重要性，也唤醒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这是多少玩具都做不到的。
良好的友谊和团体关系的标志之一就是信任。假如你有一个知心好友，就意味着你信任这个人，可以把自己最隐私、最重要的思绪和担忧与之分享。假如一个团体里的人彼此信任，以至于可以气氛融洽地调侃一下某人剪坏的发型，那么这几乎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团体。毫无疑问，一个人是否信任他人与这个人的幸福程度有很大关联。信任至关重要，因为它能提供一种安全感，令我们感到自己被接受、被爱、被保护，被一群愿意为了我们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人所环绕。这种安全感是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重要缓冲，是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人人都希望能够与为我们提供这种安全感的人一同度过大部分时光。
然而在很多社会中都很难实现这一点。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等官僚体系中工作，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高度“社交性”，却缺乏人情味。你在上班的大部分时间，身边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关注你的人，你根本无法信任这些人。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上，似乎只有孩童能够长时间被无条件爱着他们的人所环绕。如今，在工业化国家中，大部分孩子在工作日期间只能长时间待在教育机构里，身边唯有雇来的看护者，而这些看护每人需要照看10个、20个甚至更多孩子，他们能够分配给每个孩子的喜爱几乎是随机的。
例如，在美国，常常会有5岁孩子发现自己因为一些常见的行为问题而被集体所排斥，除了直系亲属外没有别的避风港，有些孩子甚至没有直系亲属可以依靠。（在富裕的美国社群中，我已经好几次观察到这种现象。在每一个案例中，孩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轻则激动易怒，重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孩子们在校外跟同龄人玩耍的机会通常由家长来组织，他们会为孩子安排必要的“玩耍约会”。当然，这些家长不太可能邀请有行为问题的孩子去自己家里。在这种情况下，被孤立的孩子没有什么机会建立友谊，也没办法从同龄人集体中学习如何社交。他只是遭到惩罚，被人们晾在一边。我们不需要阅读任何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