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国际移民 [6]
其次，移民寄钱回家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不可低估。移民有可能会失业、工作没保障或者工资很低，而家人却往往期望他们能寄大钱回来。有意思的是，调查显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移民在其从业和收入等方面误导了家人。如果你的父母为了让你去得起巴黎而变卖了家产，那么你想要让他们相信你住的是不错的套间、干的是有意思的工作而不是跟六个人合住一间房、干着扫大街的活儿甚或做了妓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接收汇款还会在来源国产生一种“移民文化”，年轻人由此看到了移民明显的回报，对移民海外寄予了不现实的期望。依赖汇款也会使有些留在国内的人完全失去工作的动力。
近些年从学术文献中而来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想法叫作“社会性汇款”，这跟佩吉·莱维特的调查关系尤为密切。它说的是人们不光是寄钱回家，还传递着新的思想、社会和文化习惯以及行为规范。它可以发生在家庭层面，比如在外工作的父亲或者母亲休假回家会给孩子教一些新的观念。这种情况也可以更为正式，如移民向来源国的媒体投稿。不过，当今最强有力的方式也许是通过互联网。尽管在第三章我们看到许多穷国使用互联网的便利还非常有限，但在这些国家诸如政客和记者之类的舆论制造者却经常使用互联网，因此会受到电子邮件活动或互联网聊天室讨论的影响。
汇款的压力
我采访了大概一百位1999年到2001年期间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厄立特里亚移民和难民，当时他们的国家与邻邦埃塞俄比亚正处于战争状态。战争期间，他们有特别的压力要把钱寄回家，因为家乡许多年轻人都应征入伍，使家庭收入来源越发匮乏。柏林的一个厄立特里亚社区中心曾一度向那些寄钱回家支援祖国的人颁发证书对他们进行表彰。其中有一位因为最近失业，上月没能寄钱回家。作为唯一一位没能拿到证书听到掌声的人，他感到极度尴尬和羞愧，早早就离会而去，眼泪几乎都要流出来了。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件事还是突出表现了移民在汇款时所面临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家人也来自与他们同在外工作的同龄人。
流散人口
来自某一城市、地区或国家，在同一目的地国一起生活的大量移民通常会形成正式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专业协会——比如将来自同一来源国、移民在外的医生、律师或教师拢到一起——也包括一些以共同兴趣，如运动、宗教、性别、慈善及发展等为基础的组织。另有一种组织叫作“老乡会（HTA）”，这种组织使来自同一城镇的人聚在一起，其活动的核心是促进家乡发展。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那样，流散这个“无所不包”的词经常被用来描述这些形形色色的移民组织。
老乡会
墨西哥的老乡会历史悠久——最具盛名的建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今在美国的三十个城市中墨西哥老乡会就有六百多个。他们支援家乡的公众事务，包括修建公共基础设施（如建新路、修旧路），捐献设备（如救护车和医疗设备）和促进教育发展（如设立奖学金、创办学校以及提供学校所需的物资）。
这些流散组织一般会向其成员募捐并将所得财物送回来源国用于特定目的。正如募捐箱上标明的，募捐的目的可以是为了持续发展，也可以是为了紧急援助。比如，在应对2005年巴基斯坦北部地震时，流散组织迅速集中起来往本国送去钱、医疗设备、帐篷和食物。
除了通过送钱送物来作出经济方面的贡献之外，流散组织也可以参与祖国和家乡的政治、社会及文化事务，其最明显的政治贡献就是通过投票在国外参与本国的全国性（有时是地方性）选举。在2000年美国极为势均力敌的大选中，乔治·W.布什最终险胜阿尔·戈尔，有些州的结果之所以扭转靠的就是居于海外的美国公民。据估计，厄立特里亚1993年独立公投时，百分之九十八的移民海外、有投票权的厄立特里亚人都参与了公投。在参政方式上，厄立特里亚人的流散组织也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做法。比如，独立之后，厄立特里亚流散组织的代表被正式纳入负责起草国家宪法的委员会之中。
虽然流散组织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贡献更难衡量，但其影响却同等重要。索马里兰地区堪称范例。索马里流散组织支付了哈尔格萨大学和博拉马的阿姆德大学的大部分建设费用。另外，海外的索马里学界人士还在定期返乡休假时到大学授课并培养年轻的索马里大学教师。随着技术不断创新，流散组织成员不用亲身回国也可以照样作贡献，比如通过互联网培训计划以及电视会议。有时候这被称为“虚拟返乡”。
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流散组织的潜在贡献并正在努力动员流散人口进一步多作贡献。这种情况也可以以很正式的方式进行——墨西哥有专门负责与海外墨西哥人关系的内阁部长；也可以不那么正式，比如通过派遣代表向不同目的地国的流散组织做宣传。
正如对汇款问题应当有所保留，对流散组织的潜在贡献也应如此。原因之一就是，流散人口固然可以为发展添砖加瓦，但也可能为战争火上浇油。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的流散组织的确为两国之间的冲突提供了资金来源。另外，流散组织经常是由某个宗教或民族团体把持，因此所捐献的财物往往用于特定群体，从而加剧了不均衡的状况。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流散组织通常由受过教育的精英构成，这从他们的捐献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创建大学可能就无法使穷苦的农民直接受益。
返乡
除了汇款回家及发动流散组织集体捐献，移民还有第三种途径可以潜在地促进发展，这就是返乡。移民返乡时从国外带回积蓄在家乡投资，常常会开办一些小企业。返乡之后，他们在国外仍有很好的关系网作为小规模贸易和进出口业务的基础。前面已经提到过，移民返乡也会将能够催生创业精神、促进创业活动的新观念带回乡里。
还是得提醒一下，返乡的影响也不可夸大。有些人返乡只不过是因为在外面干得不成功——回到家来既无积蓄又没新的经验，只能重操旧业。在外耗去了年轻能干的岁月，移民们重返故土多是为了休养。尽管他们回家时会带着积蓄带着经验，但返乡时自身在经济方面却并不活跃。另外移民返乡的影响究竟能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国内的状况。假如无法获得土地，赋税又太高，有技术的劳动力还不足，好心好意想要开办小企业的返乡移民很容易会因此受挫，他们的计划也便随之破灭。
第一章和第二章曾经提到过，有些移民返乡待一小段时间然后又离家去继续他的移民生涯，似乎这种“循环移民”势头见长。在这种短期返乡的行为是否也能有助发展的问题上有一些争议，尤其是在决策层。对海湾国家的印度移民所作的有限调查表明，他们的探亲活动的确能够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原因之一就是，短期返乡的移民往往会炫耀（他们在朋友和家人身上大把花钱，还会有些颇为招摇的消费）、购买礼物以及吃吃喝喝。
人才流失
如果国内失业问题严重，出境移民便因为减少了活少人多造成的竞争压力而具有积极意义。这就是菲律宾政府积极鼓励出境移民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了，是因为他们会寄钱回家。
然而，移民也是有倾向性的，出去的往往是社会中那些最具创业精神、受教育程度最高又最聪明的人。如果他们的技术在本国并不匮乏，这倒也不成问题。比方说在印度，即便大量的电脑专家和技术工人出境也不足为患，因为现在印度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些技术。更常见的是，这种流动使本就缺乏这些技术的国家雪上加霜。这种过程通常被称作“人才流失”。除了丧失技术，人才流失还意味着这类国家将看不到在教育和培训国民上所作投资的任何回报。
人才流失是一个全球现象。有些忧虑多年以来一直未得到缓解，比如欧洲最优秀的科学家仍在奔赴北美，那里的工资更高，研究经费更宽裕，设备也更先进。
不过，这一过程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已经引起了相当关注。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诸国移民的医疗人员，也就是医生和护士，尤其成为关注的焦点。有些数字令人震惊。比如，自2000年起，仅在英国一国注册工作的、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护士就有将近一万六千名。赞比亚独立以来接受过培训的医生中，六百人里只有五十人仍留在当地行医。据估计，当前在英国曼彻斯特市工作的马拉维医生的人数超过马拉维全国的医生总数。回顾一下上一章提供的一些数据——那些穷国在婴儿死亡率和患病率方面的数据——才能理解为什么医生的缺位会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有如此的负面影响。
尽管对于非洲师资方面的关注程度不及上述问题，但这方面人才流失的忧虑也同样值得一提。需要再次提到的是，上一章就入学率和文盲情况的评述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何以如此令人担忧。
对于人才流失的反应各不相同。可以说，人才流失反映了人们背井离乡，以求改善生活并发挥自己的潜力，这并没有什么错。此外，如果他们自己的国家无法保证充分就业，无法提供工作机会和留守本国的鼓励措施，那就是那些国家自身的问题了。另外一方面，富裕的技术移民接收国也受到了批评，特别是那些积极招募技术人才的富国。有些国家被指责搜罗全球，像摘樱桃一样使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尽入彀中，而对其他人则置之不理。有些评论家认为，富国应当针对穷国技术人员的流失对其加以补偿。选择之一就是采取更加合乎道德准则的招募方式，避免从那些本来技术就特别不足的行业及国家选取人员。正如我在第八章要讲到的，长远看来，移民定期在外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来源国的暂时性移民计划不失为更具持续性的应对挑战之策。
第五章 非常规移民
以非常规方式离开本国的移民与其他移民有着完全相同的动机。以非常规方式而非合法方式移民的人数量之所以增长，大多是因为针对合法移民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多，这种限制主要是来自那些目的地国。想要移民的人数量空前，但相对而言，能让他们如愿以偿的机会却并不多。我们将在本章看到，围绕着人们不顾法律限制也要移民的愿望，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发展了起来，其形式为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
何为非常规移民
读者诸君现在应当已经发现我选用的是“非常规”移民及“非常规”移民活动这些字眼，有意避免使用更为普遍的“非法”一词。对“非法”一词最强有力的批评就是，把人说成是“非法”就否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人不可能是非法的。移民也是人，不管法律地位如何都享有应有的权利，而这一点却很容易被忘记。另外一条批评是，“非法”一词带有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