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国际移民 [5]
新权益
较之以前，有些人可以更加容易地跨越边境，留居异国，他们的这种权益如今已经明显地得到了扩大。比如，欧盟（EU）内部边境的开放使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该地区自由迁徙，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地区性经济协定也包含一些能使劳动者自由迁徙的条款。此外，诸如商人、学者、学生、运动员及演艺人员等人士通常并不需要签证，或者即便需要，程序上也有快捷途径可走。比起以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允许长期移民工人的直系亲属与他们团聚。而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经签署了195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该公约保证身处异国的难民能够得到保护和帮助。
不过，这些新权益波及的范围也可能会被夸大。欧盟之外的大部分地区性经济协议都未能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在美国，安全方面的忧虑影响到了移民政策，以致“9·11”以来签发给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这样的外来移民的H1-B签证的数量缩减了一大半。申请家庭团聚的移民也面临越来越严格的行政程序。对于其他诸如专业技能低下以及寻求庇护之类的人员，流动性方面的限制也越来越多。
移民产业
移民因个人以及代理机构而变得便捷，如招募人、移民律师、旅行社、代理人、住所提供人、汇款代理、移民及海关官员等，还有各个移民机构也为移民提供了便利。这些机构包括，通常负责移民运输和为难民提供正式的重新定居或回国计划的国际移民组织（IOM），以及一些为移民提供帮助和居所的非政府组织（NGO）。有些分析家将其说成是一种新的移民“产业”或者移民“生意”，就像其他任何行当一样，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商业利益。第五章将会说明，移民产业也有其不合法的地方，包括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
历史视角下的移民产业
移民产业并不算新，尽管其在规模和利润方面有新的特征。1977年，写到十九世纪末自意大利迁往美国的移民活动时，历史学家罗伯特·哈尼造出了“移民商业”这个词，当时他写道：“很明显，官僚、公证人、律师、客栈老板、放高利贷的、乡村商人、港口城市的走私者、代理人甚至火车上的乘务员都有赖于移民交易”（《移民商业》，摘自《加拿大民族研究》，9：42）。若热·杜兰德也对移民招募者做过描述：他们将墨西哥中西部的劳动力与美国西南部需要这种劳动力的产业联系起来，十九世纪末在促进移民由该地区迁往美国的活动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
据说，移民产业从移民活动中所获取的巨大利益极大地推动了移民进程。同时，移民产业越来越复杂，组织性很强的集团与来源国、中转国及目的地国的小经营者和二级代理相互勾结，使旨在降低其影响的政策干预难有成效。
对移民问题所做的解释
本章简要说明了全球经济中一些关键的结构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的共同作用为人们的移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动机和机遇。但是也应综合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全球仅有百分之三的人口才算是国际移民。鉴于种种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增多，在异国他乡过上好日子的机会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交通也越发方便快捷，我们理所应当地要问：为什么移民人数如此之少？
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间接提到过。那些最为贫穷的人受全球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最大，根本就没钱迁徙。许多真正因为穷愁无计而背井离乡的也只是局限于国内，一般是从乡村到城市而不是迁往国外。对于贫穷国家的失业者或未充分就业者来说，工作机会远远不够，即便是在富裕经济区域那些细分了的劳动力市场上也是如此。通讯和交通革命并不像有些评论家认为的那样影响深远，移民网络也一样。迁徙的权益大体上也只属于少数有特权的人。移民产业依利而存，因此有心使移民费用居高不下。
从文献中至少还可以得出其他三个原因。最为重要的是惯性。大多数人安土重迁，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自己熟悉的文化，于是便留居自己的出生国。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会控制移民。一些国家曾惯于阻止人民出境，但前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情况几乎不复存在。现在更为常见的是目的地国对移民的控制（尽管它们的努力并不总是有效）。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国家的发展，投奔异国他乡的移民最终会减少。不管本章开篇之初的统计数据多么令人悲观，全球大多数国家还是在不断发展（尽管有时步履沉重而缓慢）。下章将转而讨论移民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 移民与发展
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的关联主要有两个方面。前一章讨论了一个方面，即发展的不均衡是如何成为移民的动机之一的。本章将考虑这一关系的反面，提出国际移民是如何影响来源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移民向本土寄回大量的资金，同时也在国外对本国作出了其他方面的贡献，重返故土时他们又带回了新的技术、经验以及人脉。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正如第一章就说到的那样，移民会使国家本就不足的技术以“人才流失”的形式变得更为匮乏。
汇款
汇款一词通常是指海外移民寄回家乡的钱。几乎一切与移民相关的事情都很难准确量化，希望到现在读者诸君对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汇款当然也不例外。尽管有一部分钱是通过银行系统寄回，因此能够有案可查，但有可能更多的钱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寄回的。一个原因就是银行和代理通常收费较高（表4.1）。非正式汇款的一些渠道包括，移民本人探亲时带现金回家或者由其亲戚朋友代他们捎钱回家。有时一些定期往返于两地之间的商人会收取少量佣金替移民带钱回家——在古巴就是如此，这种商人被称为“募赖斯（mulas）”。也许最精密的非正式的转账机制要数索马里的“哈维拉德（hawilaad）”系统。关键是这些非正式转账的规模让人无从知晓。此外，由于银行往往不愿或者无法公布个人转账的详细情况，就连正式转账也并不总能准确定量。
尽管有这些数据方面的问题，世界银行还是就全球范围的汇款情况提供了年度估算。据世界银行估算，2004年移民寄回家的钱约有一千五百亿美元，而预测显示200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二千亿美元。这的确是数目惊人。这些数字之所以惊人也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仅仅五年内汇款流量百分之五十的增长——全球化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根据有些分析家的观点，就总值而言，正式汇款紧随石油之后，已经在全球所有合法商品（自然不包括大麻）的转移中位居第二。在发展中国家，移民汇款继企业投资之后成为最重要的外来资金，这些汇款几乎是通过发展援助和慈善事业所得捐献价值的三倍。此外有估计认为，非正式汇款的规模有可能是正式汇款的两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每年的汇款总额可能会多达四千五百亿美元。
图5 宣传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家国际资金转账公司的广告牌
表4.1 2004年从美国汇款到某些国家所收取的平均费用
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经济和社会调查：国际移民》（纽约：联合国，2004）
“哈维拉德”系统
“哈维拉德”（hawilaad或xawilaad）系统的基础是索马里商人。他们从国外的索马里移民那里收集硬通货，然后用钱买进可以在索马里销售的商品。他们定期返回索马里，卖掉货物，将等值的索马里货币交给移民的家人。买卖赢利于是成为商人的佣金。这种系统在全球的索马里社区中非常普遍。“9·11”之后，该系统曾被试图监控或者关闭，因为有证据表明袭击的资金是经索马里提供的。然而，该系统很难纳入正轨，至今似乎仍然遍布各地。
2004年汇款接收国排名前三的是墨西哥（一百六十亿美元）、印度（九十九亿美元）和菲律宾（八十五亿美元）。不过，汇款作为GDP的一部分，比例最高的是在一些小国：约旦百分之二十三、莱索托百分之二十七、汤加百分之三十七。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接收汇款的水平最低，只有全球总量的百分之一点五。2004年排名前三的汇款输出国有美国（二百八十亿美元）、沙特阿拉伯（一百五十亿美元）以及比利时、德国还有瑞士（各有八十亿美元）。
关于汇款对移民来源国的影响仍颇有争议。显然，直接接收汇款的人能够受益，他们往往是社会中最贫穷的人。汇款可以让人们摆脱贫困：以索马里兰地区为例，据估计，平均家庭收入因汇款而翻倍；在莱索托，汇款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汇款不仅使收入增加也使收入多样化了，也就是说家庭花销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变小了。这样一来，汇款也就提供了一种抵御风险的保障。此外，这些汇款通常都是用于子女教育和老人的医疗保健。
汇款、全球化及“3T”
汇款之所以在近几年里迅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具体说来，全球化催生了所谓的“3T”，而这所谓的“3T”又推动了汇款的增长。第一个“T”是指运输（Transportation）——尤其是廉价的航空运输。第二个“T”是指旅游业（Tourism）——许多移民假期探亲时都带钱回家。第三个“T”是指电信（Telecommunications）——电话费用低廉，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较之以前，移民能够和家人保持更加频繁的联系，朋友和家人要寻求帮助也变得更加方便。
直系亲属之外的人也可受惠于汇款，但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则主要是看这笔钱如何使用。比如，要是用于做些小生意或者投资社区事业，如打井、建校、开诊所，那么这些汇款除了使直接拿到汇款的人受惠之外，也为其他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服务。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些汇款像惯常那样用于购买消费品，如汽车和电视机，或者用来还债，其益处就大打折扣了。另外，有些家庭有汇款可收，有些则没有，在这些地方邻里间的差距可能就会加大，社区的根基也会被削弱。同时也不应该忘记，移民往往来自来源国的几个特定区域，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汇款也会增加地区间的不均衡。也有一些证据显示，这些汇款可能会付给蛇头来帮助移民的家庭成员以非常规的方式奔赴富国。
汇款近来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正面报道，不光是在媒体方面，在学界和政界也是如此，但是也应该敲敲警钟。首先，由于移民与家人分离，有时一走就是很长时间，他们的家人会面临不少困难，而这种困难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寄钱回家并不能完全弥补无法与配偶厮守、守护孩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