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18]
上述伦理方面的个人主义在《城堡》里有部分体现。布罗德认为，索尔蒂尼召阿玛丽亚去行苟且之事，与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祭儿子这个明显不道德的做法性质相似，不过阿玛丽亚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听话，她拒绝了索尔蒂尼，从而犯下错误。这一解读并非不言自明，而且找不到任何卡夫卡本人的意见来加以证明。相比之下，K.敢于挑战城堡、违反当地传统，是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使然。在前面提到的卡夫卡给布罗德的信里，他摘录了一段《法官之书》中的话，K.的个人主义思想与这段话似乎不无关联：
一个简单直接的人出现，他不会说“人们必须接受现实……”而是说“不管世界什么样子，我都要保留点个人想法，而不会按照世人的愿望改变自己”。这话一说出口，存在就彻底改变了。就像童话故事里一样，只一句话，魔力笼罩了一百年的城堡，大门訇然洞开，一切都生动活跃起来。于是，存在引起了全部的注意。
一个保留了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卡夫卡曾抱怨父母和教育者总是企图扼杀“个性”——既引起了天使的注意，也引起了魔鬼的注意，因而各种极善和极恶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阅读克尔凯郭尔，让卡夫卡看待自己的经历时有更开阔的视野（开阔的视野至少是克尔凯郭尔所具备了的），也让他能从宗教的框架去看待自己的经历。本书前几章讨论的那种不安全感从人生之外的东西得到佐证，而他对写作的热爱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也超越了自我治疗的范畴，成为了一种证明自我存在的方式。1913年，他向菲莉斯问起她对上帝的信仰是什么样子，然后对自己中意的观念做了发挥：
你有没有觉得——主要就是这里——在你和某个遥不可及，似乎没有极限而能让你感到安慰的高深的东西之间有着绵绵不绝的联系？常常有这感觉的人，就不用像迷路的小狗一样四处乱跑，默不作声，哀怜地看着四周。他就不会想跳进坟墓里面，把坟墓当成温暖的睡袋，把活着当作寒冷的冬夜。当他爬楼梯上办公室时，他就不用觉得自己同时在从楼梯上面一级一级飞快地滚下来，在模糊的光线中颤抖，在飞快的运动中旋转，不耐烦地摇着头。
这段话精彩地表现了生存的不安全感。类似地，卡夫卡写作的需要给他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证明，所以具有存在与宗教层面的意义。创作《审判》期间，他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没有两年前[回顾写《判决》的时候]保护得那么充分，那时候几乎蜷缩在作品里，把自己裹藏起来。不过，我依然发现了意义所在，我那有规律的、空虚的、疯狂的、单身汉一般的生活有了合理性证明。
随着卡夫卡逐渐从宗教角度认识自己的生活情境，他拒绝了心理分析角度的解释。他对诸派心理分析颇为了解，这些知识大多来自他和别人的讨论，以及阅读《新评论》和别处刊登的有关心理分析的文章。卡夫卡提到，他在写《判决》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弗洛伊德”。但是，他感觉心理分析者做出的解释失之轻率，这些解释一开始看起来让人极为满意，可是很快他又开始和看之前一样急着寻求解释。当然，心理分析本身能对何以出现这种反应做出解释：它是人们压抑不愿意看到的真实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心理分析者声称能治疗神经官能症，卡夫卡认为这些说法会让人失去人性的一面。在给布罗德的一封信中，卡夫卡摘抄了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与弗洛伊德挂起钩来：“没有人既能有真正的精神生活，又能同时保持身心绝对健康。”密伦娜曾对卡夫卡的不安全感表示困惑，卡夫卡回答说：
不妨称之为生病吧，这样好理解点。心理分析者号称已经发现了许多种症状，它是其中之一。我不觉得它是病，我认为，说心理分析有治疗作用是个不可救药的错误。这种种所谓的疾病，不论看起来有多么难过，其实是信念的问题。因为这个信念，正在忍受痛苦的人仿佛回到了母体，精神上有了慰藉。
他又说道：一旦这般寻找慰藉的努力有了真正的基础，也不应该把这样的努力视为人们生活的偶然特征，而应该视为人性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并不是什么能“治愈”的东西。
“逐渐明白终极之事”
到了人生后期，卡夫卡要为自己的生活，也为别人的生活寻找稳定的基础和合理性证明。他渐渐觉得自己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处境。日期标为1918年2月25日的一条笔记显示，卡夫卡认为自己面临着一项神秘的精神任务：
据我所知，生活要求的东西，我身上一样都没有，有的只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弱点。因为这个弱点，我大力吸取了我们这个时代消极的一面。如此看来，弱点倒是一个巨大的优点。这消极的方面与我非常接近，我没有权利与之斗争，只有从某种意义上把它体现出来。为数极少的积极的方面和消极到了极点、能够转化为积极的方面，我身上没有沾到一点点。基督教之手的力量越来越弱，它曾经把克尔凯郭尔引入生活，却没有把我一样也引入生活。犹太人祈祷用的披巾越飘越远，犹太复国运动者们抓住了一角，我却没有抓住。我是结局吧，或者是开端。
1917年进入1918年的那个冬天，卡夫卡和他妹妹一起在一个名为祖劳的波希米亚乡村度过。当时他已经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一度大出血，这时正在恢复。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部头的笔记。笔记里表达了这种个人危机感与个人使命感，这是卡夫卡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危机感与使命感。12月的时候，他去了趟布拉格，其间他跟布罗德说到了他的任务：“逐渐明白终极之事。西部犹太人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因此没有权利结婚。”脱离了那个飞速消逝进历史的宗教传统，西部犹太人对于“终极之事”（奇怪的是，这是基督教术语。通俗地理解，它指天堂、地狱、死亡、末日审判等，但是用在这里显然意义比较宽泛）缺乏指导。因此，他们缺少了承担结婚成家这样重大得可怕的责任之前必要的精神支撑。对卡夫卡来说，和菲莉斯结婚让他感到为难，这一为难处境具有典型性，体现了被同化的、世俗化了的西部犹太人所处的精神蒙昧状态。卡夫卡彻底全面地思考人类生活的精神基础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群体。在祖劳时所做笔记中的格言，构成了一部前后连贯的宗教沉思录，生动、充满机锋，同时往往妙趣横生、无限发人深省。1921年，卡夫卡从中选出一部分，用数字标了序。卡夫卡去世后，马克斯·布罗德发现了该自选格言集，给它起了个标题：“罪愆、苦难、希望及真途沉思录”。这些格言值得细致地讨论，从中能发现卡夫卡除了其他各种身份之外，作为一个宗教思想者的卓越之处。
这些格言首先是精神危机的表达。人们发现自己处于无法解决的困境中，之所以无法解决，不仅因为找个解决方案难于上青天，还因为无法想象能有什么解决方案。“你就是问题。你不是样样都通的学者”——在自我反思这个难以完成的行为中，人们需要解谜，需要做点功课，可待解之谜或待做之功课不是别的，就是人自身。如此一来，人们只得让危机更严重，严重到无以回头的地步。“从某个角度来说，不再有回头路了。必然要到这个程度。”当危机达到顶点，希望或许能出现，如另一格言说的：“真正的对手让你充满无限的勇气。”
卡夫卡所写的处境，从总体而不是个人来说，首先是自我疏离的一种。我们的意识即我们的认知工具，无法了解我们真正的存在，结果让我们自己与自己、与真实疏远开来。问题不是说人们无法了解真实，而是人们不能了解真实并同时成为真实：“世事无非两类：真实与谎言。真实没有分身术，所以真实不能认识自身。任何人试图要认识真实，他必定是[个]假象。”对卡夫卡来说，思考生活注定带有欺骗性。部分原因在于，世界的表象是模棱两可的。“欣喜若狂的人，溺水快死的人，他们都举起手来”：同样的手势可能表示相反的意思。“一切都是欺骗。”但是，这也是我们的认识能力不足所致。人们脱离了真实的自我，于是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不可靠了。人们无法认识自身。“只有魔鬼有自我认识。”人其实别的什么也认识不了，要不因为身在其中，所以会产生偏见，要不因为立场中立，所以茫然不知：“只有与之有关的那一方才可以真正去判断，但是因为相关，他们做不出判断。因此，世上没有任何判断的可能性，有的只是假象。”个人的任务，在卡夫卡看来，就是要抵制世界。但是，如果人们没有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又怎么去抵制呢？更糟糕的是，由于人脱离了自我，有可能人所脱离的自我和世界串通一气。其实，只要人的精神与肉体相脱离，情况就注定是刚才说的那样。因为有了身体，我们陷入感官的世界，而在卡夫卡心目中，感官世界往最好里说是虚幻的，往最坏里说是邪恶的。“只有精神世界，此外别无所有。我们所说的声色世界是精神[世界]的恶。”和感觉世界做斗争是做无用功，因为人的感觉，尤其是人的性欲，与感觉世界是共谋关系。“邪恶[因素]最有效的诱惑之一就是引起斗争。它就像和女人做斗争一样，结果是和女人上了床。”与世界的斗争更是一场与性欲的斗争：
有种生活，你必须与它做斗争。女人——更直截了当点，或许应该说是婚姻——是这种生活的代表。这个世界诱惑你的手段，与证明这个世界只是个过渡的标志，两者是相同的。情况确实如此，因为只有这样，世界才能诱惑我们，这符合实际。讨厌的是，等到我们被诱惑了，我们就忘记了证明物。所以，实际上是好的东西把我们带坏了，女人的凝视诱使我们上了她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