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儿童心理学 [14]
言语工作记忆和“内在语言”这一概念有着重要的发展上的关联。我们有意识地记住信息（例如电话号码）或操纵信息（例如计划一系列行动）的时候，会直觉地发现我们在利用“我们脑袋里的声音”。维果茨基称，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3—4岁时言语的内化。这时正是儿童通常不再将他们的行为大声讲出来的时候。根据维果茨基的理论，“内在语言”接着会变成组织儿童认知活动和管理儿童行为的基础（见第七章）。
提高推理技能
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的发展都对推理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年龄大一些的儿童比年龄小一些的儿童更擅长类比等复杂的归纳推理任务。要得出复杂的类比，儿童要同时在工作记忆中保留好几个前提。他们需要同时整合重要的关系和抑制无关的信息。年龄大一些的儿童表现得比年龄小一些的儿童要好，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在做演绎推理时，年龄大一些的儿童甚至可以超越老年人。一个例子是解答“有冲突的”三段论。在有冲突的三段论中，常识和逻辑是不一致的。例如：“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可以行走。鲸鱼是哺乳动物。所以鲸鱼可以行走。”一个没有冲突的三段论可能是：“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可以行走。大猩猩是哺乳动物。所以大猩猩可以行走。”“鲸鱼可以行走”是从前提出发的准确的逻辑演绎。要给出正确的答案，就要能够抑制“鲸鱼不可以行走”这一常识。研究显示，幼儿和老年人在这类三段论问题上表现得都不如年龄大一些的儿童。幼儿在抑制常识方面不太擅长，而老年人会受限于由年龄引起的抑制控制能力的下降。
当然，要顺利地抑制无关的背景信息，就得先知道这些信息。这意味着，幼儿可能在某些演绎推理问题中表现得更好，因为他们不具备某些背景信息。当社会刻板印象会阻碍推理能力时，6岁的儿童甚至能在统计“基准”问题上超过成人。在一个实验中被试者得知，有30个女孩子，其中有10个想要做啦啦队长，20个想进学校乐队。然后他们被问道“喜欢和人来往的、受欢迎又漂亮的女孩”是更容易去竞选啦啦队长还是去乐队。相比成人，儿童更容易给出正确答案（乐队）。6岁儿童并不知道关于啦啦队长的社会刻板印象，所以这影响不到他们对概率的判断。
从新手到专家
总体而言，在校学习阶段中，儿童会从对超出个人经验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新手，变成相对而言的专家。获取更多的知识是专业知识的发展动力。确实，专家在组织记忆的方法上和新手有所不同。关于天才儿童的实验，例如在国际象棋领域，显示了专业知识并不仅仅是随时间而增长。小小象棋大师已经比赛了很多次，他已经累积的象棋知识使他足以打败成人。关于专业知识的实验显示，已有知识的深度对新信息的编码及存储方式有着极大的影响。专业知识还能提高回忆信息的效率。确实，针对儿童“足球专家”的研究指出，就记忆力表现而言，知识——非常多的专业知识——比广义的认知能力还要重要。因此，“熟能生巧”这一说法确实指出了知识累积的重要方面。
科学推理和假设检验
传统上认为科学推理对幼儿来说太难了。但是，6岁的儿童就已经能够明白检验假设的目的了。在简单的问题中，他们还能区分针对假设确定性及不确定性的检验。例如，在一个实验中，6岁和8岁的儿童听到了一个关于兄弟俩的故事，这对兄弟俩以为他们的屋子里住了一只老鼠。一人认为这只老鼠是“大爸爸老鼠”，而另一人认为它是“小婴儿老鼠”。为检验想法，兄弟俩准备在晚上把放了芝士诱饵的盒子留在外面。儿童看到了这两个盒子，一个的开口很大，另一个的开口很小。他们被问道：要证明谁是对的，兄弟俩应该用哪个盒子。大多数儿童认为兄弟俩应该用开口小的盒子。如果第二天芝士不在了，就说明老鼠很小。如果芝士还在，就说明老鼠一定很大。
当情境中有多个共存的因果变量时，儿童（和成人）都会觉得更难检验假设。当已有的知识妨碍了检验的设计时，假设检验也会更加困难。虽然儿童对因果关系的基本直觉通常是正确的，但为区分不同理论而整合多种线索的能力会以相对缓慢的速度发展。例如，在一项研究中，11岁和14岁的被试者都不能辨别出寄宿学校中的哪种食物让学生得了感冒。11岁和14岁的被试者看了食物的图片（例如苹果、薯条、燕麦杂粮和可口可乐）。这些食物与学生在学校是否得了感冒（学生图片在食物图片旁出现）有系统的相关关系。尽管如此，只有30%的11岁被试者和50%的14岁被试者能够找到关键的食物。多数错误都是，因为一个学生在一种情形下吃了某种食物后得了感冒，就认为是这种食物导致了感冒（“包含错误”）。
图7 测试儿童的因果推理能力
造成这些系统性包含错误的部分原因似乎是儿童已有的因果认识。在食物研究中，儿童也许对哪种食物是健康的有很明确的观点。这种已有知识可能会妨碍他们识别出那些和感冒系统相关的食物（其中一个是通常被认为是健康的苹果，见图7）。人们推理时还有一个很强的“确认偏差”，这在所有年龄段的人身上都能找到——我们倾向于去寻找和我们先前想法一致的因果线索。这是在众多领域（例如科学、经济、法律和课堂中的科学推理）导致推论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儿童对推理过程越来越了解并且能进行策略性的反思，推理能力像记忆力一样也会得到提高。例如，在儿童发现可能有多个原因导致了某一个结果后，他们就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检验假设。现实生活中的多数因果推理问题是多维度的，多数的科学问题也同样如此。为了找出可能的结果，我们在推理时不能将原因和结果割裂开来。随着年龄增长，儿童会越来越擅长发现不同归因维度的相互关联和处理多维度问题。这通常是由提高了的工作记忆能力来主导的。儿童也会更擅长克服“确认偏差”。
另外，科学推理技能的直接教授也会帮助儿童在不被先前想法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符合逻辑的推理。这比听上去要困难，因为先前存在的想法有很强的影响力。当然，在很多社会情境下，我们如果以先前存在的想法为基础进行推理，会更有优势。这是我们形成刻板印象的一个原因，我们先前提到过，它对社会道德推理有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内群体”和“外群体”，见第四章）。
拓展道德发展
类似学校这样的社区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学习机会，这意味着，道德推理中的重要改变也会在学生时代的后期发生。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了，即使是幼儿也能够区分道德（不要故意地造成伤害或不公）和社会约定（取决于环境的规则，例如穿校服）。与此同时，当要记住相冲突的信息时，例如当要考虑不止一个人的需求时，幼儿会很难做出道德判断。当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和元认知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对复杂状态的掌控能力之后，儿童的道德思考会变得更加细致和复杂。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旁观者行为”。有一组实验探究了儿童的道德直觉：如果他们看见了某人不小心把钱掉在地上，他们该怎么做。参与实验的儿童（8岁）认为私吞这笔钱是错的，13岁的青少年很可能会认为他们应该可以保留这笔钱，但16岁的青少年会和8岁的儿童一样，认为私吞这笔钱是不对的。经过询问发现，13岁青少年的理由是：钱的主人即便没看见钱掉了，也已经失去了这笔钱，所以私吞没有问题。16岁的青少年会意识到，看到钱掉下来使得他们有义务将钱归还给失主。而8岁的儿童则简单地认为钱是失主的财产，所以应该归还。有趣的是，如果被告知失主是残疾人，所有年龄组都会想要归还这笔钱。
社会约定在不同文化中也是不同的，儿童对自己文化中社会约定的思考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驱动力有着越来越多的了解。儿童（10岁）会假设规则由掌权的人来设定，而青少年则会意识到规则本身是不确定的。但是，年龄小一些的青少年（13岁）会将社会规则理解为权威的命令，而年龄大一些的青少年（16岁及以上）则明白社会约定只有在更广泛的社会框架中才有意义。社会约定用于支撑一个有着固定角色和职责的社会体系。其中存在着文化差异：在更加传统的文化中长大的人不太会认为社会约定可以被改变。但正如逻辑推理，一个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知识和理解进行反思以获得更深刻见解的能力。
就社会约定的某些方面而言，这种反思会使人意识到不一致性。例如，关于性别规范的社会传统（不同文化中有很大的差异）也许和关于什么是公平公正的道德思考有矛盾之处。一些研究指出，女性更容易发展出“以关怀为主的道德意识”，即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而男性更容易发展出“以公正为主的道德意识”，即以公平为道德衡量标准。然而大规模的元分析研究指出，在道德发展方面，两性之间的相似远远超过差异。
也有人认为，儿童自己的经历为道德反思提供了原材料。例如没来由地被肢体攻击、偷窃或嘲笑，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可能会让儿童理解什么叫作被不公正地伤害。更深刻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会提高儿童对他人伤人的话或行为的敏感度。更深刻的理解也许甚至会帮助一些儿童变成更厉害的霸凌者。这些儿童会利用他们对群体关系的理解来有策略地通过抬高或贬低某些同伴，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某些研究显示，霸凌者比其他儿童有更好的换位思考能力和执行功能。此外，更好的理解也可以被用来保护自己，避免不公平的伤害发生在自己身上。
最后，另一个有趣的发展变化会发生在学生生涯的后期，即儿童会越来越关心自己生活中的隐私部分。年龄大一些的儿童会越来越关注偏好和选择一类的问题，这类问题并不关乎对错，例如谁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喜欢什么音乐、他们穿什么衣服。因此，随着渐渐长大，他们会寻求对个人生活中的这些方面建立越来越多的掌控。对个人决定获得更多的掌控似乎可以帮助建立自主意识和个人认同。当然，也有些事情会引发和父母或权威人士之间的强烈冲突（“你不可以穿成这样出门！”）。但无论怎样，不同文化（包括比较传统或群体性的文化）中的儿童和青少年，都会热衷于捍卫自己的个人领域。这种跨文化的相似性意味着，从成长的角度来说，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