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 [8]
早期文献经常会对事件作道德评判，这些文字可能是后代编者所加，而且往往托名孔子（或者被理解为孔子的“君子”），并不突出作者。第一部有心强调作者的著作是记录早期历史的杰作《史记》（约前100），该书由史家司马迁（前145-？前87）撰写。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嘱咐他不仅要继续家族世代记录宫廷历史的事业，而且要拓宽史家的职责，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功绩也纳入写作范围。当司马迁因为替战败的将军李陵辩护而被控以“诬罔主上”的罪名时 [8] ，他毕生修史的宏愿遭遇了严峻考验。他宁可接受残忍的腐刑，也不肯为避免羞辱而像士人那样自杀，正是为了完成父亲托付的使命。
司马迁的史书虽然是更早历史文献的汇编整理，却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在编年体的传统外补充了纪传体的新样式，这就为个人和群体的性格刻画提供了空间。全书长达五十多万字，分为一百三十章，覆盖了约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各章的内容有一定交叠。作为二十五史的第一部也是最具创意的一部，《史记》确立了后代史家普遍遵循的许多规范和主题。书中的传记叙事鲜活，引言精炼，节奏明快，让读者身临其境。除了以帝王、将相、刺客和其他人为对象的个人传记外，司马迁还为酷吏、循吏、儒林、游侠、佞幸、滑稽、货殖等各类人群撰写了集体传记，还不忘加上一篇《太史公自序》。
为了教育国人，司马迁重点渲染了他欣赏的事件，省略或只是简短记录了他憎恶的事件，借此暗示出自己的态度。通常出现在每章末尾的“太史公曰”部分则明确表达了他的评价。“悲夫”或“呜呼哀哉”是他惯用的开场语，为读者的思考定下了基调。借助这些情感化的反应，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书传统中第一次将作者本人作为一个角色和评论者带入了作品中。（后世的许多断代史书则选择了更客观的叙述语气，叙述者代表了一种集体声音。）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为后世保存了一份珍贵记录，亲身讲述了自己的生平、观点和愤懑的心境，也为《史记》的创作雄心提供了证词：“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些话表明，司马迁认为历史和历史书写都系于人的决定。
纯文学传统
汉朝的作品多半服务于实际的目的，公元220年中央政府的崩溃使得许多题材和形式不再受限制。从3世纪到6世纪，文人们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纯文学传统，写作的声望也提高了。由于尊经的传统抑制了大规模的哲学写作，文学主要采用了评语、散文、书信、游记以及其他短篇形式。一些文选和理论著作为这一传统确立了规范，相应的体裁、文学谱系和评价语汇也发展起来。
在或许是最早的文学专论里 [9]，魏国（220-265）皇帝曹丕（187-226）将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他指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因此，文学成了对抗时间暴政的武器。曹丕尤其赞美坚忍的品格和“清气”。他认为“气”是天生的，所以后来的文学评论就深刻地受到“人物品藻”习气的影响，所谓品藻就是品评人的才能、外貌、气质与风格。
至少从曹丕的《论文》开始，文人们便有意识地思考文学的功能，并通过这样的思考，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正因为他们有了这种意识，20世纪作家鲁迅（1881-1936）把3世纪初期称作“文学的自觉时代” [10] 。虽然出仕的重要性使得颂、辩、祝之类官方文体颇受尊崇，这一时期的作者也关注个人的种种情感，从而强化了文学的疗治功能。例如，文人李密（224-287）在《陈情表》中就颇为动情地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请求皇帝恩准辞官回乡。他写道：“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
图7 当文人逐渐凝聚为一个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现出深厚的友情，彼此扶持。这幅仇英的画（约1550）描绘的是一位穷书生的文人朋友们攒钱买了一头驴赠给他的场景，便反映了这种风尚
到了4世纪，一些既非历史也非哲学的内容被文人们当作“笔记”存录。这些作品都采用了典雅的古文，深受士大夫青睐，因为其中不仅可以有历史掌故、社会评论、个人感悟、旅行见闻、山水美景，还有日记、笑话以及我们今日可以称为小说的内容。许多这类作品都是逐渐汇集而成的，当时难以出现自觉创作的小说，这是其中一个因素。然而，由于更看重叙事性而不是说教性，它们逐渐远离了史书的传统，而聚焦到想象的现实上了。
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是一种新文体，其最初的动因或许是控制奇异现象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力，让它为道德规范服务。为了让读者相信他们的笔记，编者常会遵循史书纪年的传统，并且采用真实的地名人名。然而，我们却不能不佩服这些作品的想象力和艺术技巧。许多故事都与神灵、鬼怪、僧尼、道士、奇人、奇地、奇事相关。正如4世纪的干宝在《搜神记》序言中所说，他希望自己搜集的故事能证明“神道之不诬”，也能为将来的文人提供“有以游心寓目”的材料。
虽然后来被看成“小说的起始”，志怪故事在当时却是作为非官方的稗史来读的。它们在形式上借用了正史的许多特征，例如使用托梦、兆象、预言等手法，但它们的叙事风格却能容纳更复杂的情节，也提供了通过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的空间。在《搜神记》的四百六十四则记录里，有些像苏易和老虎的故事一样，只有寥寥数十字，但另一些却相对复杂，描绘了多重冲突、多种人物。而且，有些故事突出了人与兽之间的界限，不像在苏易的故事里，人和兽共处一个道德宇宙中。或许是为了控制人身上的动物本能，许多故事都用动物形象来启示人类道德。
和苏易的故事一样，许多志怪小说的主题都离不开“报”的概念。在干宝这本书的另一个故事《董昭之》里，主人公因为救了一只蚂蚁的命而获得好报。他梦见一位乌衣人（蚁王）带着一百多人来向自己致谢，并告诉他：“若有急难，当见告语。”十年后，董昭之蒙冤被投入大牢，他记起蚁王的话，于是在掌心放上几只蚂蚁，向它们求救。在第二个梦里，乌衣人嘱咐他逃到山中，等待大赦。醒来后，董昭之发现蚂蚁已经啃断镣铐，于是依计行事，果然很快遇赦。
虽然一些故事有清楚明了的寓意，在另外一些故事里，由于缺乏一个预定的价值体系，其道德含义就不容易把握了。某些主题和结构暗示，即使人类最高贵的情感也可能与天意产生悲剧性的冲突。《韩凭夫妇》（也出自《搜神记》）常被看作歌颂至纯爱情和至深忠诚的作品，但它也是一曲悲歌，慨叹平民在权贵面前的凄惨无助。虽然故事似乎表现了文字对抗不义行为的力量，但它也凸显了阐释的含混暧昧。宋康王抢夺韩凭之妻后，她给丈夫写了一封隐晦的信，这封信启示我们，文字的道德力量究竟会按怎样的轨迹运行，其实是不可预测的：
其雨淫淫，
河大水深，
日出当心。
当困惑的国王将截获的信交给身边的大臣时，苏贺解释说，“其雨淫淫”象征她的忧愁和思念，“河大水深”意味着这对夫妻无法见到彼此，“日出当心”表明她赴死的决心。虽然作品没有告诉我们韩凭是否收到了信，但他还是自杀了。此后，他的妻子暗地里腐蚀了自己的衣服，结果当她从高台跳下寻死时，国王的侍从没能拽住她。她在遗书里要求将骸骨葬在丈夫的坟里，国王大怒，故意将她葬在韩凭的坟对面。一夜之间便有大梓木从两座坟上长出，十天之内它们的树干就彼此相倾，根交于下，枝错于上。一对鸳鸯停在树上，交颈悲鸣。宋人为夫妻二人感到悲伤，把树称为“相思树”，将鸳鸯视为他们的精魂。
这个故事也突出了决心和意志的力量。韩凭妻耐心腐蚀自己的衣服显示了她的决心，她给国王的遗书声称死对她有利，表达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通过选择她所能选择的唯一抵抗方式，她或许多少唤起了国王的怜悯，至少他没让两人的坟相距太远。然而，这篇作品的谜团在于苏贺对她第一封信的破译。“其雨淫淫”的“淫”被他解作“连绵不绝”，但它也可指“淫乱”，如果这样，第一句就可能暗指国王对她的性欺凌。换一个角度想，既然“雨”和“日”都可滋养树，这封信也可能预示梓木相交的结局，这样它就成了在结构上将全篇统摄起来的一个预兆。
志人小说与自觉虚构
正如志怪小说记述据信发生过的事，志人笔记通常描绘的也是据信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后一类作品的道德内涵一般都更明晰，记录了数百则故事的《世说新语》就是证明，它所聚焦的乃是善行与恶习。
这本书编于公元430年左右，收录了许多颇富文人气息、幽默诙谐的轶事与对话。有些笔记非常简单，例如记述东晋简文帝因为不识田里的稻子深感羞愧，藏在宫中反思三日：“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其他一些片段经常拿两人作比较，来说明道德品质、性格缺陷、智力水平和性格类型。
《世说新语》因此成了“清谈”的重要来源。在这样的谈话中，文人们竭力摆脱政治俗务的羁绊，以高雅趣味的裁判者自居。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后世出现了许多“世说体”的文集，现代学者认为这类所谓的“志人”笔记小说是精英阶层追求自我标识的重要手段。
当更多的文人摒弃了主流的出仕价值观，转而追求审美的生活态度和与之相伴的快乐时，写作就成了他们服务于文学目的的一种私人行为，他们的散文体铭赞、墓志、传记就和诗歌一起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普遍形式了。例如，诗人陶潜（365-427）在《五柳先生传》里戏仿了官方传记的写法，以揶揄的口气勾勒了一幅儒道合一的自画像：“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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