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 [2]
文人
或许只有在中国，人们才如此自觉地把文学当作一种集体事业。阅读和创作让个人融入了人类的永恒长河中，士大夫阶层也把他们的特权理解为一种沉重的责任。因为相信自然与伦理之道都潜藏在反复出现的模式中，所以他们强调识别模式的能力，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
在周朝（前1027-前256）的衰落期，反观历史变得日益迫切。铁器的发展改变了战争形态，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军事强盛的封建诸侯国纷纷吞并邻国，最后西方的秦国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前221-前207） [6]。（英语表示中国的词China就是源于“秦”的音译。）
秦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套让有才华的文人担任官职的行政体系。在这个新兴士大夫阶层获取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中，秦国在书写文化和政治之间锻造了一种延续至20世纪晚期的联系。在公元605-1905年之间的13个世纪中，政府大多数时候都实行以研习古典文献为基础的科举考试，从而强化了这种联系。
由于古文颇为艰深，只有士大夫这个精英阶层掌握了读写的能力。学习读写需要专人教授，还需要时间和获得图书的途径，只有少部分人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在宋朝（960-1279）的印刷术大幅提高识字率之前，大多数作家都属于统治的官僚集团。这些文人阅读的经典库相对固定，共同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的凝聚力和政治势力超过了其他国家的类似群体。文人需要统治者的扶植，统治者也需要文人评注古代典籍，为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经典
尽管秦始皇（前221-前210年在位）的焚书行动毁掉了法律和技术书籍之外的其他文献，由于有一些史书逃过劫难，保存于其中的许多先秦文献仍得以流传下来。将精选出来的文献尊称为“经”提高了这些早期著作的声望。它们通过后世累积的传、疏、注不断演化，这些阐释多半是为特定的统治者或政治方向寻找理据。
自汉朝（前206-220）以来，“五经”专指《易经》（占卜书）、《诗经》（最古老的诗选）、《书经》（上古文告谕令汇编）、《春秋》（编年史）和《礼记》（三部礼书的合集）[7]。由于公元前2世纪发明了纸，这些经典被刻在石碑上，然后用纸拓印，几乎所有中国文人都将它们熟记于心。
到了4世纪，经典著作的范围扩大了，文献被分为了四类。这种分类法把“经”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史”，然后就是“子”（思想家或者后世所称的哲学家）和“集”（文学选集）。“子”部著作通常由后人汇编而成，内容多是某位学派代表人物与门徒或辩难者的对话，书里往往有许多隽语妙言、精彩对话、寓言和掌故。这个类别也包括了专门的医学、军事和宗教著作，包括道教和佛教典籍。后世称为小说的作品一般没有资格进入这四部，因为经史子集的要义都在于传道。
围绕道的论争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了，由于当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职业的思想家和纵横家得以崛起。这些胸怀天下的文人竭力游说诸侯，改弦更张，以实现和平与良治，那些无法出仕的学者则设馆授徒。因为他们，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交锋分外活跃，以“百家争鸣”而闻名。所谓的百家之中，由于史学家司马谈（卒于前110年）的确认，有六家对后世产生了持久影响。除已经广为人知的阴阳家、儒家和墨家外，司马谈将另外三家称为法家、名家和道家。
不久之后，佛教也深度参与到人生正道的论争中。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成了中国思想的重要一脉，西土传来的佛教故事也成了中国最早的叙事作品。到了公元2世纪，释迦牟尼的韵文传记和种种佛教寓言已被译成汉语，这些故事和经文都成了文学传统的重要元素。（“经”的尊崇名号也用来指佛教典籍。）佛教的空、缘、业、轮回等观念经常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并且很快扎根，成为底层的信仰。在公元220年汉朝灭亡后的分裂局面下，这些信仰更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到了唐朝（617-907），重新统一的中国武功强盛，以包容之心广纳异国人士、异国思想，佛教的主题与文学体裁已经对中国文学的许多重要变革做出了贡献。20世纪初，在中国西部的敦煌石窟中发掘出近四万件11世纪以来就被尘封的手稿，让我们对这种影响有了全新的认识。
各大派别的思想虽各有侧重，但也有许多共同的信仰，例如都相信一种基于天、地、人相互融合的终极和谐之道。每派都认为其他各派的教义并非错误，而是只得到整体之一隅。经过几个世纪的相互辩诘、相互滋育，它们不断彼此渗透，那些共同关心的话题便成了文学传统的主流。中国文学的基础可以描述成一些互相交叠的求道之法。
易之道
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一套丰富的词汇来探讨变化的精微过程。印欧语言通常突出名词、本质与物质，古汉语却更看重动词、过程和情境。中国文学把历史的转型看成缓慢变化进程的最终结果，所以经常拒绝给出精确的定义和静态的范畴。
对变化的强调可以追溯到《易经》，它在公元前10世纪成书时只是一本占卜指南。“算命术”的古老之根竟逐渐长成了世界文学中一棵主要的智慧树（它以“易经”的音译为英美人所知，这在中文书里极为罕见）。
图2 敦煌附近出土的文物中有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印刷书籍，公元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
这部经典的核心部分是六十四则短的预言，每则预言分别对应由六爻组成的一个卦象。 [8] 阳爻是实线，象征运动，阴爻是虚线，象征顺从和静止，合起来的卦象代表宇宙循环演替的各个阶段。用这些图案来阐释，宇宙就显示出某种终极的秩序。这六十四个卦象是生命关键节点的隐喻，借助它们提供的这个符号宇宙，个人可以分析自己的困境，皇帝可以测算治国术的吉凶。
《易经》的开始两卦-代表天的乾卦和代表地的坤卦-分别对应于原初的阳和原初的阴，而阴阳的词源义分别指山背阴和向阳的一面。正如光与影在山脊上交汇，激发的阳和回应的阴也在自然的因缘际会中彼此作用。这些偶然因素虽非人力所能左右，但在中国人看来，却遵循着有规律的模式。如果敏锐地意识到这些运行机制，人就会对自然倾向背后的“势”生出敬畏之心，也会深信人具备因势利导的能力。下面以第二卦为例，说明《易经》如何判断卦象：
图3 “涣”是六十四卦之五十九卦，上“风”下“水”，可以理解为僵硬状态的解除或者懊悔情绪的化解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因为卦象代表的是不断演化的“势”和长跨度的影响，卦辞和爻辞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当下的冲动和压力，这样《易经》就为书面文化如何指引伦理确立了范式。
《易经》的解经部分通常称为“十翼”。虽然相传是孔子所作，它们却用了孔子身后的阴阳家理论，创作时间应接近公元前3世纪。根据这样的理论，阴阳无休止的相交产生“气”，“气”是宇宙的生命力，体现在呼吸、空气、能量和物质中。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循环，五行又分别与五脏、五色、五臭和中国传统音乐的五音相联系。按照感应的原则，每个领域的变化都会对其他领域的同一种“行”产生影响 [9]。这种交互感应的宇宙学叫“阴阳五行”，它促使人们尊重变化不息的生态系统，也鼓励人们吸收不同学派的思想。正如阴阳的平衡随四季而变，政府的政策也可因时制宜。
基于这种整体性的世界观，中国人对治乱的循环更替，对刚与柔、动与静、言与默、显与隐的相互作用都有敏锐的体察。正如乐与哀相互渗透，直接与迂回也分别适合不同的形势。《孙子兵法》（约前4世纪）关于军事对抗的讨论，太极拳和气功的练习，中医的寒热理论，中国诗歌含蓄蕴藉的风格，都反复体现了这条原则。
图4 此表展示了与五行相对应的各种事物，气在五行中循环。
在《易经》流传过程中，一些影响巨大的道家和儒家注疏也塑造了后世读者的理解，敬畏自然变化因而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佛教对无常的深刻领悟强化了这些早期学派重视变化的倾向，它在山水诗中的痕迹尤为明显。在此类诗歌和骈文中 [10]，语法和意义的对仗经常反映了各种对应模式。在最能体现人类感觉之易逝的绝句里，也能见到这个框架。以李商隐（813-858）的《登乐游原》为例，第一句的“向晚”引入了时间的运动，它不受人的控制，而第二句的“驱车”描绘的却是人可以控制的穿越空间的运动。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与此相似，结尾提及“黄昏”，呼应开篇的“向晚”，形成一个循环运动，让人联想起太阳每日的回归。然而黄昏的迫近也暗示抒情主人公是微不足道的，无垠的日落美景尤其强烈地反衬出人类生存的诸多局限。通过这种方式，作品聚焦于具体的景色，却表达了抽象的情感。美好一天的终结所激起的感伤情绪，抒情主人公对自身生死的意识，乃至唐代衰落的预感，形成了共振。
仁之道
与这些阴阳家的理论大体同时，中国也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伦理人本主义传统。这一古典传统最初由孔子创立，后被一群自命为其传人的儒者进一步发挥。由于儒家强调，若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遵循传统，所以与其按照西方现行的译法称之为“孔夫子主义”（Confucianism）[11]，不如换上“崇古主义”（traditionalism）的名号。
在《论语》（大概于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箴言和对话汇编）中，孔子主要讨论现实的利害关系。它虽然不是一部系统的专著，却是了解这位先师教诲的权威文献，书中的孔子是致身于善与诚的睿智思想者。孔子乐于承认，“不知”亦是某种形式的“知”，所以不肯谈论怪力乱神与死后之事，而只愿探讨他所能知道的这个世界。与推崇自然之道的阴阳家和道家不同，孔子及其门人强调的是实现人际和谐的伦理之道。他对当时的战乱纷争和道德沦丧深感忧虑，所以怀念过去的世代，尤其崇拜周公。
孔子将周公提出的“仁”作为其学说的核心概念。“仁”在英语中有时译作“人心”（human-heartedness），或者干脆译作“人性”（humanity），但就词源而言，它由“人”和“二”组成，反映了孔子的一个坚定信念：人性之养成有赖于人与人的关系。在孔子看来，这些关系的基石便是亲族纽带与孝的品格。以它们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