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 [1]
从总体上看，第五章的写法与前四章略有不同，其逻辑层次特别简约。这一章专门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其空间背景涵盖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甚至远涉北美地区的华裔作家。全章以高行健名噪一时的剧作《车站》为引子，串连起全章的五条线索。“高行健的剧作是一则寓言，解读了中国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变化，隐含着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至为关键的五个主题：对民族自豪感、人文主义、进步、记忆和快乐的追寻。”接下来，作者就以追寻民族、追寻人性、追寻进步、追寻记忆、追寻快乐这五个主题为纲，提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家创作，曲终奏雅，归结到对于文化中国的追寻，也涉及华语文学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收尾干净利落，却也显得有些匆促。
本书作者桑禀华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接受过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专业训练，从其书后所附延伸阅读的书目来看，作者是拥有较为宽广的专业知识视野的。这本书是为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有兴趣但并未受过专业教育的一般读者而写的，对他们来说，不必花多少时间，就可以鸟瞰中国文学，有个粗略了解，事半而功倍。它也同样适合中国读者。即使对中国文学已经有所了解的中文专业学生，若能设身庐山之外，有所观，进而有所思，有所悟，定可满载而归。倘得如此，自要感谢本书将普遍与具体相结合的体例，新鲜而跳荡的笔法；也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李永毅教授，他不仅有晓畅的译笔，还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校订了原书的几处讹误。至于从中英文对读中，体会两种语文表述各自的微妙，更是双语读本得天独厚之处，此乃众所周知，不需我再饶舌。
献给我的老师约瑟夫·S.M.劳
前言
登鹳雀楼
【王之涣（688-742）】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首公元8世纪的绝句让我们想起中国人将文化视为绵延之河的传统观念。这条脉动的大河虽经历了许多曲折，吸纳了许多支流，三千多年来却一直哺育着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1]中国的思想家自古以来就在探寻这条深阔之河的“道”与“理”，他们的领悟反过来也塑造了它的流向。举例来说，他们信奉治乱循环、否极泰来，或许这正是绝句起承转合的观念渊源。在王之涣的诗里，这种整饬的结构向我们呈现了广袤的视野，虽然日落带来一丝感伤，末句却仍蕴含着上进的力量。蜿蜒的河道最宜登高远眺，以观其轮廓，体其深意。
本书讲述的是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历史，主要关注文学文化在回应社会与政治关切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本书将文学文化理解为人类在经验洪流上引航的集体努力，将中国文学看作一条浩瀚的河流，其间奔涌着人的激情，特别是道德与感官的动荡，以及陶冶与规范这些激情的审美实践。中国的几大思想传统都坚信，人心困苦不宁乃缺乏大视野所致，文学则能开启人的眼睛、智力与心灵。
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中，文学文化在实施善政、改进社会的事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了展示审美与伦理教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书重点介绍抒情诗和叙事体裁，同时也涉及哲学、历史和戏剧。鉴于狭义的文学概念直到19世纪晚期才诞生，选择这样的范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尊重：文史哲本是一家。
在中国的语境中，文学研究鼓励人融入文史哲这个整体。文学讨论自然的盛衰循环，以理解变化的动态过程。受这种倾向影响，文学理论将历史与自然进程的变迁看成辽阔的风景，将单个作者、运动以及体裁的兴衰置于其中来考察。当唐代的律诗绝句不再流行，它便让位于词和曲；整个诗歌体裁衰落了，叙事文体便崛起了。这些理论常认为文化发展有其内在的生命，但中国文学的历史也是它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的历史。精英阶层的奖掖至关重要，作品传播与经典化的习惯也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阅读单篇作品的快乐，就像凝视河面的倒影。而要看到河的深处，则不仅要应对语言问题和跨文化理解的问题，还要探究权力的运作-包括阶级、性别、民族和国家观念。
本书将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相结合，在不同文本的对话中呈现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种比较的方法不仅能凸显主流方向，也能对汇流与潜流保持敏感。它也突出了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的多元性和兼容性。人性意味着什么？仁者如何传道、言志、叙事，如何相娱相教，如何建设一个有教养的社会？中国文学所提供的视角与今天的伦理、美学、社会和环境问题息息相关，本书旨在帮助读者参与这些对话，并将其发扬光大。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相信弟子能够举一反三，这本简略的小书也效法圣人，试图为游历中国文学的无边景致提供一份指南。书的内容虽然有限，仍愿这些匆匆掠影能激发读者继续探究这一强盛传统的兴趣，正如王之涣鼓励他的读者更上一层楼。
第一章 基础：伦理、寓言和鱼
中国文学中的求知之路有时会令人惊讶。以传说中的智者庄子（约前369-前286）命名的文集会让偏爱直觉领悟的读者眼前一亮。庄子和名家的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时曾有下面一段对话：
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先是用惠子本人的逻辑来反驳，然后却提供了通向智慧的另一条路径。正如惠子即使不肯承认，其实也知道庄子所知，庄子同样能感觉到鱼的快乐。对名家而言，语言是交流的唯一工具。而在庄子看来，既然他和鱼同属一个宇宙，他就可以和鱼感同身受。物我之间的此种感应意味着不断扩展人的视野，这正是《庄子》的一则寓言中河伯所收获的道理。河伯游至北海，方知此前所见只是一隅。北海若评论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
中国思想的各大流派都渴望更加辽阔的视野，最受爱戴的诗人、乐天的政治家苏轼（1037-1101）最精彩地表达了这种向往。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记述了泛舟长江的一次夜游。当饮酒的宾客途经一处著名的战争遗址时，气氛变得忧郁起来。此地的兵败事实上决定了汉朝覆亡的命运 [1]，所以众人不免谈起了无常与恒常的话题。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上那些王国的终结？一位宾客不禁哀叹人生的无足轻重：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为了解开朋友的心结，苏轼以盈亏不止的月亮和奔流不息的江河为例，说明自然也有恒常的一面，应该更达观地看待变化：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苏轼在11世纪关于无常与恒常的沉思触及了中国文学想象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人生如此短暂，我们该如何应对？时间流逝的忧虑让得失荣辱的问题，出仕为官的责任以及对友谊、家庭和种种成就的追求都变得格外紧迫。文学文化起到了帮助人们探讨这些问题和欲望的作用，这种对人生抱负的关注也能指导他们如何面对时光中的变迁。按照公元前4世纪晚期《左传》的说法，“言”是实现“不朽”的三条途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之一。
传道：“文”的力量 [2]
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文献之古老令人震惊。虽然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的差异堪比英语和拉丁语的差异，今日的专家仍能解读商代（前1600-前1046）遗留下来的刻在龟甲羊骨上的汉字。这些用于问卜的甲骨文由单个的字组成，神的回答则要根据炙烤之后骨头上形成的裂纹来揣测。
这些文字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虽然字形字义经过了漫长的演变，今日的中国人仍在使用古书里的字，中国的核心传统能凝聚至今，书写体系的延续性是关键。整片大陆上书写体系的统一克服了不同地区不同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确保了沟通的顺畅。许多方言在口头上的差异不亚于德语和英语的差异。[3]
中国能历经三千余年依然屹立，或许更应归功于文学传统，而不是政治史。和罗马帝国不同，中国在历次分裂之后总能重新统一，部分便是依靠国民对“文”之力量的信仰，这个矛盾重重却韧性十足的文明得以维系，汉字居功至伟。作为与“武”相对的和平领域，“文”被视为治国的根本和促成文化和谐必不可少的手段。公元3世纪的陆机在《文赋》结尾称赞文学是连接不同时代的桥梁：“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
图1 这片龟甲（约前1300-前1050上可以看见早期的汉字）（甲骨文）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文学不仅是某个现实世界或理式世界的镜像 [4]，而是世界借以生成的有形手段。“文”的模式被视为自然结构之“理”的具体呈现，文学在传递自然和伦理之“道”时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精心创作的文学就可让人深信，宇宙秩序森然，并且内具道德法则。这种信念的力量后来体现为家喻户晓的“文以载道”四个字，所以典籍和评注典籍的学者才在中国文化里居于中心地位。圣人孔子鼓励弟子在履行道德责任之余努力学文，这种学习被视为出仕者所应接受的基本教育。
虽然“文学”后来成了与英文literature对应的中文词语，“文”的词源义却是“纹”，例如织物的花纹。与西方“博雅学科”（liberal arts）的概念相似，“文”可以指任何有确定模式的艺术体裁，“文字”[5] 可以很好地涵盖早期中国的广义文学概念。古希腊罗马世界认为博雅学科是自由人应当接受的教育，儒家也相信，要培养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