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自传：影中漫步 [9]
吃多少，我要像奥逊·威尔斯一样胖”。现在他的梦想确实实现了，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不得不节食。
我和杰克一起去德国南部。我在《上帝在天堂的眼睛》里记录了这些。那时德国的情绪很低落，很愤怒。这种经历使我很沮丧，写这个故事也让我很沮丧。一些德国人责备我写的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德国而是欧洲。我想的是我们所有人，整个欧洲如何强大起来，又把自己击垮，再次强大，再次毁灭……
在一个火车月台上，一个妇女走过来向我抱怨德国的分裂。她的祖国被一分为二，问我知道这种不平等吗？这公平么？德国做了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被惩罚？其他人过来加入她，一起攻击我，声音中充满了明知自己是错的伪善。这是我对德国最不愉快的回忆。
杰克去德国，部分是出于政治信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拒绝信仰民族特征、民族罪行，但这是一个几乎杀害他全家的国家。
我内心充满矛盾。我是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养大的，这部分得益于我父亲对普通德国兵的热情地认同。那些德国兵是他们政府的牺牲品，正如同英国兵一样。我嫁给了一个来自希特勒德国的难民。我受到的教育说希特勒和纳粹是凡尔赛公约的直接后果，如果德国当初被明智地、宽容地处理，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我相信——直到现在依然相信——如果我们英国和法国早点顽强抵抗希特勒，支持反纳粹的德国人，而不是一直怠慢他们，那么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那时在德国很痛苦，我感觉自己被分裂了，为德国人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听到德语或在德国看到的标志使我想起我在战争中所感到的恐惧，尽管我相信这种反应是愚蠢和不理智的。有一天，或者说是一天晚上，当我站在柏林火车站台上，意识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因战争而致残的，没有腿的人，没有胳膊的人，瞎了的人，他们都醉了，以一种战争或不景气时期独特的醉的方式，痛苦的醉态。我对自己说，够了，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这就好像自愿地把鼻子触向自己的呕吐物中。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或对德国人有什么好处？之后的几十年我都没有回到德国。然后德国重新统一，痛苦与毁灭的景象已经消失。上帝保佑，永远。
我决定加入共产党。这是在我的怀疑成为一种持续的个人的困扰时发生的。人们抱怨红色政权“试图将他们自己合法化”，这些人几乎都是年轻人，因为年长者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很自然地会变成共产主义者。解释、作证不是证明。在整个欧洲，以及美国的小范围内，最敏感、最有同情心、最关心社会的那部分人成为了共产党员。
首要而且是更主要的事实是，那个时期宣传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理所当然是注定要灭亡的，并且正在灭亡。”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战争都是资本主义引起的。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未来。我过去曾听到热心的改变了信仰的人说：“给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能让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很明显它确实是。”
我曾经很有兴趣想写一个题为“政治”的章节，这样的话，觉得这个主题无聊的人就会跳过这个章节，但那时政治渗透到每件事情中：冷战像是毒气。很难从现在的角度去弄清楚我现在认为是精神错乱的那种思考方式。一个女人屈服于精神错乱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但是我讨论的是一个时代，我们曾经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社会病态，或者说是大众自我催眠。我说我相信所有的大众运动——信仰上的、政治上的——是一种大众催眠，不是在试图将它合法化。一代人或者更久之后，人们肯定会说，但是你怎么能相信……无论它是什么。
影中漫步 第二章(16)
信仰——就是这个词。这是思想的虔诚的定式，与热情、虔诚的忠诚信徒一样。阿瑟凯斯特勒与其他作家写了一本叫做《失败的上帝》的书。现在，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件很普通的事，但是使用这个短语并不意味着理解它。
然后是英国阶级系统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很震惊，正如它震惊了所有殖民地居民一样。毫无疑问，英国是两个民族。尽管现在有了一些好转，但不多。当我第一次到这里时，我的罗德西亚口音使得我可以和当地人——也就是工人阶级——交流，因为我被看作他们可以不必避讳的人。但是当我一开始用中产阶级纯正英语说话时，交流就变成不可能的了。这不是一种选择，我不能抵制学习我所在地区人的口音。窗帘垂下——砰！我谈论的是被当作同辈，而不是好朋友，或者说是上层阶级父亲般的慈爱。我发现那些靠茶、面包、黄油和果酱过活的人，那些几年来一直失业的人和那些生活在肮脏的贫民窟的人，都把选票投向保守党。
有一件事情：我的一个来自罗德西亚的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朋友带我去吃饭，并对我说，“你可以学着忽视这些事，女人擅长于此。”这是好意，他带我出去吃饭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当我说我没有打算忽略这些事的时候，他很不理解。人们未必感谢他的好意。只过了六七年，随着（所谓的）愤怒的青年人那一代的出现，也就没有必要将这种立场合法化了，但在当时，还是有必要的。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都很不舒服，很尴尬。
还有一件事：我和另一个也在英国皇家空军服过役的朋友，一起去贝沃特的酒吧喝酒。那是个公共酒吧。我们站在吧台边，点了饮料。人们站在四周看着我们，他们无声地交流着。一个人站起来，缓慢地，深思熟虑地走向我们，说：“你们一定不是想待在这里，那才是你们的地盘。”说着用手指向私人酒吧。我们顺从地离开了那里，加入到我们的中产阶级同伴中。这种事一直到现在都时常发生。外国人，海外归来的本地人，都在抱怨阶级体制，但是两个阶级的英国人都说，你们不理解我们，然后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位较低的阶级——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内化”了。
当我处于对英国激烈批判的情绪中时，我的思维方式和那些在三十年代因为无情、肮脏的贫穷而成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区别；也和那些因为英法两国拒绝向合法政府提供援助愤而加入西班牙内战的人一样，尽管英法的态度是因为佛朗哥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这一点我到后来才认识到）。我那时认识的许多人心中都有一种持续的羞耻感。（现在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羞耻感还存在么？我认为不存在了——无知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羞耻感使一些人成了叛国者和间谍。西班牙内战留下了痛苦的遗产。人们已经忘记西班牙难民遭受了多么恶劣的对待，他们数年来只能待在边境的营地里，就像罪犯一样受到惩罚。到了六十年代，梭霍区有了一些酒吧，极其贫困的西班牙人在那里见面，谈论世界是如何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最先站起来与法西斯纳粹者作斗争的人。有愤世嫉俗的人说那都是他们的罪行。
所以我加入了党组织。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见过很多人到处说“我是共产党员”，但从未梦想加入共产党。我鄙视他们。不久在伦敦，新一代的年轻人以说“我是共产党员”来震惊资产阶级，惹怒父母，给自己和他人一种令人愉悦的震颤。
我被安排与文化代表萨姆·阿隆尼维奇见面。他是个很瘦、很严厉的年轻人，有着军人的风范和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冷酷以及讽刺的幽默感。他曾是一个住在东伦敦的贫困男孩。共产主义青年团虽然教育了他，但并未养育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信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东伦敦犹太人地区的孩子们跟我讲，他们在吃不饱饭的同时在饭桌边听到父亲、叔叔、兄长，甚至母亲谈论政治、哲学、宗教。为什么党选了一个没有读过任何现代文学、对艺术也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做文化代表呢？这次面试是在女修道院花园金大街共产党总部进行的。他听完我说话，就像一个高级职员面试一个新手一样，然后说在大部分知识分子要离开党组织之时，他有极大的兴趣见一个要入党的知识分子，他期待在我离开党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对党的公然抨击。然后他带我去了他儿时住过的东伦敦。萨姆不记得做过这些了，但这是我对那时的伦敦最生动的记忆。他向我展示了一种因内涵和内聚性而灭绝的文化，他因此感到遗憾。萨姆有着多重生活，其中一个身份是贝列尔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我们会遇见，遇见时他在疾跑，而我在漫步。我们一起回忆往事，我记得这些，而他记得另一些，比如皮特过去常常在周末陪她女儿萨波利娜玩。他现在在帮他年少时所在的孟加拉人社区做事。住在东伦敦的孟加拉人也信教，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信仰带给他们的并不像犹太人的信仰带给犹太人的那样，他们没有养育出那些可以忘记自身的贫困，使整个世界的学识、商业和艺术充满活力的，善辩、智慧、聪明的人。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听不到父母、叔叔、兄长谈论宗教、政治、文学；他们不听诗，也不听那些辩论中引用的著名小说片段。当他们上学时，他们还不及那些在他们之前就住在那些街道的穷苦的犹太人聪明。
影中漫步 第二章(17)
一些人很难退出共产党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党内有如此多的精彩、非凡的人。他们很好、很大方、很聪明。
我想讲述其中的两件事。我一度非常缺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并且考虑着我不能继续靠我以前的积蓄过活，应该找一份工作。就在这时，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他们是共产党员，信中说他们听说我经济困难，很喜欢我的书，并随信附了100英镑。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是很大一笔钱。他们没有让我归还，但当我有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们却让我将钱给予其他需要钱的人。我永远都感激这些我从未谋面的人。
不久之后，当我感觉自己被阶级系统的分层制度束缚时，我让党为我安排了一次去矿业社区的访问。我发现这个位于唐凯斯特附近的村庄，阿马索普，很可怕，而且令人感到沮丧。然而这个村庄是最近刚刚建好的，并且村中的人们认为与住在旧村庄的人相比自己很幸运。村中有一家是一个矿工，他的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房子装满了书；我在村中其他人家中都没有发现书。他们喜欢听收音机里放的音乐，并演奏。他们谈论西比尔·桑代克如何在战争中期带着一个剧团为矿工们演莎士比亚的戏剧。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记得这件事情。他们夫妻俩曾到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是在大规模旅游之前；他们是这个村庄中仅有的走出家门去旅游的人。他在村庄中是个领袖人物，或者说是非官方代表。人们总是来拜访他，向他询问建议。他说的每一件关于矿业社区、关于英国、关于他生活的事——也就是二三十年代有关严酷的贫困的寻常故事——都充满了知识和正确的判断。
在访问的
我和杰克一起去德国南部。我在《上帝在天堂的眼睛》里记录了这些。那时德国的情绪很低落，很愤怒。这种经历使我很沮丧，写这个故事也让我很沮丧。一些德国人责备我写的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德国而是欧洲。我想的是我们所有人，整个欧洲如何强大起来，又把自己击垮，再次强大，再次毁灭……
在一个火车月台上，一个妇女走过来向我抱怨德国的分裂。她的祖国被一分为二，问我知道这种不平等吗？这公平么？德国做了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被惩罚？其他人过来加入她，一起攻击我，声音中充满了明知自己是错的伪善。这是我对德国最不愉快的回忆。
杰克去德国，部分是出于政治信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拒绝信仰民族特征、民族罪行，但这是一个几乎杀害他全家的国家。
我内心充满矛盾。我是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养大的，这部分得益于我父亲对普通德国兵的热情地认同。那些德国兵是他们政府的牺牲品，正如同英国兵一样。我嫁给了一个来自希特勒德国的难民。我受到的教育说希特勒和纳粹是凡尔赛公约的直接后果，如果德国当初被明智地、宽容地处理，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我相信——直到现在依然相信——如果我们英国和法国早点顽强抵抗希特勒，支持反纳粹的德国人，而不是一直怠慢他们，那么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那时在德国很痛苦，我感觉自己被分裂了，为德国人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听到德语或在德国看到的标志使我想起我在战争中所感到的恐惧，尽管我相信这种反应是愚蠢和不理智的。有一天，或者说是一天晚上，当我站在柏林火车站台上，意识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因战争而致残的，没有腿的人，没有胳膊的人，瞎了的人，他们都醉了，以一种战争或不景气时期独特的醉的方式，痛苦的醉态。我对自己说，够了，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这就好像自愿地把鼻子触向自己的呕吐物中。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或对德国人有什么好处？之后的几十年我都没有回到德国。然后德国重新统一，痛苦与毁灭的景象已经消失。上帝保佑，永远。
我决定加入共产党。这是在我的怀疑成为一种持续的个人的困扰时发生的。人们抱怨红色政权“试图将他们自己合法化”，这些人几乎都是年轻人，因为年长者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很自然地会变成共产主义者。解释、作证不是证明。在整个欧洲，以及美国的小范围内，最敏感、最有同情心、最关心社会的那部分人成为了共产党员。
首要而且是更主要的事实是，那个时期宣传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理所当然是注定要灭亡的，并且正在灭亡。”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战争都是资本主义引起的。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未来。我过去曾听到热心的改变了信仰的人说：“给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能让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很明显它确实是。”
我曾经很有兴趣想写一个题为“政治”的章节，这样的话，觉得这个主题无聊的人就会跳过这个章节，但那时政治渗透到每件事情中：冷战像是毒气。很难从现在的角度去弄清楚我现在认为是精神错乱的那种思考方式。一个女人屈服于精神错乱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但是我讨论的是一个时代，我们曾经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社会病态，或者说是大众自我催眠。我说我相信所有的大众运动——信仰上的、政治上的——是一种大众催眠，不是在试图将它合法化。一代人或者更久之后，人们肯定会说，但是你怎么能相信……无论它是什么。
影中漫步 第二章(16)
信仰——就是这个词。这是思想的虔诚的定式，与热情、虔诚的忠诚信徒一样。阿瑟凯斯特勒与其他作家写了一本叫做《失败的上帝》的书。现在，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件很普通的事，但是使用这个短语并不意味着理解它。
然后是英国阶级系统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很震惊，正如它震惊了所有殖民地居民一样。毫无疑问，英国是两个民族。尽管现在有了一些好转，但不多。当我第一次到这里时，我的罗德西亚口音使得我可以和当地人——也就是工人阶级——交流，因为我被看作他们可以不必避讳的人。但是当我一开始用中产阶级纯正英语说话时，交流就变成不可能的了。这不是一种选择，我不能抵制学习我所在地区人的口音。窗帘垂下——砰！我谈论的是被当作同辈，而不是好朋友，或者说是上层阶级父亲般的慈爱。我发现那些靠茶、面包、黄油和果酱过活的人，那些几年来一直失业的人和那些生活在肮脏的贫民窟的人，都把选票投向保守党。
有一件事情：我的一个来自罗德西亚的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朋友带我去吃饭，并对我说，“你可以学着忽视这些事，女人擅长于此。”这是好意，他带我出去吃饭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当我说我没有打算忽略这些事的时候，他很不理解。人们未必感谢他的好意。只过了六七年，随着（所谓的）愤怒的青年人那一代的出现，也就没有必要将这种立场合法化了，但在当时，还是有必要的。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都很不舒服，很尴尬。
还有一件事：我和另一个也在英国皇家空军服过役的朋友，一起去贝沃特的酒吧喝酒。那是个公共酒吧。我们站在吧台边，点了饮料。人们站在四周看着我们，他们无声地交流着。一个人站起来，缓慢地，深思熟虑地走向我们，说：“你们一定不是想待在这里，那才是你们的地盘。”说着用手指向私人酒吧。我们顺从地离开了那里，加入到我们的中产阶级同伴中。这种事一直到现在都时常发生。外国人，海外归来的本地人，都在抱怨阶级体制，但是两个阶级的英国人都说，你们不理解我们，然后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位较低的阶级——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内化”了。
当我处于对英国激烈批判的情绪中时，我的思维方式和那些在三十年代因为无情、肮脏的贫穷而成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区别；也和那些因为英法两国拒绝向合法政府提供援助愤而加入西班牙内战的人一样，尽管英法的态度是因为佛朗哥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这一点我到后来才认识到）。我那时认识的许多人心中都有一种持续的羞耻感。（现在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羞耻感还存在么？我认为不存在了——无知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羞耻感使一些人成了叛国者和间谍。西班牙内战留下了痛苦的遗产。人们已经忘记西班牙难民遭受了多么恶劣的对待，他们数年来只能待在边境的营地里，就像罪犯一样受到惩罚。到了六十年代，梭霍区有了一些酒吧，极其贫困的西班牙人在那里见面，谈论世界是如何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最先站起来与法西斯纳粹者作斗争的人。有愤世嫉俗的人说那都是他们的罪行。
所以我加入了党组织。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见过很多人到处说“我是共产党员”，但从未梦想加入共产党。我鄙视他们。不久在伦敦，新一代的年轻人以说“我是共产党员”来震惊资产阶级，惹怒父母，给自己和他人一种令人愉悦的震颤。
我被安排与文化代表萨姆·阿隆尼维奇见面。他是个很瘦、很严厉的年轻人，有着军人的风范和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冷酷以及讽刺的幽默感。他曾是一个住在东伦敦的贫困男孩。共产主义青年团虽然教育了他，但并未养育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信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东伦敦犹太人地区的孩子们跟我讲，他们在吃不饱饭的同时在饭桌边听到父亲、叔叔、兄长，甚至母亲谈论政治、哲学、宗教。为什么党选了一个没有读过任何现代文学、对艺术也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做文化代表呢？这次面试是在女修道院花园金大街共产党总部进行的。他听完我说话，就像一个高级职员面试一个新手一样，然后说在大部分知识分子要离开党组织之时，他有极大的兴趣见一个要入党的知识分子，他期待在我离开党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对党的公然抨击。然后他带我去了他儿时住过的东伦敦。萨姆不记得做过这些了，但这是我对那时的伦敦最生动的记忆。他向我展示了一种因内涵和内聚性而灭绝的文化，他因此感到遗憾。萨姆有着多重生活，其中一个身份是贝列尔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我们会遇见，遇见时他在疾跑，而我在漫步。我们一起回忆往事，我记得这些，而他记得另一些，比如皮特过去常常在周末陪她女儿萨波利娜玩。他现在在帮他年少时所在的孟加拉人社区做事。住在东伦敦的孟加拉人也信教，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信仰带给他们的并不像犹太人的信仰带给犹太人的那样，他们没有养育出那些可以忘记自身的贫困，使整个世界的学识、商业和艺术充满活力的，善辩、智慧、聪明的人。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听不到父母、叔叔、兄长谈论宗教、政治、文学；他们不听诗，也不听那些辩论中引用的著名小说片段。当他们上学时，他们还不及那些在他们之前就住在那些街道的穷苦的犹太人聪明。
影中漫步 第二章(17)
一些人很难退出共产党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党内有如此多的精彩、非凡的人。他们很好、很大方、很聪明。
我想讲述其中的两件事。我一度非常缺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并且考虑着我不能继续靠我以前的积蓄过活，应该找一份工作。就在这时，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他们是共产党员，信中说他们听说我经济困难，很喜欢我的书，并随信附了100英镑。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是很大一笔钱。他们没有让我归还，但当我有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们却让我将钱给予其他需要钱的人。我永远都感激这些我从未谋面的人。
不久之后，当我感觉自己被阶级系统的分层制度束缚时，我让党为我安排了一次去矿业社区的访问。我发现这个位于唐凯斯特附近的村庄，阿马索普，很可怕，而且令人感到沮丧。然而这个村庄是最近刚刚建好的，并且村中的人们认为与住在旧村庄的人相比自己很幸运。村中有一家是一个矿工，他的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房子装满了书；我在村中其他人家中都没有发现书。他们喜欢听收音机里放的音乐，并演奏。他们谈论西比尔·桑代克如何在战争中期带着一个剧团为矿工们演莎士比亚的戏剧。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记得这件事情。他们夫妻俩曾到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是在大规模旅游之前；他们是这个村庄中仅有的走出家门去旅游的人。他在村庄中是个领袖人物，或者说是非官方代表。人们总是来拜访他，向他询问建议。他说的每一件关于矿业社区、关于英国、关于他生活的事——也就是二三十年代有关严酷的贫困的寻常故事——都充满了知识和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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