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自传：影中漫步 [33]
相呢？我们这些私底下讨论这些事情的人相信，尽管“资本主义”媒体和来自苏联以及来自东欧国家的难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但是在苏联，肯定还存在着一些隐藏的纯真的声音在呼喊“是的，每一件关于我们的事都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让苏联重新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我在这里用“相信”这个词，那也指的是部分相信。因为通过现在关于苏联的每本新书，以及和那些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的谈话，我知道这种信念已经在慢慢地消失了。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念信仰的人与生活在爱中而不能让他们爱的梦想离开的人的情况很相似。现在我知道了任何一件我曾经执着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对心灵的打击，因为我心里的鸡蛋从来都没有装在一个篮子里。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付出了所有，心灵和思想，有时作出了很痛苦的牺牲，他们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为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在我身边崩溃了，或者在向反面的转变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说了这么多关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并不是说要放弃解决的方法。含蓄地说，革命是能够解救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但是我得说，革命作为一个原则信条已经存在至少20年了，以后可能还要继续。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必要把证明或它说出来。革命是正确的。将社会主义暂时化是错误的，是令人鄙视的懦弱的象征，就像信仰上帝一样。
这曾经是——可能现在也是——我们灵魂或思想的部分构成。拿南非为例。当我开始在政治上了解南非时，我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我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本来就是有屠杀有血腥的，有刀有杀戮的。而且，每个关注它的人都这么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不需要任何解释。1992年，当曼德拉和克拉克一致认为这个不可避免的杀戮革命不会再被提到日程上时，几十年的政治信仰就这么消失了。
1956年，我处在一个与之前非常相似的情景。除了很少的一部分人之外，我不能对其他人表达我的想法。我绝对不能跟那些心灵受到沉重打击的人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说的是怯懦之辞：他应该说出所有的真相。
在开始我的旅行之前，党问我，艺术家保罗·贺加斯能否与我同行。我不是特别想那样，但是为什么不呢？
关于这次旅行，我写了一本很短的书，书名是《回家》，如果有人感兴趣，它已经出版了。
我在策尔特家4住了几天，发现在英国的时候，腹腔神经丛附近的地方总是有一个小的核，起着预防寒冷和潮湿的作用，从来都不休息。索尔兹伯里特别干热，刚开始我的骨头有反应，后来全身都有反应，我实在不想开始工作。但是是我自己安排跟约翰内斯堡的布拉姆·费谢尔5一起，他给我安排要见的人并且告诉保罗，他应该去那些普通游客不知道的景点。当时正是南非严格执行禁止任何批评他们的人入境的时期，我们笑称我会发现自己被扔回飞机上，然后被带到简·索姆兹机场。这确实发生了。我告诉保罗，如果我被特殊部门拦住了，他就假装不认识我；但是当我被警察领走的时候，他不断挥舞手臂并叫喊：“你们去哪儿？”我假装不认识他，他们长久的安全经历使得英国人不能理解没有法律怎样生存。在党内有个笑话，说如果一个共产党的摄影师或者记者在党的保护下到一个高压政府统治的国家里旅行，比如希腊，那么他的行程就会伴随一系列被捕的人：和他来往的人，那些准备帮助他的勇敢的人。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被访者往往要求匿名，因为他们害怕被捕。他们的脸中央总会有几何状的光斑挡住，这样一来可以确保他们不会在节目播出时被逮捕甚至被谋杀。但是记者和电视节目制作人有权去做他们想做的。
影中漫步 第三章(21)
我并不是真的因为离开南非而感到伤心，因为我在那没有情感寄托。我被两个官员带到我来时乘坐的飞机上，人们看着我，猜想我犯了什么罪。
回到索尔兹伯里，我推迟了所有的记者活动，因为这并不是我最热爱的职业。我在阳台上坐坐，聊聊天。然后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采访加菲尔德·托德，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正在跟踪不同的消息来源。但是我来到了总理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加菲尔德。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像林肯那样走来走去，因为你能看出墙壁和天花板让他苦恼，因为他更愿意待在户外。我在那呆了3个小时，像往常一样，我又处在了一个彻底错误的位置。加菲尔德·托德，一个高贵的灵魂，深爱着中非联邦，这一高贵的理念忽视了一切现实因素。他说：“我让你进来了，我张开双手拥抱你，我的孩子。”他是个传教士，这是为了让我为联邦写点好话。外国记者总是发坏的报道，他说。他叫他的宣传人员给我最大的便利，说他知道当我亲眼看到发生的事情时，我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会写出好的报道。我说我是在这个国家长大的，我对它再熟悉不过，对于它，我无法写出“令人愉悦的文章”来。有什么比一个人没有听过也不理解的东西更加不一般呢？因为对于我来说，把我成长地方的画面从脑海里抹去，是我情感上所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事实上，在8年前我离开南罗德西亚时，我就已经被马尔文勋爵（胡金斯博士，家庭医生）定为一名被禁止入境者：“我将不会再让你打扰我的居民。”但是，并没有人告诉我，我已经被定为一个禁止入境者。数周之后，当我和一名律师来到海滨的罗德西亚别墅时， 他们对于此事感到很尴尬，他们搪塞着，徘徊着，他们在撒谎，但是最后，他们承认我已经被定为一名禁止入境者，他们说：“可恶，是你逼我们的”。
同时，我从特殊部门获知，自己的名字已经在旅客名单上，加菲尔德对我入境的事进行了干涉。我对他说：“你把我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他说他对于我思想的正直与公正充满了信心。我说：“但是很明显，这与思想的公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着公正的思想，但我们仍然会有分歧。”接着我们就联邦的基础进行辩论。我说以下这个事实展现了它令人激愤的本质：它产生了非洲国民议会——北罗德西亚的和尼亚萨兰的。（它也产生了至今仍看不到的南罗德西亚国民议会：我已经暗中见了两个长期处于逃亡之中以躲避三个国家的警察的人，他们把一些小册子和信息从北部两个国家带出境，然后运到南罗德西亚。）加菲尔德·托德说他憎恨并且鄙视国民议会的领导者。他说他们是哗众取宠的煽动家。他们当然是，我说。不久，他就成为了所有黑人领导者的好朋友。
我在南罗德西亚的剩余时间里，都是被他的宣传部门的人很有礼貌地护送着在周围走动，但是，同时也被那个抱持更现实主义观点的特殊部门跟踪着。他们总是会出现在一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像赞比西附近的一处树丛当中，当时保罗正在画一个可乐摊；在卡罗伊旅馆里我们的邻桌，尝试偷听我们的谈话：他被迫去模仿犯煽动罪者最典型的气愤表情；在装有汽车影院系统的邻车里——但是他睡着了。
在这段旅程中，最痛苦的部分就是去看望我的老同志，那些共产党人。保持一种不被与你一起生活的人们所分享的，关于你生活其中的社会观点，冷酷地、理智地保存着这些想法，公正、达观……哦，这是不可能的。在旧南罗德西亚，在共产党人之前，曾有过一两个这样的人，其中一个是亚瑟·西亚里· 柯里普斯，一名诗人，他是受宗教的支撑才得以如此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住的。8年过去了，冷战依然进行着，并且由于北部国民议会的诞生，使得白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变本加厉。我发现自己的老朋友已经开始变得偏执，开始酗酒或者干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对立者，以某种他们最近觉得可悲的方式守护着这种白种文明。或者他们的精神已经崩溃了。所有这些人都曾受到过那个存在于俄国的美丽、真实的乌托邦的鼓舞，但是他们在《观察家》上读到了赫鲁晓夫的全部讲话，他们非常气愤，痛苦，不愿意相信。在一些采矿城镇里或者布拉瓦约的一座房屋里或者索尔兹伯里，我见到了几个小群体或者单独的人，他们处于绝望之中，心灵深深受到了伤害。有一件事是我不能说的：“不仅赫鲁晓夫的讲话全部是真的，并且事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一百倍。”“是的，那是真的。”我说。“是的，恐怕那是真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是真的”。
影中漫步 第三章(22)
我在审视——并且我知道——如果我保持了第一次婚姻，即作为那个社会中一名公务员的妻子的话，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将会是个醉鬼，遭受精神的打击直至崩溃，至少也会变成一个内心充满苦痛的和神经极为过敏的人。
我去看望了我的兄弟，在他马兰德拉斯的家里呆了两天。我们两个都很不自在。他款待了我这个头脑有问题的、写了这么多不公正的书人。而我则是与这样一个人处在一起：你甚至不能把他描述成一个“反动分子”，因为他对于任何事物的态度都很极端，就像一幅讽刺漫画。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陪在自己母亲身边。她和她的老朋友克尔邦妮住在一起，我们见了面，以自己惯常的礼貌对待彼此，而在这个表象下隐藏着的是两个人的悲伤。
我去见了那个著名的联盟领导人马尔文勋爵，告诉他我想去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 ，因为加菲尔德曾警告我必须得到允许。他说：“你想去多久？”当我说一个星期左右时，他说：“我想你在那段时间里做不了什么坏事。”而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禁止我入境了。
这一切都有种魔力在里面，一种非专业的：因为我是白人。如果我是黑人，南非特殊部门不会因为驱逐我而感到哪怕一秒钟的为难。如果我是黑人，持着我的观点，我会整日奔逃、躲藏，就像国民会议的人们一样，或者装扮成一个家仆。
在这次旅程中，最好的部分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丛林中开车行驶数小时。我是路上唯一的一个人，时不时地停下车，坐在空地的边缘，凝视着广阔的天空。有一次，我向北行驶在通往建设中的凯利巴大坝的路上，我看到前方的路边停放着一辆显然是出了故障的车。车里是两个美国学者，我曾在去索尔兹伯里的前夜见过他们。“我能帮上忙吗？”我问道。他们脸色苍白，在发抖，他们很恐惧。怎么回事呢？都是因为这空间。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不敢看它。我站在他们旁边，他们蜷缩在汽车前排的座位里，而我看着那无处不在的宏大的、空旷的、碧蓝色的远景，问他们害怕什么。但是对他们而言，那种陆地景色却充满了危险。他们请求跟在我的车后面，以使自己不再是那条路上仅有的一辆车。他们跟着我直到通往凯利巴大坝的岔路口，
说了这么多关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并不是说要放弃解决的方法。含蓄地说，革命是能够解救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但是我得说，革命作为一个原则信条已经存在至少20年了，以后可能还要继续。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必要把证明或它说出来。革命是正确的。将社会主义暂时化是错误的，是令人鄙视的懦弱的象征，就像信仰上帝一样。
这曾经是——可能现在也是——我们灵魂或思想的部分构成。拿南非为例。当我开始在政治上了解南非时，我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我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本来就是有屠杀有血腥的，有刀有杀戮的。而且，每个关注它的人都这么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不需要任何解释。1992年，当曼德拉和克拉克一致认为这个不可避免的杀戮革命不会再被提到日程上时，几十年的政治信仰就这么消失了。
1956年，我处在一个与之前非常相似的情景。除了很少的一部分人之外，我不能对其他人表达我的想法。我绝对不能跟那些心灵受到沉重打击的人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说的是怯懦之辞：他应该说出所有的真相。
在开始我的旅行之前，党问我，艺术家保罗·贺加斯能否与我同行。我不是特别想那样，但是为什么不呢？
关于这次旅行，我写了一本很短的书，书名是《回家》，如果有人感兴趣，它已经出版了。
我在策尔特家4住了几天，发现在英国的时候，腹腔神经丛附近的地方总是有一个小的核，起着预防寒冷和潮湿的作用，从来都不休息。索尔兹伯里特别干热，刚开始我的骨头有反应，后来全身都有反应，我实在不想开始工作。但是是我自己安排跟约翰内斯堡的布拉姆·费谢尔5一起，他给我安排要见的人并且告诉保罗，他应该去那些普通游客不知道的景点。当时正是南非严格执行禁止任何批评他们的人入境的时期，我们笑称我会发现自己被扔回飞机上，然后被带到简·索姆兹机场。这确实发生了。我告诉保罗，如果我被特殊部门拦住了，他就假装不认识我；但是当我被警察领走的时候，他不断挥舞手臂并叫喊：“你们去哪儿？”我假装不认识他，他们长久的安全经历使得英国人不能理解没有法律怎样生存。在党内有个笑话，说如果一个共产党的摄影师或者记者在党的保护下到一个高压政府统治的国家里旅行，比如希腊，那么他的行程就会伴随一系列被捕的人：和他来往的人，那些准备帮助他的勇敢的人。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被访者往往要求匿名，因为他们害怕被捕。他们的脸中央总会有几何状的光斑挡住，这样一来可以确保他们不会在节目播出时被逮捕甚至被谋杀。但是记者和电视节目制作人有权去做他们想做的。
影中漫步 第三章(21)
我并不是真的因为离开南非而感到伤心，因为我在那没有情感寄托。我被两个官员带到我来时乘坐的飞机上，人们看着我，猜想我犯了什么罪。
回到索尔兹伯里，我推迟了所有的记者活动，因为这并不是我最热爱的职业。我在阳台上坐坐，聊聊天。然后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采访加菲尔德·托德，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正在跟踪不同的消息来源。但是我来到了总理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加菲尔德。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像林肯那样走来走去，因为你能看出墙壁和天花板让他苦恼，因为他更愿意待在户外。我在那呆了3个小时，像往常一样，我又处在了一个彻底错误的位置。加菲尔德·托德，一个高贵的灵魂，深爱着中非联邦，这一高贵的理念忽视了一切现实因素。他说：“我让你进来了，我张开双手拥抱你，我的孩子。”他是个传教士，这是为了让我为联邦写点好话。外国记者总是发坏的报道，他说。他叫他的宣传人员给我最大的便利，说他知道当我亲眼看到发生的事情时，我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会写出好的报道。我说我是在这个国家长大的，我对它再熟悉不过，对于它，我无法写出“令人愉悦的文章”来。有什么比一个人没有听过也不理解的东西更加不一般呢？因为对于我来说，把我成长地方的画面从脑海里抹去，是我情感上所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事实上，在8年前我离开南罗德西亚时，我就已经被马尔文勋爵（胡金斯博士，家庭医生）定为一名被禁止入境者：“我将不会再让你打扰我的居民。”但是，并没有人告诉我，我已经被定为一个禁止入境者。数周之后，当我和一名律师来到海滨的罗德西亚别墅时， 他们对于此事感到很尴尬，他们搪塞着，徘徊着，他们在撒谎，但是最后，他们承认我已经被定为一名禁止入境者，他们说：“可恶，是你逼我们的”。
同时，我从特殊部门获知，自己的名字已经在旅客名单上，加菲尔德对我入境的事进行了干涉。我对他说：“你把我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他说他对于我思想的正直与公正充满了信心。我说：“但是很明显，这与思想的公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着公正的思想，但我们仍然会有分歧。”接着我们就联邦的基础进行辩论。我说以下这个事实展现了它令人激愤的本质：它产生了非洲国民议会——北罗德西亚的和尼亚萨兰的。（它也产生了至今仍看不到的南罗德西亚国民议会：我已经暗中见了两个长期处于逃亡之中以躲避三个国家的警察的人，他们把一些小册子和信息从北部两个国家带出境，然后运到南罗德西亚。）加菲尔德·托德说他憎恨并且鄙视国民议会的领导者。他说他们是哗众取宠的煽动家。他们当然是，我说。不久，他就成为了所有黑人领导者的好朋友。
我在南罗德西亚的剩余时间里，都是被他的宣传部门的人很有礼貌地护送着在周围走动，但是，同时也被那个抱持更现实主义观点的特殊部门跟踪着。他们总是会出现在一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像赞比西附近的一处树丛当中，当时保罗正在画一个可乐摊；在卡罗伊旅馆里我们的邻桌，尝试偷听我们的谈话：他被迫去模仿犯煽动罪者最典型的气愤表情；在装有汽车影院系统的邻车里——但是他睡着了。
在这段旅程中，最痛苦的部分就是去看望我的老同志，那些共产党人。保持一种不被与你一起生活的人们所分享的，关于你生活其中的社会观点，冷酷地、理智地保存着这些想法，公正、达观……哦，这是不可能的。在旧南罗德西亚，在共产党人之前，曾有过一两个这样的人，其中一个是亚瑟·西亚里· 柯里普斯，一名诗人，他是受宗教的支撑才得以如此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住的。8年过去了，冷战依然进行着，并且由于北部国民议会的诞生，使得白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变本加厉。我发现自己的老朋友已经开始变得偏执，开始酗酒或者干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对立者，以某种他们最近觉得可悲的方式守护着这种白种文明。或者他们的精神已经崩溃了。所有这些人都曾受到过那个存在于俄国的美丽、真实的乌托邦的鼓舞，但是他们在《观察家》上读到了赫鲁晓夫的全部讲话，他们非常气愤，痛苦，不愿意相信。在一些采矿城镇里或者布拉瓦约的一座房屋里或者索尔兹伯里，我见到了几个小群体或者单独的人，他们处于绝望之中，心灵深深受到了伤害。有一件事是我不能说的：“不仅赫鲁晓夫的讲话全部是真的，并且事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一百倍。”“是的，那是真的。”我说。“是的，恐怕那是真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是真的”。
影中漫步 第三章(22)
我在审视——并且我知道——如果我保持了第一次婚姻，即作为那个社会中一名公务员的妻子的话，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将会是个醉鬼，遭受精神的打击直至崩溃，至少也会变成一个内心充满苦痛的和神经极为过敏的人。
我去看望了我的兄弟，在他马兰德拉斯的家里呆了两天。我们两个都很不自在。他款待了我这个头脑有问题的、写了这么多不公正的书人。而我则是与这样一个人处在一起：你甚至不能把他描述成一个“反动分子”，因为他对于任何事物的态度都很极端，就像一幅讽刺漫画。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陪在自己母亲身边。她和她的老朋友克尔邦妮住在一起，我们见了面，以自己惯常的礼貌对待彼此，而在这个表象下隐藏着的是两个人的悲伤。
我去见了那个著名的联盟领导人马尔文勋爵，告诉他我想去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 ，因为加菲尔德曾警告我必须得到允许。他说：“你想去多久？”当我说一个星期左右时，他说：“我想你在那段时间里做不了什么坏事。”而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禁止我入境了。
这一切都有种魔力在里面，一种非专业的：因为我是白人。如果我是黑人，南非特殊部门不会因为驱逐我而感到哪怕一秒钟的为难。如果我是黑人，持着我的观点，我会整日奔逃、躲藏，就像国民会议的人们一样，或者装扮成一个家仆。
在这次旅程中，最好的部分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丛林中开车行驶数小时。我是路上唯一的一个人，时不时地停下车，坐在空地的边缘，凝视着广阔的天空。有一次，我向北行驶在通往建设中的凯利巴大坝的路上，我看到前方的路边停放着一辆显然是出了故障的车。车里是两个美国学者，我曾在去索尔兹伯里的前夜见过他们。“我能帮上忙吗？”我问道。他们脸色苍白，在发抖，他们很恐惧。怎么回事呢？都是因为这空间。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不敢看它。我站在他们旁边，他们蜷缩在汽车前排的座位里，而我看着那无处不在的宏大的、空旷的、碧蓝色的远景，问他们害怕什么。但是对他们而言，那种陆地景色却充满了危险。他们请求跟在我的车后面，以使自己不再是那条路上仅有的一辆车。他们跟着我直到通往凯利巴大坝的岔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