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自传：影中漫步 [20]
现在也疯了吧！
党为了抗议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常组织周末游行——经常是从海蒂公园到特拉伐尔戈尔广场。皮特很崇拜他们，大部分孩子都这样。它们就像野餐，家庭聚会，人们彼此电话联系邀约见面，或者前后会去某家酒吧，或者在途中谈谈党的事务。我私下想，这是教会野餐的继续。这些游行或者所谓的袁演示”，不论大小，是对于在一起的肯定，我们正在反抗整个世界。在那些冷战的岁月中，人们能大声漫骂，甚至朝我们扔东西，更确认了我们精神上的受难感觉。每次组织者都会声称会有成百人，或者上千人，或者上万人，报纸会说实际只有所说的一半人，或者都不到。事实上人数是在双方所说的数量之间。有这么一次，当我们反对减少教育基金“巴特乐削减案”的时候，孩子们高兴地排着队，唱着，“和奶油杯一起”。事实上游行、示威、抗议，甚至——对一些人而言——暴动和反抗警察，是很开心的事，虽然一般极少有人会承认。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演示”就是他们的社会生活。
事实上，需要我尽革命责任的场合极少。部分是受到我带着一个小孩的限制；部分是因为政党不会对我要求太多：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离开政党。
一次，我去众议院做游说，和一对专程从威尔士赶来的矿工一起等人，他们是来游说以前共事过而现在是议会成员的矿工同伴的。他们呈送给他们名片，我们继续等着，等着。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成了朋友。我告诉他们我过去在东卡斯特附近矿镇的经历，但是他们说他们的条件要糟糕得多。最后我们三个人站在装饰豪华的大厅里，旁边站着穿制服的服务生，雕塑、庄严的氛围。那个威尔士人过来见他的老朋友——现在成了投他票的委托人，他面带笑容，却又有点困窘。他询问了他们的妻子和父母。说他或许一个月内或者再久点便会回家。他现在只剩下一分钟时间，不得不回到议院去了。是的，他同意了政府政策是……然后他走了。穿制服的服务生暗示我们必须得离开了。我们站了一会儿，四处望了望。然后其中一个矿工开口说，他不伤心，也不生气，但是却带着那种“您能指望什么”的口气：“现在我看到了，当他们走过来时我明白了他们怎么回事。不是很多人对此能坚持得住的！” 他指的是这大理石大厅。然后，另一个说：“我不会再浪费我的时间和钱来这儿了。”
有一段时期苏联常将马戏团、乐会、舞蹈家送到伦敦去。俄罗斯小丑表演让人惊叹，我们过去没有——或者说现在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演员。关于如何对待动物，又是另一回事了。所有乐会、唱诗班、舞蹈团的特点是有点卖弄风情的随心所欲，又有那么点多愁善感。恐怖残忍导致了艺术中的这些品质。多愁善感和残忍是同胞弟兄，残忍通常穿着皮笑肉不笑的外衣。乔纳森·克劳威斯说有次他在公车上看到本被人扔了的杂志，仔细看了看发现那是讲苏联艺术的。再翻开看看，这些英雄人物转身便在纳粹艺术中以其他形象示人了。另一天，他在读《工人日报》，同样搭乘36路公共汽车的画家戴维·鲍姆博格告诉他苏联体制多么野蛮，劝他该读读作家考埃斯特勒的书，尤其是《晌午的黑暗》。乔纳森按照他说的做了，但是对他来说，苏联和纳粹艺术之间相似部分都带有一种扭曲感。
影中漫步 第二章(43)
或许我见过的最恐怖的事是苏联杂耍表演中一个大概四十岁上下、矮胖而又丑陋的女人穿着短连衣裙，扮演一个卖弄风骚、拱着身子而又狡猾的小女孩，调情似的扭动着，咬着舌头用婴儿口吻说话。她本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在表演，一个扮演迷人小女孩的中年女人做着这么不自然的事情，其动力是她能通过舞台表演养活自己。
为了弥补所有这些共产主义宣传，我母亲带着皮特去看警卫交替、皇家锦标赛、伦敦塔、帆船比赛、南肯星顿博物馆，以及类似有益的活动。
周六早晨，在伊丽莎白女王会堂会举办令人赞叹的儿童音乐会，由罗伯特·梅耶爵士组织。皮特和我大部分周六都会去，琼有时候也会去。在音乐会上不止一次，上演了本杰明·布列顿为孩子而作的《让我们演歌剧》。当然，里面的观众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好吧，有总比没有好。那些来自贫民街，或者简易房屋的孩子们和这些包含了维多利亚护士、保姆、侍者还有爸爸和妈妈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皮特最喜欢的是苏格兰瑙米·米切森的住地，我们去过那儿三四次。瑙米在战争中买下了这栋位于肯蒂尔的莫尔岛上的大房子，作为家里的避难所。在复活节和圣诞时，还有夏天，这里面聚满了人。瑙米的儿子有做医生的，也有做科学家的，他们的妻子在自己的领域也都是知名人士。他们会邀请他们的朋友到他们的家做客。在科学与艺术间传统上的明显分歧在这儿并不存在，因为瑙米的朋友，那些来自伦敦和爱丁堡的作家和记者会来，也有一些政治家，迪克·米切森就是其中一位。瑙米开始了她与博兹瓦纳的联系，不久她就会成为那儿一个部落的母系首领，所以她的房子里也有非洲人。当地的渔民——瑙米有艘渔船——和镇议员与从伦敦来的客人们混在一起。瑙米从不认为自己是女主人，这肯定是件不凡的成就，将这么多不同类的人聚合在一起。并且，由于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最近，我遇到一些四五十岁的人，他们说在卡拉德拉屋里的节日都很神奇，是他们儿童时代中最美好的时光。怎么可能不是呢？那么大的房子，到处是屋子、密室、小角落，还有塔楼；西苏格兰柔软而又温和的风，或许会突然变得狂暴呼啸，击打嘶叫着穿过所有烟囱；他们常常奔跑在无人看管但很安全的绵延数里的石楠花丛中和田野上，肆意玩耍；肯蒂尔的莫尔岛上海浪和海滩很小，离海岸线只有很短的路程。三四十岁的人则挤进屋里，或者偏厅中。气氛无比欢悦、喧闹，不仅仅是孩子们如此。夜晚降临，惊讶的外国人或许发现所有这些名人们孩子似的玩起了“杀人”或者“邮差敲门”游戏。下一分钟，则开始玩象棋，或者吵闹的拼字游戏。常传出大叫或者尖叫声。女儿们嫉妒瑙米，她们非凡的不受约束的聪明母亲，她们满腹牢骚。我想，好吧，如果你们和你妈妈相处不好，为什么你们不像我一样离开，而要利用她提供的各种便利，然后带给她如此艰难的时候呢？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孩子们相互责难，做着恶劣行径——然后却留了下来。
“我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糟糕吗？告诉我——不，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你当然不是这样的，瑙米。”
“如果我只有像他们说的一半坏的话，我都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恶魔。”
“哦，别在意。只要是母女间都会出现这样的事——你知道，欢乐家庭都是如此。”
“儿子们最好。”她说。但是我想她更期待一个美好善良而友善的女儿。她对我像女儿一样。她和蔼可亲，大方慷慨，对我做的事很好奇，期待着女性间的切切私语——这不是我的风格——并且总是有好的建议，我都会耐心倾听，这是我和我母亲之间所该做的。是啊，我也确实察觉到这个讽刺的情形了。
她依赖儿子们的支持。但是这是个大家庭，当外部有威胁时，他们便会封闭起来。一次，一位杰出的美国科学家的女儿爱上了米切森的一个儿子，哀怨而又泪眼婆娑地出现在家庭面前，家族决定不接受她。从我离开学校以后，就没见过这么残忍、冷酷的排外行为。这都是无意识的，我想，像乌贼释放墨汁一样。事情就是，我以前从不了解家族。尽管所有这些人的个体都是充满魅力的，但是我还是为自己不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而感到庆幸。
影中漫步 第二章(44)
一件事是：瑙米让我带某个有点口齿不清的年轻科学家去散步。“出于好意”，让他说些话——否则他的舌头会萎缩的。他叫詹姆斯·沃森。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爬了几座小山，穿过了石楠花地，而我则在不停地说着，真不愧是我母亲的女儿啊：一个人应该知道如何让人们身感轻松。最后的时刻，我几乎精疲力竭，只想逃开，终于听到有人在说话了。“问题是，你知道的，世界上我能说话的对象只有那么一个人。”我把这些汇报给瑙米，我们都赞同这是我们印象中最华丽的评论，即使是来自这么一个年轻人。不久后，他和弗朗西斯·克利克揭开了DNA结构之谜。
还有件事是：哲学家佛莱迪·阿伊尔和他的情妇一起待了一两个晚上，不久他的情妇就嫁给了他。她下来吃早饭时，身上穿着鲜红色法兰绒晚礼服，镶着白色英国旧式土风舞蕾丝花边。她的风格和冲击力颠覆了当下柔和的氛围——我们剩下的人都蜷缩在羊毛披风里。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美国一直以上千种方式激发起嫉妒与竞相效仿。
如果关于科学或是政治的谈话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对于文学的讨论则不是这样。
你会听到：“哦，愚蠢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聊的老托尔斯泰。”只有那么一个诗人，奥登。叶芝？哦，可怜的老叶芝。艾略特？可怜的老艾略特。霍普金斯？他是谁？我想这就是其他的我所常遇到的英国庸俗文化的小例子，但是后来我理解了我所关注到的是一些过去文学传统中埋没的部分，一种沉积物。20年代或者30年代的某些时候，在文学世界里的一些角落，或者简短地出现在一切之中，意识的浪潮穿过他们的道路向前移动，他们都这么说，奥登是唯一的诗人，可怜的老艾略特，可怜的老叶芝。
庸俗在英国是地方病，尤其在伦敦更是如此。正如我写的那样，在晚餐桌前最好的时光是讲着——带着骄傲感——你还未读过或者都没打算要读的好书的书单。一份主要报纸《独立报》有一个每周的专题，“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以及你打算要读的书的一切”，在这个专题里都会出现，曾经还出过《战争与和平》的情节摘要。（什么，难道你没在开玩笑吗？）很容易就能想象出那些脸上挂着胜利笑容的人在写着这些小摘要，把一些名著删减成中学考试里简答题的水平。
在70年代，我为《观察家》写过一个幽默短篇，引用了梅瑞迪斯（《理查德·费弗瑞尔的考验》）和——我想是——劳伦斯来说明他们词藻华丽的篇章其实可以从任何流行的浪漫文学中产生。这被视为诋毁，大量信件立刻纷至沓来。歌德？典型的德国人！塞万提斯？烦人鬼——一个大家喜欢的绰号。史坦德霍尔？哦，多么沉闷啊！在他们的匆忙中，这些坏蛋们等不及把文学的肉体撕成碎片。
芮贝卡·维斯特，一个聪明有教养的女人，说所有歌德哲学总的说来就是“反自然盛宴”。确实如此，就像来自沼泽的呻吟一般。
大不列颠人——不，英格兰人——最喜欢的是那种细小的、边缘小说，喜欢阅读关于带有阶级差别或者社会
党为了抗议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常组织周末游行——经常是从海蒂公园到特拉伐尔戈尔广场。皮特很崇拜他们，大部分孩子都这样。它们就像野餐，家庭聚会，人们彼此电话联系邀约见面，或者前后会去某家酒吧，或者在途中谈谈党的事务。我私下想，这是教会野餐的继续。这些游行或者所谓的袁演示”，不论大小，是对于在一起的肯定，我们正在反抗整个世界。在那些冷战的岁月中，人们能大声漫骂，甚至朝我们扔东西，更确认了我们精神上的受难感觉。每次组织者都会声称会有成百人，或者上千人，或者上万人，报纸会说实际只有所说的一半人，或者都不到。事实上人数是在双方所说的数量之间。有这么一次，当我们反对减少教育基金“巴特乐削减案”的时候，孩子们高兴地排着队，唱着，“和奶油杯一起”。事实上游行、示威、抗议，甚至——对一些人而言——暴动和反抗警察，是很开心的事，虽然一般极少有人会承认。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演示”就是他们的社会生活。
事实上，需要我尽革命责任的场合极少。部分是受到我带着一个小孩的限制；部分是因为政党不会对我要求太多：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离开政党。
一次，我去众议院做游说，和一对专程从威尔士赶来的矿工一起等人，他们是来游说以前共事过而现在是议会成员的矿工同伴的。他们呈送给他们名片，我们继续等着，等着。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成了朋友。我告诉他们我过去在东卡斯特附近矿镇的经历，但是他们说他们的条件要糟糕得多。最后我们三个人站在装饰豪华的大厅里，旁边站着穿制服的服务生，雕塑、庄严的氛围。那个威尔士人过来见他的老朋友——现在成了投他票的委托人，他面带笑容，却又有点困窘。他询问了他们的妻子和父母。说他或许一个月内或者再久点便会回家。他现在只剩下一分钟时间，不得不回到议院去了。是的，他同意了政府政策是……然后他走了。穿制服的服务生暗示我们必须得离开了。我们站了一会儿，四处望了望。然后其中一个矿工开口说，他不伤心，也不生气，但是却带着那种“您能指望什么”的口气：“现在我看到了，当他们走过来时我明白了他们怎么回事。不是很多人对此能坚持得住的！” 他指的是这大理石大厅。然后，另一个说：“我不会再浪费我的时间和钱来这儿了。”
有一段时期苏联常将马戏团、乐会、舞蹈家送到伦敦去。俄罗斯小丑表演让人惊叹，我们过去没有——或者说现在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演员。关于如何对待动物，又是另一回事了。所有乐会、唱诗班、舞蹈团的特点是有点卖弄风情的随心所欲，又有那么点多愁善感。恐怖残忍导致了艺术中的这些品质。多愁善感和残忍是同胞弟兄，残忍通常穿着皮笑肉不笑的外衣。乔纳森·克劳威斯说有次他在公车上看到本被人扔了的杂志，仔细看了看发现那是讲苏联艺术的。再翻开看看，这些英雄人物转身便在纳粹艺术中以其他形象示人了。另一天，他在读《工人日报》，同样搭乘36路公共汽车的画家戴维·鲍姆博格告诉他苏联体制多么野蛮，劝他该读读作家考埃斯特勒的书，尤其是《晌午的黑暗》。乔纳森按照他说的做了，但是对他来说，苏联和纳粹艺术之间相似部分都带有一种扭曲感。
影中漫步 第二章(43)
或许我见过的最恐怖的事是苏联杂耍表演中一个大概四十岁上下、矮胖而又丑陋的女人穿着短连衣裙，扮演一个卖弄风骚、拱着身子而又狡猾的小女孩，调情似的扭动着，咬着舌头用婴儿口吻说话。她本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在表演，一个扮演迷人小女孩的中年女人做着这么不自然的事情，其动力是她能通过舞台表演养活自己。
为了弥补所有这些共产主义宣传，我母亲带着皮特去看警卫交替、皇家锦标赛、伦敦塔、帆船比赛、南肯星顿博物馆，以及类似有益的活动。
周六早晨，在伊丽莎白女王会堂会举办令人赞叹的儿童音乐会，由罗伯特·梅耶爵士组织。皮特和我大部分周六都会去，琼有时候也会去。在音乐会上不止一次，上演了本杰明·布列顿为孩子而作的《让我们演歌剧》。当然，里面的观众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好吧，有总比没有好。那些来自贫民街，或者简易房屋的孩子们和这些包含了维多利亚护士、保姆、侍者还有爸爸和妈妈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皮特最喜欢的是苏格兰瑙米·米切森的住地，我们去过那儿三四次。瑙米在战争中买下了这栋位于肯蒂尔的莫尔岛上的大房子，作为家里的避难所。在复活节和圣诞时，还有夏天，这里面聚满了人。瑙米的儿子有做医生的，也有做科学家的，他们的妻子在自己的领域也都是知名人士。他们会邀请他们的朋友到他们的家做客。在科学与艺术间传统上的明显分歧在这儿并不存在，因为瑙米的朋友，那些来自伦敦和爱丁堡的作家和记者会来，也有一些政治家，迪克·米切森就是其中一位。瑙米开始了她与博兹瓦纳的联系，不久她就会成为那儿一个部落的母系首领，所以她的房子里也有非洲人。当地的渔民——瑙米有艘渔船——和镇议员与从伦敦来的客人们混在一起。瑙米从不认为自己是女主人，这肯定是件不凡的成就，将这么多不同类的人聚合在一起。并且，由于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最近，我遇到一些四五十岁的人，他们说在卡拉德拉屋里的节日都很神奇，是他们儿童时代中最美好的时光。怎么可能不是呢？那么大的房子，到处是屋子、密室、小角落，还有塔楼；西苏格兰柔软而又温和的风，或许会突然变得狂暴呼啸，击打嘶叫着穿过所有烟囱；他们常常奔跑在无人看管但很安全的绵延数里的石楠花丛中和田野上，肆意玩耍；肯蒂尔的莫尔岛上海浪和海滩很小，离海岸线只有很短的路程。三四十岁的人则挤进屋里，或者偏厅中。气氛无比欢悦、喧闹，不仅仅是孩子们如此。夜晚降临，惊讶的外国人或许发现所有这些名人们孩子似的玩起了“杀人”或者“邮差敲门”游戏。下一分钟，则开始玩象棋，或者吵闹的拼字游戏。常传出大叫或者尖叫声。女儿们嫉妒瑙米，她们非凡的不受约束的聪明母亲，她们满腹牢骚。我想，好吧，如果你们和你妈妈相处不好，为什么你们不像我一样离开，而要利用她提供的各种便利，然后带给她如此艰难的时候呢？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孩子们相互责难，做着恶劣行径——然后却留了下来。
“我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糟糕吗？告诉我——不，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你当然不是这样的，瑙米。”
“如果我只有像他们说的一半坏的话，我都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恶魔。”
“哦，别在意。只要是母女间都会出现这样的事——你知道，欢乐家庭都是如此。”
“儿子们最好。”她说。但是我想她更期待一个美好善良而友善的女儿。她对我像女儿一样。她和蔼可亲，大方慷慨，对我做的事很好奇，期待着女性间的切切私语——这不是我的风格——并且总是有好的建议，我都会耐心倾听，这是我和我母亲之间所该做的。是啊，我也确实察觉到这个讽刺的情形了。
她依赖儿子们的支持。但是这是个大家庭，当外部有威胁时，他们便会封闭起来。一次，一位杰出的美国科学家的女儿爱上了米切森的一个儿子，哀怨而又泪眼婆娑地出现在家庭面前，家族决定不接受她。从我离开学校以后，就没见过这么残忍、冷酷的排外行为。这都是无意识的，我想，像乌贼释放墨汁一样。事情就是，我以前从不了解家族。尽管所有这些人的个体都是充满魅力的，但是我还是为自己不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而感到庆幸。
影中漫步 第二章(44)
一件事是：瑙米让我带某个有点口齿不清的年轻科学家去散步。“出于好意”，让他说些话——否则他的舌头会萎缩的。他叫詹姆斯·沃森。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爬了几座小山，穿过了石楠花地，而我则在不停地说着，真不愧是我母亲的女儿啊：一个人应该知道如何让人们身感轻松。最后的时刻，我几乎精疲力竭，只想逃开，终于听到有人在说话了。“问题是，你知道的，世界上我能说话的对象只有那么一个人。”我把这些汇报给瑙米，我们都赞同这是我们印象中最华丽的评论，即使是来自这么一个年轻人。不久后，他和弗朗西斯·克利克揭开了DNA结构之谜。
还有件事是：哲学家佛莱迪·阿伊尔和他的情妇一起待了一两个晚上，不久他的情妇就嫁给了他。她下来吃早饭时，身上穿着鲜红色法兰绒晚礼服，镶着白色英国旧式土风舞蕾丝花边。她的风格和冲击力颠覆了当下柔和的氛围——我们剩下的人都蜷缩在羊毛披风里。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美国一直以上千种方式激发起嫉妒与竞相效仿。
如果关于科学或是政治的谈话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对于文学的讨论则不是这样。
你会听到：“哦，愚蠢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聊的老托尔斯泰。”只有那么一个诗人，奥登。叶芝？哦，可怜的老叶芝。艾略特？可怜的老艾略特。霍普金斯？他是谁？我想这就是其他的我所常遇到的英国庸俗文化的小例子，但是后来我理解了我所关注到的是一些过去文学传统中埋没的部分，一种沉积物。20年代或者30年代的某些时候，在文学世界里的一些角落，或者简短地出现在一切之中，意识的浪潮穿过他们的道路向前移动，他们都这么说，奥登是唯一的诗人，可怜的老艾略特，可怜的老叶芝。
庸俗在英国是地方病，尤其在伦敦更是如此。正如我写的那样，在晚餐桌前最好的时光是讲着——带着骄傲感——你还未读过或者都没打算要读的好书的书单。一份主要报纸《独立报》有一个每周的专题，“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以及你打算要读的书的一切”，在这个专题里都会出现，曾经还出过《战争与和平》的情节摘要。（什么，难道你没在开玩笑吗？）很容易就能想象出那些脸上挂着胜利笑容的人在写着这些小摘要，把一些名著删减成中学考试里简答题的水平。
在70年代，我为《观察家》写过一个幽默短篇，引用了梅瑞迪斯（《理查德·费弗瑞尔的考验》）和——我想是——劳伦斯来说明他们词藻华丽的篇章其实可以从任何流行的浪漫文学中产生。这被视为诋毁，大量信件立刻纷至沓来。歌德？典型的德国人！塞万提斯？烦人鬼——一个大家喜欢的绰号。史坦德霍尔？哦，多么沉闷啊！在他们的匆忙中，这些坏蛋们等不及把文学的肉体撕成碎片。
芮贝卡·维斯特，一个聪明有教养的女人，说所有歌德哲学总的说来就是“反自然盛宴”。确实如此，就像来自沼泽的呻吟一般。
大不列颠人——不，英格兰人——最喜欢的是那种细小的、边缘小说，喜欢阅读关于带有阶级差别或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