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自传：影中漫步 [15]
一种高效的气氛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交流并不会带来不好的感受——我们平时不是经常这么做的吗？但这一次，特里斯坦对我真的很失望。我也弄清了法国共产党鄙视英国共产党的原因。
特里斯坦带我来到左岸的圣吉曼大道旁边的一幢建筑，这里刚开始对旅游者开放。门卫检查了我们，进去之后又被检查了一次，尽管我事先已经取得了临时通行证。我们进入一个很单调的大房间，只在尽头处为官员们摆放了一张小桌。大约有一百名共产党员在里面，他们看起来像军队招募的新兵，因为一个个都穿着起码一件军队的装备，大概是军队转让的吧！当然，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得出来，他们不论男女都视自己为军人。没有人笑，大概他们仍然沉浸在那些诸如游击队、占领和自由法兰西的幻想当中。看来他们希望战争明天就会爆发，但他们正在谈论的却是一次资金筹措的活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被要求离场。特里斯坦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有这么一个艰难时刻来进行合作不感到惊讶了。他们真的需要这样一种军事化的气氛吗？不管怎样，德国的占领已经结束了。他原谅了我，很绅士地对我说，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当我向作家团报告这次访问的时候，他们说每个人都必须预料到法国的这类事情。他们不得不戏剧性地表现每件事。
影中漫步 第二章(30)
我估计作家团举行这类会议不到十次，对文学的讨论和党的路线格格不入。而对于我，同志们告诉我，我对党的思想所做出的所有贡献就是，我提出了一些他们从未考虑过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没有人愿意去考虑浪费时间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不能看出这两者的区别。
现在，共产党作家团将我置于尴尬的境地。蒙太古·斯莱特和约翰·萨默斯菲尔德告诉我他们要去参加作家协会的年度大会3。他们说，这是一个独裁的、非民主的组织，由一个自以为不朽的寡头集团负责运作。没有成员曾经参加过年度大会，并且他们已经将我的名字写在了管理委员会的名单里。对此我非常愤怒，我告诉他们我讨厌会议的时候我可是动真格的，我不会去的。太晚了，他们说，语气很轻松，而且不论怎样，作为党员我必须做一些事情，我可以将其视为我的革命责任。我很明白，他们的语气中充满了对于我的“不协调”的讽刺。就这样我参加了那个会议，在那幢迷人的切尔西房子里，帮助处理协会的事务。他们当然知道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是被两位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推荐来的。他们将我视为侵略力量的滩头阵地，期待发现我的不忠诚和两面三刀。毕竟，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党的做法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曾身在其中或者很接近党。我不记得他们都是谁。一位年轻的女士声称自己是保守党人。她在那儿就是作为这个颠覆分子的平衡者，并且很少将她那讽刺而又富有见地的眼神从我身上移走。我多希望我能够记得她是谁啊！至于我， 我是沮丧而胆怯的。我对英国文学界的规范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怎么上心。我一直全神贯注于尝试写作的种种困难之中。我被一大堆问题包围着，诸如金钱，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的心理治疗师，我的爱人以及——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企图可以从党（共产党？）组织中悄悄的溜走。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在那个时间如果有一位公众人士要脱党，那么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媒体的狂热报道。你会经常碰到原共产党同志们的道歉：“我十分抱歉，那不是我说的。都是他们捏造的”。（当时如此，现在也一样。）
我在那个委员会待了一年4，讨厌那一年的每一分钟。习惯于我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有些时候我觉得这是横置在我摇篮上的诅咒——这是错误最大的一次。一个错误位置就是你周围的人认为你与他们有着相同的思维，或者你代表着相当与众不同的东西，而这一份与众不同是他们已经决定了的。又或当你发现了这一位置或那一系列被过分简化的规则或诫条，这就意味着在任何集会你的想法都是在补给一个当场的连续评论，将所说或所假设的放大。我经常这么做，甚至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我年轻的时候，这些针锋相对的评论显得令人烦躁和无节制，但当我越年长就越觉得不耐烦：“天哪！我原想它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不需要向任何一个原殖民地移民（包括这里、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以及所有其他无争议的原殖民领土）以及大部分的外国人解释。一生中你都习惯于看到英国人在艰难的地方工作，常常是孤身一人，对付各种掠夺和野蛮行径。你知道再没有什么比登顶险峰、乘轻舟穿越大西洋、独自身处沙漠或丛林更让不列颠人高兴的了。不屈不挠是最合适的词汇。自我满足着，孤独的爱着。然而就是同样的一群人，在英格兰，看上去温和、内向，在外国人面前，他们挤作一团，表现出一幅惊慌的孩子般的样子。这是一种早已被忘却的无知，常常被总结为“你瞧，不列颠数百年来从未被入侵过”。
在英国人心里有一种细微的、极小的、柔和的、深沉的、本能的以及经久的对于危险的否认，或者甚至是不熟悉的：对于理解极端经验的不情愿。在某处——外国人也这样怀疑，而且为了比较的目的，在写作中我也这样怀疑——在不列颠人心灵深处的某处是一片爱德华时期的苗圃，四周用令人厌恶的荆棘围起，而深在其中的是一位睡美人，旁边用大头针别着一纸告示“别碰！”一次圣诞节，一位小朋友访客来玩——那时是７０年代——伦敦市面上出售着以下书籍：《小飞侠》、《小熊维尼》。当耐着性子看完《小熊维尼》，发现是妈妈而不是孩子们痛哭流涕，会让你思考一番。
影中漫步 第二章(31)
在那个身为委员会成员的不幸年头的记忆中有两个情景十分突出。一是讨论《窈窕淑女》，这部戏脱胎于萧伯纳的《皮格马力翁》。萧伯纳实际上为伊莱莎书写了未来。她接受了她那富有的、衰老的追求者，把她自己从贫寒的出身和折磨自己的希金斯手里拯救出来，然后掌握了自己的生活。但音乐剧的作者坚持认为她得接受希金斯。所以文学中就出现了另一个乐于给男人拿拖鞋和舔他的手的受虐狂式的女人。作家协会行动起来，就好像是萧伯纳财产的经纪人一样。我那时就对此感到震惊，现在依然震惊，我当时就不敢相信而现在更难相信当萧伯纳将他的意图如此清晰的表达出来时，这些意图却因为钱的关系而被归于无效。正是这样的事件告诉我，我在那些人当中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他们正在做的有什么不对。另一个糟糕的时刻是狄兰·托马斯前往纽约并且想在那里用协会的合同。他那时醉得厉害而且喜欢破坏，后来协会一致同意在纽约的人应该被警告。我被震惊了——那是一个艺术家的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的权利，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诗人和作家给予自己各种各样的许可证，并指望其他人在他们之后做清理工作。
另一个可以将我称为共产主义者的经历是我在皮特假期带他去霍斯汀斯，前往由多萝茜·舒瓦茨为共产主义者所开的旅馆。奥卡霍斯特提供演讲、课程、以及普通的舒适设施。我发觉那地方让人沮丧，那是一个我们和他们的氛围，一个充满信心抵制无知世界的氛围。对于一个习惯了太阳和宽广天空的人来说，霍斯汀斯并不那么讨人喜欢。我一直在会见现在你永远不会想到的那些本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那样的道德高峰。但是他们就在那里，听讲或讲课，而其中有一个做着像侍者一样的工作。我发现令人好奇的是阿莱斯特·克罗利过去就住在路尽头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低矮的小木屋。在20、30年代，浮夸的神秘文学在不列颠十分繁荣，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参加者都那么微不足道：例如叶芝，即使在50年代，克罗利仍然因为令人眩晕的难以捉摸的神秘著作而享有美誉，但是在他生命的终结也不过是个令人可怜的角色。他死于1947年，但是在霍斯汀斯的人们谈起他时还是说：他应该是个魔术师吧？但他为什么过得像个老乞丐？那个旅馆，多萝茜的地方，曾经因为罗伯特·瑟尔在那里为“衣衫褴褛的慈善家”设置背景而闻名。起居室有个漂亮的天花板，所有出现在那里的客人都认为那是出自瑟尔之手。
“衣衫褴褛的慈善家”，一部经典的反映工薪阶层生活的作品，已经再版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1914年，但仅仅是以删节版的形式出版，弗雷德·波尔已经对瑟尔的生活研究多年，他设法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原始手稿并以70镑购买下来。一些人怀疑手稿的真实性，但是它的确是真的。现在很难再出版足本了，因为删节版仍然在付印之中，而且不少出版人认为足本太像一份社会主义传单。最终，劳伦斯和威斯哈特出版社的茅瑞斯·康佛斯——一位持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商，被说服出版这本书，书的出版非常成功。乔纳森·克劳斯，一位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文学经纪人，在那时是画师和装饰作者。他曾是波尔的朋友，为他提供建议，并让他的关于瑟尔的传记出现在韦登菲尔德的面前，韦登菲尔德是一位主流出版商，而非社会主义出版商。
劳伦斯和威斯哈特不想出版这本传记，因为波尔发现瑟尔可能是富足的爱尔兰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儿子——不是工人阶级。也是在同一时间琼·利特尔伍德以一部有关建筑工人的“工人阶级”戏剧“你不可能永远在顶上”取得巨大成功。这部戏由亨利·查普曼编剧，他也是乔纳森的朋友，被媒体形容为霍斯汀斯的泥水匠。让共产党文化代表不快的是，亨利也是中产阶级出身5。
这一时期，当几乎所有的我见到的人都以工人阶级先驱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代表——不用救赎的和非政治的，典型的——是每周一次来我家清理阁楼的女人。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就像是带我长大的苏格兰农民的妻子，她是道戈尔太太，大约六十岁，消瘦，苍白，不怎么健康，从来烟不离手，但是如果命运带她越过重洋直到南罗德西亚会怎样呢？她会像任何一个我认识的底层人一样，只是一个她受剥削生活的意愿的帮凶。她被登记在一本雇佣她的劳务公司的册子上，公司收取我们最贵的费用，却只给她分一半。告诉她如果她为自己干就可以赚到现在两倍的钱是没有用的，她会叹口气说：他们对我已经很好了。她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丈夫，她经常要照顾他，她爱他。我的一个故事《他》中的片段就是受她的启发而写的。当不谈论她钟爱的丈夫和仁慈的雇主，她会沮丧的想着威灵顿广场，就在路的尽头，那个可怕的谋杀现场。
影中漫步 第二章(32)
她被派到那里工作但是
特里斯坦带我来到左岸的圣吉曼大道旁边的一幢建筑，这里刚开始对旅游者开放。门卫检查了我们，进去之后又被检查了一次，尽管我事先已经取得了临时通行证。我们进入一个很单调的大房间，只在尽头处为官员们摆放了一张小桌。大约有一百名共产党员在里面，他们看起来像军队招募的新兵，因为一个个都穿着起码一件军队的装备，大概是军队转让的吧！当然，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得出来，他们不论男女都视自己为军人。没有人笑，大概他们仍然沉浸在那些诸如游击队、占领和自由法兰西的幻想当中。看来他们希望战争明天就会爆发，但他们正在谈论的却是一次资金筹措的活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被要求离场。特里斯坦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有这么一个艰难时刻来进行合作不感到惊讶了。他们真的需要这样一种军事化的气氛吗？不管怎样，德国的占领已经结束了。他原谅了我，很绅士地对我说，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当我向作家团报告这次访问的时候，他们说每个人都必须预料到法国的这类事情。他们不得不戏剧性地表现每件事。
影中漫步 第二章(30)
我估计作家团举行这类会议不到十次，对文学的讨论和党的路线格格不入。而对于我，同志们告诉我，我对党的思想所做出的所有贡献就是，我提出了一些他们从未考虑过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没有人愿意去考虑浪费时间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不能看出这两者的区别。
现在，共产党作家团将我置于尴尬的境地。蒙太古·斯莱特和约翰·萨默斯菲尔德告诉我他们要去参加作家协会的年度大会3。他们说，这是一个独裁的、非民主的组织，由一个自以为不朽的寡头集团负责运作。没有成员曾经参加过年度大会，并且他们已经将我的名字写在了管理委员会的名单里。对此我非常愤怒，我告诉他们我讨厌会议的时候我可是动真格的，我不会去的。太晚了，他们说，语气很轻松，而且不论怎样，作为党员我必须做一些事情，我可以将其视为我的革命责任。我很明白，他们的语气中充满了对于我的“不协调”的讽刺。就这样我参加了那个会议，在那幢迷人的切尔西房子里，帮助处理协会的事务。他们当然知道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是被两位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推荐来的。他们将我视为侵略力量的滩头阵地，期待发现我的不忠诚和两面三刀。毕竟，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党的做法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曾身在其中或者很接近党。我不记得他们都是谁。一位年轻的女士声称自己是保守党人。她在那儿就是作为这个颠覆分子的平衡者，并且很少将她那讽刺而又富有见地的眼神从我身上移走。我多希望我能够记得她是谁啊！至于我， 我是沮丧而胆怯的。我对英国文学界的规范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怎么上心。我一直全神贯注于尝试写作的种种困难之中。我被一大堆问题包围着，诸如金钱，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的心理治疗师，我的爱人以及——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企图可以从党（共产党？）组织中悄悄的溜走。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在那个时间如果有一位公众人士要脱党，那么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媒体的狂热报道。你会经常碰到原共产党同志们的道歉：“我十分抱歉，那不是我说的。都是他们捏造的”。（当时如此，现在也一样。）
我在那个委员会待了一年4，讨厌那一年的每一分钟。习惯于我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有些时候我觉得这是横置在我摇篮上的诅咒——这是错误最大的一次。一个错误位置就是你周围的人认为你与他们有着相同的思维，或者你代表着相当与众不同的东西，而这一份与众不同是他们已经决定了的。又或当你发现了这一位置或那一系列被过分简化的规则或诫条，这就意味着在任何集会你的想法都是在补给一个当场的连续评论，将所说或所假设的放大。我经常这么做，甚至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我年轻的时候，这些针锋相对的评论显得令人烦躁和无节制，但当我越年长就越觉得不耐烦：“天哪！我原想它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不需要向任何一个原殖民地移民（包括这里、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以及所有其他无争议的原殖民领土）以及大部分的外国人解释。一生中你都习惯于看到英国人在艰难的地方工作，常常是孤身一人，对付各种掠夺和野蛮行径。你知道再没有什么比登顶险峰、乘轻舟穿越大西洋、独自身处沙漠或丛林更让不列颠人高兴的了。不屈不挠是最合适的词汇。自我满足着，孤独的爱着。然而就是同样的一群人，在英格兰，看上去温和、内向，在外国人面前，他们挤作一团，表现出一幅惊慌的孩子般的样子。这是一种早已被忘却的无知，常常被总结为“你瞧，不列颠数百年来从未被入侵过”。
在英国人心里有一种细微的、极小的、柔和的、深沉的、本能的以及经久的对于危险的否认，或者甚至是不熟悉的：对于理解极端经验的不情愿。在某处——外国人也这样怀疑，而且为了比较的目的，在写作中我也这样怀疑——在不列颠人心灵深处的某处是一片爱德华时期的苗圃，四周用令人厌恶的荆棘围起，而深在其中的是一位睡美人，旁边用大头针别着一纸告示“别碰！”一次圣诞节，一位小朋友访客来玩——那时是７０年代——伦敦市面上出售着以下书籍：《小飞侠》、《小熊维尼》。当耐着性子看完《小熊维尼》，发现是妈妈而不是孩子们痛哭流涕，会让你思考一番。
影中漫步 第二章(31)
在那个身为委员会成员的不幸年头的记忆中有两个情景十分突出。一是讨论《窈窕淑女》，这部戏脱胎于萧伯纳的《皮格马力翁》。萧伯纳实际上为伊莱莎书写了未来。她接受了她那富有的、衰老的追求者，把她自己从贫寒的出身和折磨自己的希金斯手里拯救出来，然后掌握了自己的生活。但音乐剧的作者坚持认为她得接受希金斯。所以文学中就出现了另一个乐于给男人拿拖鞋和舔他的手的受虐狂式的女人。作家协会行动起来，就好像是萧伯纳财产的经纪人一样。我那时就对此感到震惊，现在依然震惊，我当时就不敢相信而现在更难相信当萧伯纳将他的意图如此清晰的表达出来时，这些意图却因为钱的关系而被归于无效。正是这样的事件告诉我，我在那些人当中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他们正在做的有什么不对。另一个糟糕的时刻是狄兰·托马斯前往纽约并且想在那里用协会的合同。他那时醉得厉害而且喜欢破坏，后来协会一致同意在纽约的人应该被警告。我被震惊了——那是一个艺术家的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的权利，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诗人和作家给予自己各种各样的许可证，并指望其他人在他们之后做清理工作。
另一个可以将我称为共产主义者的经历是我在皮特假期带他去霍斯汀斯，前往由多萝茜·舒瓦茨为共产主义者所开的旅馆。奥卡霍斯特提供演讲、课程、以及普通的舒适设施。我发觉那地方让人沮丧，那是一个我们和他们的氛围，一个充满信心抵制无知世界的氛围。对于一个习惯了太阳和宽广天空的人来说，霍斯汀斯并不那么讨人喜欢。我一直在会见现在你永远不会想到的那些本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那样的道德高峰。但是他们就在那里，听讲或讲课，而其中有一个做着像侍者一样的工作。我发现令人好奇的是阿莱斯特·克罗利过去就住在路尽头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低矮的小木屋。在20、30年代，浮夸的神秘文学在不列颠十分繁荣，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参加者都那么微不足道：例如叶芝，即使在50年代，克罗利仍然因为令人眩晕的难以捉摸的神秘著作而享有美誉，但是在他生命的终结也不过是个令人可怜的角色。他死于1947年，但是在霍斯汀斯的人们谈起他时还是说：他应该是个魔术师吧？但他为什么过得像个老乞丐？那个旅馆，多萝茜的地方，曾经因为罗伯特·瑟尔在那里为“衣衫褴褛的慈善家”设置背景而闻名。起居室有个漂亮的天花板，所有出现在那里的客人都认为那是出自瑟尔之手。
“衣衫褴褛的慈善家”，一部经典的反映工薪阶层生活的作品，已经再版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1914年，但仅仅是以删节版的形式出版，弗雷德·波尔已经对瑟尔的生活研究多年，他设法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原始手稿并以70镑购买下来。一些人怀疑手稿的真实性，但是它的确是真的。现在很难再出版足本了，因为删节版仍然在付印之中，而且不少出版人认为足本太像一份社会主义传单。最终，劳伦斯和威斯哈特出版社的茅瑞斯·康佛斯——一位持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商，被说服出版这本书，书的出版非常成功。乔纳森·克劳斯，一位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文学经纪人，在那时是画师和装饰作者。他曾是波尔的朋友，为他提供建议，并让他的关于瑟尔的传记出现在韦登菲尔德的面前，韦登菲尔德是一位主流出版商，而非社会主义出版商。
劳伦斯和威斯哈特不想出版这本传记，因为波尔发现瑟尔可能是富足的爱尔兰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儿子——不是工人阶级。也是在同一时间琼·利特尔伍德以一部有关建筑工人的“工人阶级”戏剧“你不可能永远在顶上”取得巨大成功。这部戏由亨利·查普曼编剧，他也是乔纳森的朋友，被媒体形容为霍斯汀斯的泥水匠。让共产党文化代表不快的是，亨利也是中产阶级出身5。
这一时期，当几乎所有的我见到的人都以工人阶级先驱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代表——不用救赎的和非政治的，典型的——是每周一次来我家清理阁楼的女人。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就像是带我长大的苏格兰农民的妻子，她是道戈尔太太，大约六十岁，消瘦，苍白，不怎么健康，从来烟不离手，但是如果命运带她越过重洋直到南罗德西亚会怎样呢？她会像任何一个我认识的底层人一样，只是一个她受剥削生活的意愿的帮凶。她被登记在一本雇佣她的劳务公司的册子上，公司收取我们最贵的费用，却只给她分一半。告诉她如果她为自己干就可以赚到现在两倍的钱是没有用的，她会叹口气说：他们对我已经很好了。她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丈夫，她经常要照顾他，她爱他。我的一个故事《他》中的片段就是受她的启发而写的。当不谈论她钟爱的丈夫和仁慈的雇主，她会沮丧的想着威灵顿广场，就在路的尽头，那个可怕的谋杀现场。
影中漫步 第二章(32)
她被派到那里工作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