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自传：影中漫步 [14]
位友好的伙伴，而且他承诺看着那位醉酒的人被带去医院。“一个可能的故事。”我们同意。“没有挨枪很走运呢！”道格拉斯说，而阿诺德并没有反对。
我们很高兴我们要离开了，我们同时都感觉到了。
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在布拉格停留了两天，为了去卡罗维·瓦里电影节并去参观一个画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我记得的非常少，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累垮了，但是有一个事件：我们六个人在画廊里慢慢地走着，而我自己落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看一幅我喜爱的图画。一位服务员上来对我耳语道：“我爱你。我必须与你结婚。带我去英格兰。”他绝望地恳求着；他握着我的手臂说道：“求求你，求求你，告诉他们你爱我，把我带走。”然后翻译走了进来，来把我从人群中这个危险的迷途者手中带走，而那位瘦小的服务员——他已经老了，或者我想是这样的，瘦瘦的、悲伤的、一双黑色的眼睛带着苦恼——很快指着一幅画像跟我进行解释。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我；同时走出去的还有他逃脱他生活的机会，因某种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原因而不能忍受。当我后来跟杰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道——带着那种混合了痛苦、疼痛、愤怒——这是他的性格：“可怜的混蛋，可怜的小混蛋！”然后，“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但是不要期望你可以很快就撇掉他。”在一次党组织的行动中，杰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娶了一位女孩子，把她从纳粹的手中拯救出来，但是在那之后她很难与他离婚。最后，她同意见他，而他责备她道：“我为你做了一件好事，而你却带给我这么多麻烦。”她带着痛苦对他说：“但是在婚礼后，你甚至连带我去吃午饭都没有试过。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想一想，”杰克说道。“如果我有那样的远见：我会给她一枝玫瑰或者是一些鲜花来把我自己从这些麻烦中拯救出来，那该多好啊！”这是对一部苏维埃早期的非常著名的戏剧的引用。在婚礼上感情的流露是被禁止的，而一对年轻的恋人，如同那时所有的苏维埃夫妇一样，走过最低纲领主义的注册办公室的庆典，不管他们对苏维埃信条是否忠诚。他们感到悲伤、沮丧、被剥夺。某人给了他们鲜花：一个反叛的手势。每个人都感觉好一点了。
一到达伦敦，我们六个人又变成了一个团队。这是因为新闻发布会的缘故。要重塑冷战当中那种混乱和憎恨的气氛是真的不可能了。我们面对着一帮非常讨厌我们的记者，以至他们绝少摆出友好的姿态。他们要求我们说出“真相”。不可避免的反应是我们在我们可以坚守的地方坚守着立场；瑙米和道格拉斯也是。如果他们讨厌我们，我们也讨厌他们。这绝不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反思记者是他们自己最大的敌人。
一回到伦敦我就收到了党员证，约翰·萨默斯菲尔德还找到我，让我加入共产主义作家阵营。去苏联受到的情绪煽动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我的想法和情绪出现了混乱。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对苏联的支持只是孩童时代感觉的一种持续——战争，对痛苦的深刻感触和认同，对正义和邪恶的知识。我只知道这里深埋着什么东西，就好像恶梦一样缠绕着我，挥之不去。
我所想的——尽量客观地说——是其他东西。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我一个曾经是党员的朋友，当我和奥莎娜告别的时候，看到她是那么的寒酸，那么的卖力工作，可是几乎衣不覆体。我想把一个从埃及购买的手镯给她。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她脸色煞白。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吗？当然不是，她结结巴巴的拒绝了我的馈赠。这到底是为什么？我问我那个刚刚退党的朋友，他十分认真的对我说，她们那些人还处于我们刚刚脱离的时代，“不要这么幼稚了，如果有人看到她戴首饰，她会每天受到对她们作政治指示的克格勃的指控，会指控她从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接受贿赂。这可能会把她送进集中营改造。”
影中漫步 第二章(28)
但是为什么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作家都不停的讨论英国皇室？她们不停的讨论着：她们对我们的女王是多么的有兴趣，而不是她们的国家有多么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她们如何的仰慕我们。
作家阵营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几乎要分崩离析了。啊，为了那怀旧的情绪我使用了曾经流行的术语。但是这些矛盾有什么用呢？尽管我们总是挂在嘴边，而实际上我们却想努力的控制这不可阻挡的趋势。
他们是伟大的人民。首先是约翰·萨默斯菲尔德。他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并且有过名为《在西班牙做志愿者》的著作问世，描述了他在西班牙参与的各种行动。这个著作是献给他那个牺牲在西班牙的好朋友约翰·康福德的。他还出版过短篇小说《幸存者》。他是一个又高又瘦，嗜烟如命的人，他紧绷的嘴唇告诉我他生活在一个超现实时代，但是他的双眼告诉我他是认真的，这多么滑稽。他知道英国酒馆里的各种事情，也曾经就此有过著作。就是他带我到梭霍酒馆的，并且告诉我说他们伟大的时代过去了，战争是他们的全盛时期。他和画家莫里·莫斯结婚了。就像那个时候的所有人一样，他们没有钱，他们在伦敦西北的曼斯菲尔德路花200英镑购买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屋子里堆满了她的作品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以及那些几先令就可以买到的一些小古董，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东西已经不再流行了。这座小小的装满了珍宝的房子和其他上百座房子一样，在60年代为了城市规划的需要而遭受到了劫难，然后建起了伦敦最丑陋的公寓。一个寒冷的冬季，当时萨默斯菲尔德夫妇已经破产了，他们的猫抓到了一只鸽子，然后他们全家把它烤了吃，还分了一半给猫。
会议在我家举行，因为我有孩子，出门很困难，同时也是因为我告诉约翰·萨默斯菲尔德我对开会很反感，已经受够了。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到你家里来，那你就没法逃避了。约翰对我说当你加入了共产党，那就要遵守规矩，包括不能坐公车也不能夜里出门。为什么？让他们知道没法把那些所谓的罪名加在你的头上。“但是，你不能说你不去开会。”他们？这个政党，金大街。
所有的作家都对金大街有相同的态度，在精神上和大卫·洛的卡通中的那个愚蠢的工会头目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在“党”身上没有感到的忠诚转向了苏联，苏联当然不会像金大街那么愚蠢。
蒙太古·斯莱特是一个矮小，活泼，有生气，聪明的人，并且是一个多面手，他为本杰明·布里登的作品《皮特·格林姆斯》填写了歌词。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肯尼亚战争的书，披露了政府的诡计以及英国政府与乔莫·肯亚塔的肮脏交易，他因此而被报纸指责：“你期待共产主义者可以给你什么呢？”尽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很快一切就变得无关痛痒了，因为肯亚塔赢得了肯尼亚战争，并且马上成为了元老级人物，受到了所有人的顶礼膜拜，也包括肯尼亚地区的白人。
杰克·比琴是一个有妻室的诗人，他们有一个孩子。我和皮特去布里斯托拜会了他们。他们身无分文，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的阳台上。那是一个巨大的，漂亮的并且有点冰冷的房间。当整个屋子被少之又少——甚至有时候根本没有——的电温暖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太多有关那时天气寒冷的话题，我们五个人——杰克， 他的妻子，孩子，皮特和我——拥抱在一起取暖，就像是一个大屋子里的难民挤在衬衫或者毛毯下取暖一样，气流就像刺骨的寒风一样冰冷。目前杰克还在世，他在西班牙写诗歌和历史故事。
杰克·林德赛是澳大利亚人，或许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个党群中最纯真的一个了。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对很多学科都有所触及，并且写两类小说。一类是关于党的路线的说教的东西：工厂，工人，无产阶级；另一类是幻想的，就好像伊瑞斯·默多克，但是都没有什么好的；它们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写的。他也写传记。
影中漫步 第二章(29)
一些研究人员问我关于兰道尔·斯温格的事情，我曾经以为他不是作家阵营的成员，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成员之一。我已经不记得他了，也许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当我写这个传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兰道尔·斯温格曾经说过作家阵营只是一个接收迷失的天才的地方。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他和他的妻子用5法郎在埃塞克斯买了一个没有自来水、电、电话、取暖设备，也没有厕所的屋棚。在夏天，那里是个天堂，可是到了冬天呢？他们在那里居住了数年，为了脱离贫穷而挣扎着。
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就遇到了浓雾，伸手不见五指。瑙米在恩班克的米切森公寓里把从苏联回来的人重新组织了起来。我站在恩班克，无法移动，我迷失了自己。我再次被迷雾所吞噬。突然一个人撞到了我，是一个苏联政府官员，我想应该是索科夫，因为处在迷雾中，我进入了一种着迷的状态。也因为外国人仰慕狄更斯的雾，可是也许遇到了之后却会说，“该死的伦敦的雾……”“但是迷雾并没有停留太久，我们有空气洁净法令。”这不能不说让人很失望。你无法把潜意识里的符号像浓雾一样轻易的抹去。
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去一般的会议的。很久以后，当我不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被邀请去向一个共产党团体进行演讲，一个真实的基层团体。它就在南伦敦的一条破旧的街道上的一座房子里。他们聚集在一起，因为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俱乐部或是一个家、一个家庭。但是——而这正是令人伤心的——在那里，还有乡村里的汉普登，不出名的米尔顿，通常是自学的，并且在思考地球上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带着原创的并且有疑问的大脑，除了共产主义。
访问在巴黎召开的共产党会议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我告诉金大街我将去巴黎，看看法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被告知和特里斯坦·扎拉联系，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可爱的男子。金大街之前必须从特里斯坦·扎拉的上级——法共的高层领导人——那里得到许可。左岸当地的党支部负责接待我，但他们要求我在他们讨论政策的时候必须离场。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讨论的都是政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扎拉，而不是一名主张无政府的超现实主义者扎拉。我跟他开玩笑：法共的左岸支部希望怎么样？我应该帮他们吹嘘一下吗？他并不觉得这好笑。我告诉他，在英国如果谁考虑加入共产党的话，可能会去参加一个他们的会议，看他自己是否喜欢。但特里斯坦的沉默向我确认：英国的同志不要奢望更多。我坚持：“我的要求有什么错吗？”他反问道：“你们如何保障自己不被敌对分子渗透？”我说，如果他们想这么做而且把心思放在这上面的话，我们是无法阻止间谍和敌对分子进入的。他告诉我我错了，警戒是必需的，在
我们很高兴我们要离开了，我们同时都感觉到了。
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在布拉格停留了两天，为了去卡罗维·瓦里电影节并去参观一个画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我记得的非常少，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累垮了，但是有一个事件：我们六个人在画廊里慢慢地走着，而我自己落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看一幅我喜爱的图画。一位服务员上来对我耳语道：“我爱你。我必须与你结婚。带我去英格兰。”他绝望地恳求着；他握着我的手臂说道：“求求你，求求你，告诉他们你爱我，把我带走。”然后翻译走了进来，来把我从人群中这个危险的迷途者手中带走，而那位瘦小的服务员——他已经老了，或者我想是这样的，瘦瘦的、悲伤的、一双黑色的眼睛带着苦恼——很快指着一幅画像跟我进行解释。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我；同时走出去的还有他逃脱他生活的机会，因某种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原因而不能忍受。当我后来跟杰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道——带着那种混合了痛苦、疼痛、愤怒——这是他的性格：“可怜的混蛋，可怜的小混蛋！”然后，“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但是不要期望你可以很快就撇掉他。”在一次党组织的行动中，杰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娶了一位女孩子，把她从纳粹的手中拯救出来，但是在那之后她很难与他离婚。最后，她同意见他，而他责备她道：“我为你做了一件好事，而你却带给我这么多麻烦。”她带着痛苦对他说：“但是在婚礼后，你甚至连带我去吃午饭都没有试过。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想一想，”杰克说道。“如果我有那样的远见：我会给她一枝玫瑰或者是一些鲜花来把我自己从这些麻烦中拯救出来，那该多好啊！”这是对一部苏维埃早期的非常著名的戏剧的引用。在婚礼上感情的流露是被禁止的，而一对年轻的恋人，如同那时所有的苏维埃夫妇一样，走过最低纲领主义的注册办公室的庆典，不管他们对苏维埃信条是否忠诚。他们感到悲伤、沮丧、被剥夺。某人给了他们鲜花：一个反叛的手势。每个人都感觉好一点了。
一到达伦敦，我们六个人又变成了一个团队。这是因为新闻发布会的缘故。要重塑冷战当中那种混乱和憎恨的气氛是真的不可能了。我们面对着一帮非常讨厌我们的记者，以至他们绝少摆出友好的姿态。他们要求我们说出“真相”。不可避免的反应是我们在我们可以坚守的地方坚守着立场；瑙米和道格拉斯也是。如果他们讨厌我们，我们也讨厌他们。这绝不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反思记者是他们自己最大的敌人。
一回到伦敦我就收到了党员证，约翰·萨默斯菲尔德还找到我，让我加入共产主义作家阵营。去苏联受到的情绪煽动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我的想法和情绪出现了混乱。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对苏联的支持只是孩童时代感觉的一种持续——战争，对痛苦的深刻感触和认同，对正义和邪恶的知识。我只知道这里深埋着什么东西，就好像恶梦一样缠绕着我，挥之不去。
我所想的——尽量客观地说——是其他东西。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我一个曾经是党员的朋友，当我和奥莎娜告别的时候，看到她是那么的寒酸，那么的卖力工作，可是几乎衣不覆体。我想把一个从埃及购买的手镯给她。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她脸色煞白。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吗？当然不是，她结结巴巴的拒绝了我的馈赠。这到底是为什么？我问我那个刚刚退党的朋友，他十分认真的对我说，她们那些人还处于我们刚刚脱离的时代，“不要这么幼稚了，如果有人看到她戴首饰，她会每天受到对她们作政治指示的克格勃的指控，会指控她从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接受贿赂。这可能会把她送进集中营改造。”
影中漫步 第二章(28)
但是为什么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作家都不停的讨论英国皇室？她们不停的讨论着：她们对我们的女王是多么的有兴趣，而不是她们的国家有多么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她们如何的仰慕我们。
作家阵营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几乎要分崩离析了。啊，为了那怀旧的情绪我使用了曾经流行的术语。但是这些矛盾有什么用呢？尽管我们总是挂在嘴边，而实际上我们却想努力的控制这不可阻挡的趋势。
他们是伟大的人民。首先是约翰·萨默斯菲尔德。他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并且有过名为《在西班牙做志愿者》的著作问世，描述了他在西班牙参与的各种行动。这个著作是献给他那个牺牲在西班牙的好朋友约翰·康福德的。他还出版过短篇小说《幸存者》。他是一个又高又瘦，嗜烟如命的人，他紧绷的嘴唇告诉我他生活在一个超现实时代，但是他的双眼告诉我他是认真的，这多么滑稽。他知道英国酒馆里的各种事情，也曾经就此有过著作。就是他带我到梭霍酒馆的，并且告诉我说他们伟大的时代过去了，战争是他们的全盛时期。他和画家莫里·莫斯结婚了。就像那个时候的所有人一样，他们没有钱，他们在伦敦西北的曼斯菲尔德路花200英镑购买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屋子里堆满了她的作品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以及那些几先令就可以买到的一些小古董，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东西已经不再流行了。这座小小的装满了珍宝的房子和其他上百座房子一样，在60年代为了城市规划的需要而遭受到了劫难，然后建起了伦敦最丑陋的公寓。一个寒冷的冬季，当时萨默斯菲尔德夫妇已经破产了，他们的猫抓到了一只鸽子，然后他们全家把它烤了吃，还分了一半给猫。
会议在我家举行，因为我有孩子，出门很困难，同时也是因为我告诉约翰·萨默斯菲尔德我对开会很反感，已经受够了。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到你家里来，那你就没法逃避了。约翰对我说当你加入了共产党，那就要遵守规矩，包括不能坐公车也不能夜里出门。为什么？让他们知道没法把那些所谓的罪名加在你的头上。“但是，你不能说你不去开会。”他们？这个政党，金大街。
所有的作家都对金大街有相同的态度，在精神上和大卫·洛的卡通中的那个愚蠢的工会头目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在“党”身上没有感到的忠诚转向了苏联，苏联当然不会像金大街那么愚蠢。
蒙太古·斯莱特是一个矮小，活泼，有生气，聪明的人，并且是一个多面手，他为本杰明·布里登的作品《皮特·格林姆斯》填写了歌词。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肯尼亚战争的书，披露了政府的诡计以及英国政府与乔莫·肯亚塔的肮脏交易，他因此而被报纸指责：“你期待共产主义者可以给你什么呢？”尽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很快一切就变得无关痛痒了，因为肯亚塔赢得了肯尼亚战争，并且马上成为了元老级人物，受到了所有人的顶礼膜拜，也包括肯尼亚地区的白人。
杰克·比琴是一个有妻室的诗人，他们有一个孩子。我和皮特去布里斯托拜会了他们。他们身无分文，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的阳台上。那是一个巨大的，漂亮的并且有点冰冷的房间。当整个屋子被少之又少——甚至有时候根本没有——的电温暖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太多有关那时天气寒冷的话题，我们五个人——杰克， 他的妻子，孩子，皮特和我——拥抱在一起取暖，就像是一个大屋子里的难民挤在衬衫或者毛毯下取暖一样，气流就像刺骨的寒风一样冰冷。目前杰克还在世，他在西班牙写诗歌和历史故事。
杰克·林德赛是澳大利亚人，或许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个党群中最纯真的一个了。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对很多学科都有所触及，并且写两类小说。一类是关于党的路线的说教的东西：工厂，工人，无产阶级；另一类是幻想的，就好像伊瑞斯·默多克，但是都没有什么好的；它们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写的。他也写传记。
影中漫步 第二章(29)
一些研究人员问我关于兰道尔·斯温格的事情，我曾经以为他不是作家阵营的成员，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成员之一。我已经不记得他了，也许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当我写这个传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兰道尔·斯温格曾经说过作家阵营只是一个接收迷失的天才的地方。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他和他的妻子用5法郎在埃塞克斯买了一个没有自来水、电、电话、取暖设备，也没有厕所的屋棚。在夏天，那里是个天堂，可是到了冬天呢？他们在那里居住了数年，为了脱离贫穷而挣扎着。
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就遇到了浓雾，伸手不见五指。瑙米在恩班克的米切森公寓里把从苏联回来的人重新组织了起来。我站在恩班克，无法移动，我迷失了自己。我再次被迷雾所吞噬。突然一个人撞到了我，是一个苏联政府官员，我想应该是索科夫，因为处在迷雾中，我进入了一种着迷的状态。也因为外国人仰慕狄更斯的雾，可是也许遇到了之后却会说，“该死的伦敦的雾……”“但是迷雾并没有停留太久，我们有空气洁净法令。”这不能不说让人很失望。你无法把潜意识里的符号像浓雾一样轻易的抹去。
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去一般的会议的。很久以后，当我不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被邀请去向一个共产党团体进行演讲，一个真实的基层团体。它就在南伦敦的一条破旧的街道上的一座房子里。他们聚集在一起，因为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俱乐部或是一个家、一个家庭。但是——而这正是令人伤心的——在那里，还有乡村里的汉普登，不出名的米尔顿，通常是自学的，并且在思考地球上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带着原创的并且有疑问的大脑，除了共产主义。
访问在巴黎召开的共产党会议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我告诉金大街我将去巴黎，看看法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被告知和特里斯坦·扎拉联系，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可爱的男子。金大街之前必须从特里斯坦·扎拉的上级——法共的高层领导人——那里得到许可。左岸当地的党支部负责接待我，但他们要求我在他们讨论政策的时候必须离场。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讨论的都是政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扎拉，而不是一名主张无政府的超现实主义者扎拉。我跟他开玩笑：法共的左岸支部希望怎么样？我应该帮他们吹嘘一下吗？他并不觉得这好笑。我告诉他，在英国如果谁考虑加入共产党的话，可能会去参加一个他们的会议，看他自己是否喜欢。但特里斯坦的沉默向我确认：英国的同志不要奢望更多。我坚持：“我的要求有什么错吗？”他反问道：“你们如何保障自己不被敌对分子渗透？”我说，如果他们想这么做而且把心思放在这上面的话，我们是无法阻止间谍和敌对分子进入的。他告诉我我错了，警戒是必需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