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txt [27]
但是，从长远看，白莲教叛乱给了清王朝一个破坏性的打击。第一，它表明，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雇佣兵归根到底是个权宜之计，既花钱，又危险。约一万人在叛乱之后被并入了正规绿营，但事实证明他们动辄哗变，不可驾驭。因此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白莲教，使人们看出清朝军事力量已不可逆转地下降了。第二，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
白莲教的幽灵也没有被弄得绝迹于大地。它的分散的细胞组织使它拥有很大的死灰复燃的力量。1813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叫天理教的，在林清和李文成领导之下，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举行了一次短暂而猛烈的暴动。它的一个小分队还事实上渗进了北京的皇宫。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豫皖边境不断地卷起了白莲教起事，它们通常与地方股匪和私盐贩子配合行动。白莲教的种子在整个华北和华中遍地开花，其中有八卦教、义和拳、虎尾鞭，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地方教派。他们无休无止的叛乱和政府决不心慈手软的镇压，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
① 关于苗乱的起因，可看鄂辉等：《钦定平苗纪略》（1797年版），卷1第1—3、8—9页。这部官方文献史书中的上谕最足以说明问题。另见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34—51页。
② 傅鼐：《治苗》，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8第2—3页；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第4500—4502页；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1第7—11页；王云五：《四朝奏议》，卷1第2页，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59—69页。
① 关于红巾军叛乱，写得很好的一篇着作是小韦克曼的《1800—1856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9—47页。关于三合会影响的增长和性质，见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第159—165页。
① 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着。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着作。又可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① 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着。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着作。又可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① 见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一书。他在研究明清白莲教叛乱的基础上，发挥了这一带有普遍性的模式。特别可看第117—119、205—220页。
① 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2页。
① 矢野仁一：《论白莲教叛乱》，载羽田享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726页。
② 孟森：《清代史》，第288页。
① 孟森：《清代史》，第301—302页。
② 《十朝圣训》，卷13第18章第8页。
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官场的腐化风气弥漫一时，这是由作为清政府的特点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庇护制所培育和维护着的。有人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实行改革，改革问题也一再拿出来考察，使之在整个官僚界展开辩论。朝廷里表示热烈拥护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级官员中主张改革的有阮元、贺长龄和陶澍。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为代表的僵硬态度与在各省进行形形色色试验性改革的事业形成了对比，因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领导自己资助和鼓励的。
嘉庆帝在即位伊始就发布了要进行改革的诏旨。结果怎样呢？皇帝显然低估了和珅时期滋长起来的腐败情况的深度。其次，嘉庆帝始终是在乾隆朝传下来的老年顾问们的指导下进行统治的，这些人和他一样先入为主地看待和珅问题，即满足于首犯既经去职就可以安然无事。这些顾问中的最后一人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继位之前不到两年时间的1818年。
新皇帝1820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1755—1835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脑二职。没有人指责过曹振镛有贪污腐化情形。他被描写为一个俭朴的、严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点是突出地表现为无懈可击的完人：他是一位坚决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对官僚政治的影响但不甚可信的材料，记载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书言事的内容。据说曹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诫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轻轻带过。①
不管这个办法究竟是否提出过或实行过，但它清楚地表达了道光时代官僚政治的特征。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给皇帝上书言事时敷衍塞责和因袭时尚的奏疏数量过大，而这些弊端正是嘉庆帝曾经对之激烈地作过斗争的。曹振镛的学究气据说曾在会试的程式规格中占统治地位，结果是创造性让位于庸腐，有新义的文章被奚落。①
一位批评十八世纪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说，如果和珅时期发展起来的庇护制网络结构不完全摧毁，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员上台时还会借尸还魂。②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道光时代又兴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珅的官员，这就是满洲旗人、标准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象他前面的和珅，据说他也有意安插私人，使一大批亲信官僚支持他的个人利益；他在1835年取代曹振镛，当上了内阁兼军机处的头头。③
但是，官僚的腐败在和珅时期和在穆彰阿时期也有重要不同之点。道光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从十八世纪初期的六千万两下降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八百万两。④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皇权的式微隐约地表现在那些想实行变革的省级官员取得了主动权，但它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才公开暴露出来。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十八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不是十八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十九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象乾隆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期提供了推动力。
虽然十九世纪初年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术潮流在于反对十八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第一，折衷主义的儒家思想家批评汉学抛弃了宋代哲学，一味专注于东汉时代写出的注疏。第二，另外一些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坚持，十八世纪学者所主张的“实用之学”或“实学”不仅无用，而且也没有责任感，因为它转移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真正致力于为社会和政府服务。虽然后来的学者们在谈到康熙、乾隆时代的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时，曾经把十八世纪学术的缺点归罪于满人的压迫，但十九世纪初年的这些批评考据的学者却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们的研究和着作都是要为加强和复兴清帝国寻找道路。这些批评家及其对经世致用之道的关心代表了学术界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占支配地位的“考证”正统学术也已经因有组织的反对思潮的兴起而有所冲淡。桐城文学派和常州今文学派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考证中那种狭隘的文字训诂和词源学的兴趣的不满。清初学者因反对明末学术风气而曾经强烈谴责过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论述，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反映在他们着重抓经典和文学着作中的“大义”或“义法”这一点上。同样地，替明代学风抹黑的倾向有了缓和，这表现在又恢复了研究宋代哲学家的“理学”的兴趣。在十八世纪末年的诸位大师如阮元、庄存与和姚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学上的折衷主义。①
伴随着这些学术界变化的还有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后者既改变了学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改变了学者对于行政问题的想法。不仅学者们发现更难于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政府职务也不象从前那么吸引人了。和珅时期腐化的后果在地方上能最明显地感觉到，因为州、县长官在这里承担了收税和维持秩序的最后责任。因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杂的诉讼问题、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这就使得许多学者不愿负起这一切义务来换取官职上的特权。相反地，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各省高级官员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担任助手（“幕友”）。
“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②组成它的“幕友”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 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