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txt [106]
1692年康熙帝曾经正式敕准可以传教；但是继位者雍正皇帝在1724年收回了这道敕令，因为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接着，中国基督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在后来一百二十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别了。
禁止天主教并没有使传教活动令人心痛地陷于停顿。许多外国牧师继续在内地进行活动，迟至十九世纪初还有几所培养本地牧师的学校。然而，前途决不是有希望的。基督教团体愈是遭到象秘密会社那样的待遇，愈是被迫象秘密会社一样活动。内地的牧师们必须秘密地进行工作，住在穷乡僻壤，旅途中必须乔装改扮，还经常有被官府捉拿的危险，进而被驱逐出境，更不幸时就要被关押，甚至被处死。在乾隆在位的长久时期，不时发生全国性的迫害，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784至1785年。①迫害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变本加厉起来，因为王朝权威的削弱为秘密会社所造成的混乱的加剧铺平了道路。
欧洲各种事态的发展，使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天主教的在华地位进一步受到损害。1773年教皇下令解散支持基督教传教活动最有影响的机构之一耶稣会，该会从利玛窦时代以来已有 四百五十多名耶稣会士在华工作过。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赞助最力的国家力量的衰落，也殃及传教事业。还有两个因素也对减少支持传教活动起了一定影响，那就是启蒙运动的反教权主义和继法国革命之后发生的二十多年精疲力尽的战争。
欧洲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教会在全世界的影响下降。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据估计，1705年中国至多有三十万天主教徒。一百年以后，即1800年，总数可能约在二十和二十五万人之间；直到1835年或1840年，总数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这种绝对总数略微减少的情形也不能说明全部情况。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几乎增加了一倍。如果果真如此，这便意味着到1800年基督教徒与总人口的比率减少了一半，而且由于人口继续增加，到1840年时基督教徒在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就少得更多了。其次，在缺乏本国或国外的坚强领导下，传教士们所施洗的基督教徒的献身精神很可能已经退化。最后，由于传教士接近皇上、官吏和有教养阶级的机会大大受到限制，他们对这些上层居民的影响便相应地减少了。赖德烈在总述鸦片战争前夕罗马天主教声势下落的低潮时说：“如果1835年以后传教士进入中国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那末，教会可能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复存在，不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了。”①
当然没有发生这种情形。事实上，欧洲重建和平以后，对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兴趣又活跃起来。传教事业复兴的标志是一些旧的天主教宗派恢复了活动，而且新的教派也创办起来，其中最着名的是为了促进天主教支持传教活动而于1822年在法国建立的教廷传信部。传教活动的兴趣一步步地抬头，到1840年，欧洲再也没有妨碍天主教在华大力开展活动的重大障碍了。
新教
天主教恢复传教兴趣的情况与十八世纪末以来新教徒中出现的传教热潮丝毫不能相比。在此以前，新教教徒对于到国外传教大都漠不关心。但是英国的福音布道会和美国的大觉传道会给新教的所有派别注入了新的生气，无数人士在因改宗而经历了强烈的感情危机以后，都准备为耶稣基督献身。
福音派新教运动产生了许多新的新教团体，从象循道宗那样的派别到救世军、主日学校，最后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它也直接促进了一些非常重要和有影响的新教传教会的创办。1792年英国的浸礼会首先成立，不久，接着出现了这样一些团体，如伦敦（布道）会（1795年），中华圣公会（1799年），英国圣经公会（1804年）和美国海外布道会（1810年）。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
新教在华的事业始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1782—1834年）之来华。（不算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新教徒在台湾传教的失败在内。）由于新教活动被限制在广州和葡属澳门两地，又没有从前在中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后来几十年福音的传布受到了严格限制。到1840年，传教士增加到二十人以上，代表六个不同的差会。不过已接受洗礼的华人不到一百人（马礼逊直到1814年才给他的第一个中国信徒行洗礼），其中大多数或者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者是教会的雇员。
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书籍。在米怜的帮助下，1819年马礼逊完成了新旧约的翻译，后来又编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教 士们的印刷所还源源不断地出版宗教文章和小册子，其中最着名的是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1819年），此书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仍被认为是有用的书籍。有几名最早的传教士（其中有伦敦会的麦华陀和美国海外布道会的卫三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印刷工，这一事实说明各该国国内差会高度重视基督教书籍的工作。
从长远看，同属必需的另一种形式的着作是编写供外国人使用的关于中国生活和状况以及该地传教进展情况的资料。这类出版物中主要的是《中国丛报》，这是首批赴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裨治文（1801—1861年）1832年在广州创办的月刊。1833年卫三畏（1812—1884年）与裨治文一起工作，在他们的共同编辑下，这个期刊直到1851年底为止成了发表西方人士论中国的严谨学术着作的主要园地。
医学和教育是这个早期阶段新教活动的另外两个重要领域。第一个赴华的医生传教士伯驾（1804—1888年）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了一所医院，在他的主持下，二十年间医治了五万多名病人（最有名的是林则徐，1839年给他配了一条疝气带）。伯驾也是为了“解除人们的苦难和宣扬基督教义”而于1838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国博济医局的发起人之一。①
鸦片战争以前在教育方面最有名的尝试是1818年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它曾设在马六甲多年，那里有大量华侨，而且也比广州或澳门安全。基督教课程是每天的必修课。但是，英华书院的大宗旨（其成就平平）是双重的：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主要是英国）学者介绍中国文化。马礼逊的愿望在他身后体现在马礼逊教育协会中，它是在华外侨为了纪念他而成立的，旨在促进英文教学，从而使中国人能取得“西方的各种知识。”①
新教在华早期活动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是行将发生的情形的缩影和预习。但是，在一个方面它却不是这样。这不同的方面就是，它毕竟是中西接触的开创阶段，最早的传教士是开路先锋。象大多数创业情况一样，人员和其他资源都严重不足，所以要求这些人比在后来的发展情况下担任更复杂得多的任务。除此以外，传教士要完成吸收信徒的这一主要任务仍然存在着种种障碍，所以早期多得不成比例的传教士得担任世俗职务，这样又使传教士的身分模糊不清，如果说没有完全丧失这种身分的话。
因此，我们看到马礼逊从1809至1815年担任过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翻译，1816年又随同阿美士德勋爵出使北京时担任通译。李太郭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作为博物学家赴华，以后的十年又作为英国圣经公会的代表回国，1842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普鲁士传教士郭施拉（1803—1851年）在鸦片战争期间最初担任英国通译，随后又担任舟山“地方行政长官”；后来他接替马礼逊的儿子担任香港英国当局的中文秘书。裨治文和伯驾在1844年曾担任过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秘书；伯驾后来也完全放弃了传教士的身份，而到外交界任美国的代办。他是一部综述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着作《中国总论》一书的作者，最后在耶鲁大学主持美国第一个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而终其余年。
这种不拘一格的工作状况并没有一直继续下去。只要中国还在有力地抗拒西方的渗透，所有外国人的最高目标便只有一个。但是一旦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西交往都按照条约进行时，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的不同兴趣便油然而兴。开创阶段结束了。从此以后，传教士就只当传教士了。
条约与传教活动
第一个条约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议定的条约没有涉及基督教传教的专门条款。但是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自然从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获益。英国获得香港和开放五个口岸（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给外国人居住，这便增加了进入清帝国的另外一些地点。还明确地允许外国人在开放的口岸建立教堂。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传教士之在内地工作尽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没有多大危险了。因为条约中有一款说明，如果外国人被发现已离开通商口岸，他们只须被带到最近的领事那里去就行。虽然不是每一个条约都十分明确地包含这些新的特权，但最惠国条款使得给予某个国家的任何特权也自动地适用于他国。
法国对天主教士和中国教徒的危险处境表示关切，企图在它的条约里写入信教自由条款。它的这一企图失败了。但是法国的谈判者强使中国政府颁布了两个稍微放松现行禁令的敕令。第一个发布于1844年12月，宣布不迫害忠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第二个发布于1846年2月，它向各省当局阐明了宽容信教的新政策，并又作出了让步，即康熙时代以来一些旧的教堂如果仍然继续存在而又没有挪作他用，应归还给基督教所有。
新的条约和敕令促使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剩下的几年和五十年代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活动大为开展。涌入中国的天主教牧师显着增加，仅仅耶稣会在1843和1857年之间就新派了五十八名传教士赴华。其他教团也恢复了活力。虽然首先考虑的是把以前建立的和听其自生自灭的天主教团体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又开辟了一些新地区和开创了一些先例（最明显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天主教修女先遣团的来华）。各种迫害继续妨碍天主教工作，特别是仇视外国人的咸丰帝即位（1850年）以后，官方制造的麻烦多得很。教会的合法地位尽管仍然软弱，但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它已经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