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txt [104]
曾国藩的奏折在北京搁置了两个月之久。1870年12月，当时作了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怂恿他准备一个详细方案，重新上奏。李鸿章对曾国藩说：“断不可望事由中发”。③容闳拟议派送一百二十名十二至二十虚岁的青年，每人到美国游学十五年。李鸿章感到如期“深造”，自非十五年不可；并且说所拟为期二十年的总数为一百二十万两的经费预算尚不算多，可由上海海关岁入中的六成部分提拨。李鸿章还补充说，“将来果学有成效，积有经费，再义充拓，方有步骤”。起初，李鸿章希望学生在出国之前能取得“监生”功名，后来当允诺在学生结业之后授以官衔时，他也就满意了。1871年6月，李鸿章在他和曾国藩联名签署的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里阐明了这些想法，三个月之后，他和曾国藩又就这件事联衔上奏清帝。当清帝咨询此事的时候，总理衙门议请把原拟的候选学生年龄由十二至二十虚岁改为十二至十六虚岁，理由是这样会减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学生仍须逗留海外的可能！总理衙门还奏请在赴美留学使团驻处恭设孔夫子的神位。在这些奏折的基础之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派遣留学生这一措施得到了批准。①
与此同时，曾国藩授权在上海设局招生。由原籍是广东香山县的上海买办商人徐润负责劝说许多广东人送子应选。1872年第一批应招入选的三十名青年中，二十四名是广东人（仅香山一县便有十三人），只有三名来自江苏，而安徽、山东和福建是每省一名。②容闳比大队先期一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在哈特福德市设立了清朝留学使团的办事处。他们决定，留学生应分别派到该州十二个镇市的居民家里（付给酬金），并且就在这些镇子里入学。陈兰彬带了三十名学生及两名中国教习不久也到达；这两位中国教习将在哈特福德办事处定期地、并且利用假期教授中文课程。随后三年中又有三批青年抵达美国，每批三十名；这样，到1875年总数共达一百二十人。
留学章程把中文课程安排到了最低分量：《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还要求青年们去听讲解历代满族皇帝圣谕的课，并且要定期地朝着假想的北京方向行礼。中国旅行家李圭在1876年9月访问了哈特福德市。他在报告中说道，一百一十三名学生（因死亡、生病和撤回而缺七名）分成小组，每组十二个人，每三个月里有两个星期在哈特福德度过，在中国教习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背诵、习字和作文。①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渐渐地美国化了，把辫子塞在大帽子底下，兴致勃勃地打垒球。他们甚至在女监护教师（其中一位于1875年和容闳结婚）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礼拜。
陈兰彬显然是一个营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不过，他在这一阶段还能较好地和容闳合作。1873年下半年，陈兰彬到古巴去调查苦力贸易，然后返回北京得到擢升；1876年，他作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再次来到美国，以容闳为副使。在陈兰彬的举荐之下，另一位翰林区谔良被任命为哈特福德办事局监督。（区谔良似乎也是一个仕途坎坷的翰林，因为他仅仅是一名工部候补主事；驻美国的职务有希望使他更快地升迁）②区谔良带来一名新教习；由于刚刚来自北京这个排外党人正在兴起的地方，区谔良很快就对容闳允许学生西洋化提出了批评。不过，到1877年为止，他的苛责还不是那么严厉，当时他更感兴趣的是增加赴美留学生的年度拨款，为此他和容闳联名吁请李鸿章。至于李鸿章，他写信给这两位监督，要他们鼓励学生特别注意选修采矿和冶金专业，因为这两项被他认为是中国的急需。1877年后半年李鸿章向朝廷报告说，有些青年在一、二年内即可上大学学习，因此在李鸿章的奏请之下，清帝批准了以后九年总数为289，800两银子的补充拨款。①
由于不幸受到中美关系中一些事件的牵连，赴美留学使团于1881年被撤销（参看下一卷）。
与此同时，沈葆桢输送船政学堂毕业生去欧洲的计划也实现了。丁日昌丁忧期满之后，1875年成为福州船政局总办。他趁日意格返回欧洲之际，安排了五名最优秀的毕业生（其中两名学生后来作了李鸿章舰队的管带）随同赴欧。②1877年1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把船政学堂三十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三年，以从海关关税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二十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两个月之内就有三十余人启程，由李凤苞任赴欧学生监督；李凤苞是一位“候补道台”，在江南制造局受过训，并且受过日意格的训练。③
和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的规划在性质上更加实际；这次李鸿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中国舰长，以便驾驶从欧洲定购的近代兵舰。尽管如此，李鸿章和沈葆桢还是对清帝说，他们要鼓励一些学生学习化学、采矿等专业。④包括严复在内的六名福州学员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在志愿成为造船工程师的 学员中，有四名在法国瑟堡造船学校学习，有五名在土伦海军船厂学习。但是还有五名福州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结业：这至少是从仅仅对海军的关注扩展到了更基本的问题上。罗丰禄和严复一样，是船政学堂“英文班”初期才学出众的毕业生，他放弃航海学，改在伦敦英王学院攻读政治和化学。在此期间，从1877至1880年，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1844—1900年）在巴黎学习法律和政治。①
在1882、1886和1897年，又有福州培训的学生相继赴欧，进行为期三年或者六年的学习。显然，这些学生年龄比较成熟，出国期限也比较短暂，因而与在康涅狄格州留学使团学生的经历相比，就更不容易西洋化了。
所有以上这些开端都有助于提供文化借鉴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经过训练的人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他们使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前进了一点，就此而论，他们推进了中国的自强事业。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自强新政作为中国对付外国问题的一项政策，比起六十年代时期来，已经变得大为多样化和复杂化了。中国国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采用了西方技术，它开始使努力的中心从防务转移到工业化方面。这就要求在历史学家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点有一个相应的转移，因为中国国内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涉及的问题，其范围比自强新政的倡导者最初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所预想的要更为广泛（参看下一卷）。
（朱玲玲、谢保成、谢绵绵 译）
① 有关1850年以前这种“不太正规而依旧是官差”的先例的讨论，见梅茨格为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一书所作的书评，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9（1969年），第315—319页。
①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24—28页；陈其田：《曾国藩：中国汽船业的创始者》，第20—25、40—42页。
② 李恩涵：《清末金陵机器局的创建与扩张》，载《大陆杂志》卷3第12期（1966年12月），第368—370页。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23—132页。
① 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61—167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107页。肯尼迪把1865年苏州洋炮局迁移南京，以及1868年1月清帝从海关税款中拨款给天津机器局，都归因于对捻军作战的军事需要。参看他的《1860—1868年中国现代军火工业的创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卷4第2册（1974年12月），第807—818页。
①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2章。《北华捷报》，1867年8月16日。
②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2页。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 49—51、82—84、124—125、169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89页。
② 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208—210页。
① 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210（特别是注21）、219、224页。
②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74页。
③ 同上，第148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2—85页。
①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1969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第118—132、 140—144页。关于1874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财政及其他困难的详细叙述，也详见张玉法：《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期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1971年6月），第177—225页。
①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261页。
② 同上，第112、145—151页。关于沈葆桢最初接任时为难之处的生动报告，参看他1867年7月18日的奏折，载于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1—4页。
① 参看例如1867年8月16日的《北华捷报》。
②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96—102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3。《广方言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