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85]
但是，福田将军决心要通过惩罚中国人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他要求增援，田中首相和内阁在5月4日决定从朝鲜和满洲再调派部队。5月7日，日本的将领因援军已到济南，准备采取激烈行动。②当天下午，福田将军把一份限期12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中国的代理外交特派员。它要求惩办负有责任的高级中国军官；在日军面前解除负有责任的中国士兵的武装；撤去济南附近的两个军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所有中国军队撤到胶济线两侧20里（约7英里）以外。这样侮辱人的要求是任何中国将领所不能同意的。当晚，已离开济南的蒋介石及其随从参谋讨论了这个新问题；次日上午，蒋将军送去了只满足其中几项要求的调和性的答复。福田将军坚持，由于他的最后通牒没有在12小时内被接受，他被迫采取行动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5月8日下午，日本人在城市及周围地区发起进攻。到11日，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留城的中国部队已被制服。城市遭到很大破坏，数千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再没有什么更能煽起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火焰了。①
济南事件使中国国民党人与日本和解的企图成为泡影，但是政府尽一切可能防止与其强大邻邦发生进一步的麻烦。国民党政府要求国联进行调查，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它，但这些要求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以后也屡次出现这种情况。日本战地将领这一蛮横行动是一系列这类行动的第一次，这些行动导致三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强占满洲，然后导致中日日益扩大的冲突，最后导致1945年日本的最后失败。
谁将占有北京？
1928年春季，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主要关心的是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这可以通过与张作霖或国民党人的合作做到。在试图对战斗双方作出不偏不倚姿态的同时，日本决心阻止把冲突扩大到满洲境内。早在1月份田中首相已向蒋介石的驻东京特使张群提出警告，日本不容许国民党部队在长城以外追击奉军，但作为回报，日本将保证张作霖迅速退到奉天，如果他被打败的话。到4月份，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维持满洲的和平，如果可能便在交战双方之间安排停火，如果必要便使用武力。
为了避免卷入与日本的争吵，蒋介石已经撤回大部分进入济南的部队，并把他们往西调动，准备渡过黄河后再在北岸集结。在5月份的第2个星期，甚至当日本军队正在济南及其周围打垮中国部队时，国民党的三个集团军开始了总攻，而安国军则朝北京和天津撤退。阎锡山的部队向石家庄推进，他们于5月10日在那里与追击京汉铁路上的奉军的冯玉祥的一批士兵会师。阎锡山的其他部队正在收复山西北部，并沿京绥铁路向北京的后门移动。安国军试图在西面的保定与东面位于山东省北端的德州之间，建立一条较短的战线，这样可以用直隶军来加强鲁军，而这支褚玉璞带领的直隶军已经得到一部分奉军的补充。但是东端顶不住冯玉祥的进攻；德州在5月12日失守，它的防守部队朝天津溃退。5月18日，蒋介石将军和冯玉祥将军在郑州会面，计划向天津推进，如果拿下和守住天津，将切断奉军撤回自己根据地时所需要的铁路线。
此时，奉军准备撤离华北的形势趋于明显。军官们将其家眷及贵重物品运送回家。京绥铁路上的奉军部队开始撤向张家口，然后再撤至更远的地方。在从张家口后撤时，桂系参加了战役。担任战地司令的白崇禧将军率军进入河南，军事委员会指定那个地区由李宗仁任司令的第4集团军负责。5月20日，白将军在郑州会见总司令，接受他的指示。部队是原来唐生智的湘军的一些士兵。①
天津和北京可能在战争中被占领，日本和西方列强担心它们在有五个单独租界的天津的国民的安全，还担心北京的使馆区。南京的经验和最近的济南纠纷，使他们提防不论是胜利的还是战败的不安分的中国军队。根据辛丑和约，多年来列强已在天津保持几支分队，这些守军最近又已加强，随时可以调动几千名外国士兵。5月11日，指挥天津日军的将领提出，按照中国与几个强国签订的1902年的条约，应把中国军队逐出城周围20里的区域。美国不是缔约国，在天津也没有租界。它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斯梅特利·巴特勒制订自己的保护美国人的计划，而其他列强则制订联合防御的计划。
在东京，外务省正在准备将分送给中国交战双方的警告的文本，它提出日本阻止内战扩大到满洲的决心。5月17日，田中首相会见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向他们解释将在次日分送南京和北京两个政府的备忘录的目的。以下是他的部分谈话：
我们制订的政策是制止在北京发生战斗，这是为了不让动乱扩大到满洲境内。如果张作霖平静地撤出北京，维持其士兵的军纪，并且他不被南方人追击，我们将容许他进入满洲；但是如果他在北京战斗，并向山海关撤退，或者撤至我们确定的某个地点，与南方人边走边打，我们将阻止他和南方军队通过，进入满洲。我相信这个计划将起鼓励张作霖不经战斗而平静地离开北京的作用。我还认为，如果张作霖现在撤离北京，南方人不会骚扰他。因此，我期待北京被放弃，平静地转入南方人手中。①
田中男爵指示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去敦促张作霖，要他不失时机地撤至满洲；上海总领事矢田接到指令，要他通知国民党人，张作霖一旦退回他的根据地，日本将不准他干预长城以内的事务。田中男爵及其政府就是这样计划分割中国和保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势力范围。陆军省向满洲、朝鲜和台湾的指挥官发出了电报指示和日本政策的说明。张作霖等如果秩序井然地返回满洲，他不会接到退出公共生活的建议，奉军也不是非被解除武装不可，但是日军将不准南方部队到长城以外。关东军将为执行这个计划作好准备。
芳泽公使在5月17/18日晚访问张大帅，交给张一份日本人的备忘录。他告诉张，北军快要战败，如果张能接受迅速返回满洲的建议，日本政府能够拯救他和他的军队。但是张作霖拒绝了。根据芳泽的看法，张指望不放弃北京而得到日本的援助。①
第二天晚上，张大帅派一名副官把芳泽深夜讨论的内容告诉英国公使蓝普森，并征求蓝普森的意见。他问蓝普森，是否该把北京和外国人留给无政府主义的部队？蓝普森先生在前一天无疑知道了田中首相向外国外交官员所作的解释，便建议：张作霖及其幕僚应谨慎地考虑。他提出意见，日本没有侵略的预谋，而是要保护在满洲的利益。张作霖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②
日本代表向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转达了反对破坏满洲安宁的类似警告，很可能还鼓励各方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美国政府将不参加日本的外交活动。5月8日，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电马克谟公使并指示说：“美国将不与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联合行动，阻止中国人把敌对行动扩大到满洲，或干涉中国军队有节制的军事行动，美国仅仅是保护其本国公民。”③
这时事态发展得非常迅速。奉军难以守住其保定的阵地，而那个重要据点以东的防线很不巩固。国民党在北京有尝试谈判倒戈的代理人。张作霖及其将领们不得不考虑过长地死守掩护京津的直隶东北部的风险，因为担心会被困在那里。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北京政权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在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作成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①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6月1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3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党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张作霖在6月1日召见外交使团，发表了事实上是一篇告别辞的讲话。他已作出安排，把城市交给以王士珍为首的元老政治家组成的治安维持会来管理，王士珍曾是袁世凯的亲密同僚，一度担任过总理。城内的治安由北京有效率的警察和鲍毓麟将军带领的奉军的一个旅负责，他将留在后面直到把城移交给阎锡山，然后可以不受骚扰地回到奉天。次日，张大帅向中国人民发出告别电，对他未能胜利地结束反赤的战役表示遗憾，并宣布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他要返回满洲。他由其大部分内阁成员和高级将领陪同，在6月2/3日夜乘上专列隆重地离京，但他的火车在6月4日晨驶近沈阳时被炸弹炸毁。大帅负伤，在两小时内死去。他被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军官所暗害，这些人反对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划了这次行动。①
大帅的长子张学良和总参谋长杨宇霆与孙传芳一起，在6月4日前往天津，那里必须坚守到大批奉军已撤往山海关时为止。治安维持会已派使者前往保定欢迎阎锡山来北京。6月8日，第3集团军的一名指挥官商震将军率领他的山西士兵进入首都。6月11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12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复韩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②
开始全国建设
7月6日，四个集团军的指挥将领在庄严的仪式中，聚集在北京城外西山一座庙宇中已故领袖孙逸仙的灵柩前。他们报告，随着攻占北京和北京政府垮台，期待已久的北伐已经完成。几天以后，指挥将领及其参谋人员召开非正式的军事会议，讨论遣散部队问题。何应钦已经报告过，国民革命军这时约有300个师，分属84个军。部队人数多达220万。（显然这个数字是把所有有组织的部队都算作国民革命军。）如果付满饷，维持这支大军的正常支出每月至少6000万元。总司令部希望把总数减到80个师，120万名士兵，这样只花费全国收入的60％。蒋介石向他的军事同僚提出了一份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它建议成立编遣委员会以专门制订遣散计划，固定部队的人数和支出，并把全国分成一定数量的军区。他提议分成12个军区，每个军区有40000至50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