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71]
① 杨虎和陈群在辛亥革命时和以后，与蒋介石一样参加了陈其美的组织。他们是相当神秘的人物，被蒋介石任命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重要职务。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见汪一驹：《杜月笙（1888—1951年）：初步的政治传记》。载《亚洲研究杂志》，26.3（1967年5月），第433—455页。关于“共进会”，见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93—394页，书中引了4月3日和7日警方的日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2—493页，根据总工会4月15日的一份报告，报告说4月12日的前几天，工会屡次收到关于亡命徒将攻打工会和纠察队的报告。
② 《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51、55、5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46页，根据4月8日的警方的日报。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4月9日，它暗示两个师已经到达。里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第276页引了已从中国归国的奇塔罗夫的报告，说薛岳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议，他不服从蒋调动他的师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与工人一起战斗。一些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他的提议，因为他们不愿与蒋介石发生一次“过早的冲突”。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声称，蒋命令渡江要在4月6日完成，当时在武汉的程将军，打电报给他的指挥官不要前往，但电报被蒋的指挥部发现，因此“程的阴谋不能得逞”。5月5日，程潜给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封抱怨的信，详细叙述了这些事件和他的军队被破坏的情况。国民党档案馆1—5/804。
① 张曙时：《江苏省党部代表报告》，国民党档案馆，江苏案卷，2/99，日期约4月27日。引用于蒋永敬：《鲍罗廷》，第133—135页。按照白崇禧的说法，薛岳的师和严重的第21师中的中下级共产党员军官或是被撤职，或是被捕。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忆》，广西省国民党重建委员会宣传部，1932年，第10页。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
① 这一段是综合张曙时的第一手报道和李云汉的根据档案材料的报道写成。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处死。《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6—647页强调这个事件的另一面。
② 同上书，第670—671页；《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0页。美国国务院893.00/8642，马克谟，北京，4月11日。
③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1页；诺思和尤廷的《罗易之使华》（第54页）引了《真理报》（159〔1927年7月16日〕，第2—3页）的一篇文章；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87页。
① 《北华捷报》，4月9日，第8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70—571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页，决议8—12和18。
① 关于汪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年7月），第97页；台北的《华报》，1961年10月4、5日的一篇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确被杜月笙的手下所杀，但暗示也与杨虎和陈群有关。在1962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中，他声称：“我抓了汪寿华……和主要的共产党代表侯绍裘及其他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年4月21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局势》，声称汪于4月11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处死。关于准备工作的白崇禧的回忆报道，见白崇禧：《十六年》，第11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4—500页，有关于共产党一方的早期报告；《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2—104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号文件，有局外人的报道。次要的报道，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75—17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69—370页；吴天威：《蒋介石的4月12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146—159、155—157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安德烈·马尔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的。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8—629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16—518页；总工会的报告，载530—533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4月15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信及印鉴，现存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4月27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1—162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27号，英国总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年4月21日，信中包括15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洗的文件的英文译文。又英国外交部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893.00B/286、290、292和296，美国总领事电报，广州，4月15、16、22和25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34—539页，登载一篇发表于1931年的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655—659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4—165页；两者都部分地根据5月15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是共产党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73—677页。刘立凯、王真：《1919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7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68—56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29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601—602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6页。
② 美国国务院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月17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共产党人肆意杀戮”。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632页；17日会议的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4211—4216页。
① 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2826—2827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3091—309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35—637页。
② 《中华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华年鉴，1928年》，第1367—1370页。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这时面临重重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大军事力量；东面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像要支持蒋介石；西面是显然与蒋联合的四川将领。在武汉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那里率领重振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而下，进入河南；他的军队正以俄国武器重新装备，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他的部队中工作。帝国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和中国对苏联机构的突然搜查，引起了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反对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联合行动。存在外国报复的威胁的南京事件仍有待于解决，而上海的外国势力现在已有实力进行报复了。把武汉三镇分开的长江停满了外国炮舰。由于汉口日租界4月3日的事件，与日本的关系趋于紧张。
不管对外事件看来有多大威胁，威胁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几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来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集中地、长江下游和国外来的制成品的分散地。可是到了4月份，由于湖南和湖北的阶级斗争、主要城市的罢工和工商业倒闭，这种贸易处于停滞状态。有人甚至担心在革命的首都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扣运大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从一个乡镇运出，那里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吃得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有10万多名工人闲着，这对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这部分是由于外国人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平常的4500人减少到1300人），部分是由于罢工和工厂不准工人进厂。日租界的工厂和码头荒废了。外国银行中国员工的一次始于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停滞，因为它们不能发挥贸易所必需的金融职能。长江中游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偷窃船货和工作混乱阻碍了外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滞使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它的通货正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政府于4月18日禁止几家中国银行以银元兑换它们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正如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台克满在汉口呆了三个月以后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①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央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相连接。鉴于形势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他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五条相当于激烈地改变路线的改善措施。（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它们在武汉管辖的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这个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尽全力按铜币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币，用以兑换工人的纸币。鲍罗廷向会议的委员们保证，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借口，而外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将对工人自己有利。只经过短暂的讨论以弄清所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后，政治会议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的工人部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路线。②
武汉领导人于是果断地行动。陈友仁在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