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69]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领导人，可能对上海杀害他们的同志怀有报复情绪，而于4月14日处死了8名反对共产党控制湖北工会的老资格工会组织者。他们被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4月10日，武汉的共产党劳工领导人举行湖北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这8人交给“群众”处决。几天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队在汉口街上枪决。①在激进主义的中心长沙，据报道估计有30至40名与外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②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的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中央机关和独立的国民党政府，从而扩大了他们与武汉的裂缝。他们在南京集合，表面上等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举行一次应由汪精卫安排的全体会议。当汪精卫等人没有到来时，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增选了另外9人；这个集团在4月17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中，只有5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36人，候补委员24人。8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12人，候补委员8人。余下的5人是将军。③如果以在武汉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来衡量，武汉集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集团有几名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邓泽如。在此时由胡汉民主持的政府的正式成立仪式以后，它发表了一个语气既是革命的又是反共的宣言，因为现在重要的是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在政治会议讨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把共产党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4月2日决议以后，新政府向总司令和其他军官及官员发出了一道相应命令，指名道姓地说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和林祖涵特别坏，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出警告，并附了一份准备逮捕的197人的名单。就我们所知，名单中的人并不全是共产党员；可能中央监察委员在拟定这份名单时主要是出于怀疑。①以后几个星期主要用于成立中央和各地清党委员会，以监督上海-南京集团影响所及之处的国民党的清洗。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它的地点也很不安全。
4月17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职务。武汉国民党政府发出一道详列他12大罪状的命令，中国共产党在4月20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声明说明了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者现在不必再受不与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直接斗争的限制。②这类口头攻击几乎不能触动实际的权力结构。
① 最初的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他们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部队的指挥官，是新起来的蒋介石的竞争者；蒋作宾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又是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名单来自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3页，根据联席会议的记录。
① 《北伐战史》，2，第606—614页，它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几个师。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4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30—54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556—562、567—568页。（以上的作者都讨论了不和，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关于鲍罗廷侮辱性的讲话，又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7页。蒋介石对这次对抗的记载在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第140—142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扩大中的裂缝，又见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81—388页；关于苏俄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205—210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7号，第427—430页；关于共产党的攻势，见第388—393页。关于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2782—2789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月12日，第402页，和3月19日，第439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2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昌的反应。《从容共到清党》第540页提到了致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1927年3月17日的“上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介石将不作出任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6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第21—59页（有几处有“更正”），部分英译文载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文献史》，第80—89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本，第250—25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10—311页有关于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不同版本的书目注释。所有毛泽东传记的作者都对报告作了评论。
② 根据英文回译——译者。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8号，第431—434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5—436页，反蒋联盟的讨论，见第393—396页。切列帕诺夫的《手记》（第299—300页）引了布廖赫尔1927的1月份的意见，说第2、4、6、8四个军将支持左派和共产党员反对右派的一次阴谋，但是第3和第7两个军将成为严重的障碍。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1—542页；蒋永敬：《鲍罗廷》，第43—44页；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531页。李云汉、蒋永敬二位教授以国民党档案馆的材料为依据，把陈铭枢的被迫离去归咎于唐生智、邓演达和鲍罗廷。
③ 切列帕诺夫：《手记》，第300页；关于制订计划的情况，见第225页。R.A.米罗维茨卡娅：《第一个十年》，载《苏联有关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莫斯科，《科学》，1968年，第20—67页，第44页有《关于消灭长江下游地区的敌人的备忘录》的引文，备忘录的日期为1927年1月6日，现存档于苏联国防部。马克·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希尔达·卡萨宁娜从俄文译成英文，第194至201页提供了他在南昌布廖赫尔参谋部工作的生动的报道。
① 毛思诚：《国民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2月7日条。
② 中共中央委员会致北方地区委员会的信（1927年2月13日），载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19—120页；《一个警告》，以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共产党控制的组织的名义签发，广州，2月27日，载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第150—155页。陈独秀之文，载《向导周报》，190、191期（3月6日和12日）第2045—2046、2056—2057页。
① 在一次对访问南昌的一个日本人的采访（发表于2月9日的《时事报》）中，作者报道蒋介石曾说，他没有打算用武力取得上海租界的想法，如果任何国家出于同情心而要帮助国民党人，“我们不会拒绝这种援助，相反，我们将与那个国家握手……我们乐意与日本握手”。约翰·蒂利爵士于东京致奥斯汀·张伯伦快信，1927年2月14日，存英国外交部405/252，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的通讯》，第13313号（1927年1—3月），附件172号。蒋派戴季陶作为一名使者去日本。在2月27日东京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戴解释说，他的使命是取得日本对国民党的立场和未来政策的正确理解，同时他阐述了他的信念，即外国租界将通过和平方式收回。《北华捷报》，3月5日，第352页。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及黄郛遗孀的自传，黄郛是另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见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47—290页。
② 关于两起谈判的许多假设性的证据，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文献集》，第389—391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10、119—121页。
① 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290页脚注，它引了一个后期的材料，大意是虞洽卿答应由浙江的金融集团给蒋介石一笔6000万的贷款。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本，第114页，书中叙述了黄“代表上海的银行界和商界”访问蒋介石之事。张嘉璈在存档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未发表的自传中，报道了蒋介石争取中国银行支持他的战役的种种努力。1962年在与作者一次会晤中，索克思详细叙述了他的作用，文字现存于哥伦比亚特藏图书馆。
② 乔丹：《北伐》，第102—105页；《北伐战史》，2，第619—629页；《北伐简史》，第104—108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227—236页。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顾问。
③ 孙传芳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④ 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① 有许多关于这次短暂的暴动的史料。主要的有：赵世炎（“施英”）：《上海总罢工史》，载《向导周报》，第189期，1927年2月28日，附文件，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50—472页；《三次上海暴动》，载《中国问题》，2，第10—11页。《上海来信》，第409—412页；《北华捷报》，1927年2月26日，第317—321页；关于2月份上海市警察局报告，见3月19日，第472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820—823页，转载了《军事部门会议记录》，这是一份共产党文件，在4月6日对北京苏联使馆的搜查中获得。美国国务院893.00/8822，1927年4月9日上海高思快信，《1927年2月上海劳工、学生和鼓动者的运动》，共34页，包括许多详细的事实。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