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68]
蒋介石前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与其盟友打算设立政府的所在地。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保卫该城免受北军的进攻和消灭内部的颠覆分子。蒋介石命令第2和第6两个军渡江去迎战敌人，并派第1军的两个师来加强城防。两个师的大部分军官是原来黄埔的教官和毕业生，他能够指望他们服从他的命令。②
在南京城内，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第2军和第6军的两个政治部分别由双重党员李富春和林祖涵领导，李是留法的年轻归国留学生，属于激进派，林是辛亥革命老战士，又是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3月24日夺取南京后，在两个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成立总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惯常活动。在第6军夺取南京时，林祖涵没有在这个军，而是在3月底来到军内逗留了几天，为武汉一方争取支持。4月1日，江苏省党部从上海搬到南京，它是一个左派集团，其中据说是共产党员的张曙时和侯绍裘是引人注目的人。张曾经代表江苏省省党部出席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于4月3日从汉口沿长江而下到南京，他后来给武汉中心的报告虽然有偏见，却是关于南京正在发展的冲突的第一手材料。他已知道两名“反革命流氓”已经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市党部，但是第6军的政治部关闭了这个机构，逮捕了它的几个党徒。他还知道一个不祥的消息：“安徽省党部的破坏分子，即流氓杨虎”将负责南京特区，而另一个“反革命流氓”进行破坏工作。这些人组织一个“主要雇用流氓”的劳工协会。政治部不能关闭它，因为它得到公安局首脑的保护。左派计划搞一次集会，试图通过群众行动关闭劳工协会，但是公安局禁止这次集会，违者将以武力镇压。省党部于是决定举行庆祝军民联合的集会，第二天再举行庆祝汪精卫归国的大会。第一个大会令人失望，因为第2和第6两个军已经渡过长江，只有第6军的政治部和少数武装同志出席。第1军无人参加。①这是军事力量发生变化的信号。与此同时，汉口的鲍罗廷在听了程潜和李富春关于蒋介石计划的报告后，在4月7日召开紧急政治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应搬到南京。②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4月9日午到达南京，留下白崇禧和周凤岐把守上海。南京实施了严格的戒严令。那些曾经计划举行欢迎汪精卫的盛大集会的人，感到应该加一些欢迎蒋介石的标语和旗帜！但是集会显然永远不会举行。一批武装流氓——雇用费每天四元——攻打和砸毁了国民党的省、市党部，捆绑了它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农民部和商人部的负责人、宣传部和妇女部的干事、书记处的职员，把他们交给公安机构。有几人据说是共产党员。张曙时在搜查时躲了起来，但后来被捕，关了一夜。他就是这样得知蒋总司令是这些行动的幕后人物。为了反击这些进攻，左派派工人到总司令的司令部向他请愿，要求保护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和总工会，但没有奏效。第二天，左派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会，会后“群众”又去见总司令请求保护。这一次他们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许多人受伤。4月10日和11日是恐怖的两天：武装流氓攻打总工会，宪兵搜查张曙时的同志居住的旅馆和其他地方，抓走了一批人。侯绍裘与另外一些人被杀。张曙时乘小船穿过水闸逃走，最后前往汉口。①南京对武汉的支持者来说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厦门和宁波在9日和10日发生的类似冲突，以保守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在广州，美国领事在4月9日报告说，局势正变得非常紧张，可以预料，温和分子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中国报纸发表了李济深的来电，电报声称，由于汉口的行政当局被共产党员所控制，它的命令就不必服从。②这不过是即将在4月15日开始的可怕的清洗的一个暗示。
尽管有这些行动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几乎没有办法来阻止一次打击。由于没有掌握4月份头两个星期的党内文件，所以我们难以了解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的一些领导人所作的准备。陈独秀后来透露，共产国际曾指示共产党把所有工人的武器藏好或埋起来，以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军事冲突。按照A.曼达利安的说法，电报于3月31日发出。隐藏武器的命令显然没有执行。③相反，领导集团试图对工会和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纪律，争取公众的支持，和万一敌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准备进行一次总罢工。在一次于河上一艘因罢工而停驶的船上开的秘密会议以后，上海总工会在4月4日举行了一次由总工会大胆敢干的领导人汪寿华主持的较为公开的集会，会上决定——也就是宣布——纠察队员在使用火药武器时必须明确地服从总工会的规定，工人如果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宣布罢工。公众应当被告知保持武装纠察队的必要性。第二天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旨在缓和紧张的气氛和取得公众的支持。但是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任何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就下令举行一次总罢工。在闸北，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游行，以显示力量：7日，工会代表的一次集会决定，如果任何人危害纠察队，或者对它采取武力行动，全上海的工人必须奋起支持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制止这种行动。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会上通过的决议，表明了激进分子所关心的问题：环龙路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应当被镇压，其成员应当予以逮捕和惩罚；上海的国民党应受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节制和指导；刘峙应被撤职和受到惩罚；应力促薛岳将军留在上海控制军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应被镇压，所有工人应该武装起来。①
反共清洗的扩大
白崇禧、杨虎、杜月笙和他们的同伙，周密地制订了解除强大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计划。杜月笙征募的暴徒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这样伪装。4月11日晚，汪寿华应邀至杜月笙公馆赴宴。当他正要离开时，他被劫持而遭杀害，尸体被弃于龙华。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事先已接到通知。两租界当局午夜后被告知迫在眉睫的攻击，命令关闭租界周围的路障，以阻止有人逃入外国庇护地。可是正好在4月12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却获准从法租界向外移动，白崇禧伪装的部队获准通过公共租界。①
在凌晨4时和5时之间，总数约1000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租界的闸北、紧挨法租界的老南市、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在那里流入长江的吴淞等纠察队集结地开火。有几个地方，防守者英勇抵抗，但有的地方，他们中计投降。在某些地方，周凤岐第26军穿制服的士兵参加进攻，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约25至30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一方的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145人在那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顾顺章，也与其他人一起被捕，不过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将军缴获了大量工人的武器，约3000支步枪、两挺机枪、600支手枪、大量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部队和流氓工人封闭了各种各样的左派组织的办事处。①
战败者试图集结他们的支持者。总工会领导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尽管白崇禧下令禁止，仍有10万多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在第二天不去工作。但是罢工不能持久。13日在闸北集合后，示威者游行到周凤岐的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归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人中既有武装人员，又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几十名无辜者被杀。在大约90名被捕者中，40多名为原来的鲁军，他们被雇佣而成为纠察队员。那天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它将是蒋介石把劳工运动纳入保守分子控制下的一个工具。4月12至14日的可怕的镇压，粉碎了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导别无选择，只能在4月15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猛烈谴责蒋介石和请求援助的报告。②
革命摇篮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对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同样残酷的镇压，许多知名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中央“罢官”的李济深开完上海的保守会议后，得意洋洋地于4月14日回到广州，当夜他召开秘密紧急会议。会议参加者成立了以李将军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宣布戒严令在4月15日开始，广州公安局局长也颁发了类似的公告，说他已接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命令，命他立刻逮捕广州所有共党分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在4月15日黎明前几小时，清洗开始。
几个营的士兵和2000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卫队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通往汉口的铁路终点站黄沙车站，铁路工人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战。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为厉害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其后被改组而受保守派领导。4月16日，街上出现了支持蒋介石和支持把政府迁往南京（此事即将实行）的标语。由于共产党影响被认为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很强烈，他们都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大部分学生支持总司令。4月18日，约200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逃走。少数几个工会能够发动一次从4月23日持续到25日的抗议性罢工，但结果约有20多或30多名工人领袖被捕。在散布反政府宣传时被捕的7个人被处决，其中有两名女学生。43个工会被迫改组。突击搜查继续到4月27日。到那时，约2000名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已经被捕。在几十名被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森（李启汉）和萧楚女，他们都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左派斗士。①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还改组了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和保守的国民党员古应芬成为广州的主要文官，而李将军实际上依然是军事长官。新政府向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的领导集团来说有两个严重的后果。有800万银元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这就削弱了武汉已经不可靠的通货。此外，追随武汉的三个省往南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它们只能通过长江在东面不牢靠地与海相通。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