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64]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间的分裂、4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共产党员的一次清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代主席谭延闿，他们随第二批人从广州出发而于12月31日抵达，中央党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
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各在它自己的地盘召开！——以重新调整党的事务。蒋介石于1月11日前往武汉，去争取他在那里的同志，但是一星期后他离开时未取得什么成果，显然心怀不满。他受到鲍罗廷的谴责，而他在次日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从此以后两派越来越独立而敌对地行动，虽然使者们往返于两地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私人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裂痕越来越扩大了。事实上有理由认为，鲍罗廷亲自煽起了一场反蒋的运动，以期削弱蒋的地位。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争吵中支持武汉的左派。在一份日期为1927年1月8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北上，一切军事力量都应在那里集中。它赞成当时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的运动，这一运动将在国民党部队和奉、鲁部队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有效，这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夺取上海这个战利品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会议，虽然它痛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后者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他的领导职务。但是在2月份，武汉的共产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在2月21日的讲话中进行反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篡夺党的权力和徐谦独断专行，为他的立场和他支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的决心辩护，并威胁要抑制咄咄逼人的共产党。2月25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把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以前的状态，蒋介石是通过去年5月第二次全会的决定和他被任命为总司令而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侦察到鲍罗廷的计谋，于是南昌的政治会议在次日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要求它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鲍罗廷，敦促他离开，但是鲍罗廷干脆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了。①
革命的领导集团还在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是，由于担心一个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止国民党控制下的统一全国的讨伐的胜利，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土地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劳工运动的过热情绪正在国民党地区内引起一个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有的领导人认为，劳工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政府收入，给失业救济制造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处决地方上的敌人，大地主和商人正逃向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他们的出逃破坏了农村的商业，特别是米、茶和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了国民党管区内的长沙、武汉和其他城市商业的萧条。1月8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政治报告中表达了它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上，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②
就在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他后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他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兴。他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他的同志们就必须赞成这段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毛泽东的介绍，农民的暴力行动完全是自发的。①
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变得极为担心。1月26日的一份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评述了列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国内对共产党在日益发展的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政治舆论倾向。以下是主要的段落：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动向。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共产党……因此，一个巨大的反共浪潮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地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②
共产党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党应消除国民党的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不久将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消除恐惧，党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不可信任，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革命者”，即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党应集中力量搞反英运动，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便孤立英国。报告很有信心地提出：这些政策如果正确地执行，将导致完全的胜利。它们将阻止外国列强对我们的联合进攻和消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①
还有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事件——诸如中国城乡中无数的行动和反行动（罢工、工商业倒闭、夺地和暗杀）、宣传、地方和地区有影响的中国人中发展起来的情绪、中国几个主要权力中心的决定以及莫斯科、伦敦、东京、巴黎和华盛顿作出的决定——它们正无情地导致革命运动内部面对面的冲突。
革命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2月份和3月初期，武汉集团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不和变得一清二楚了。他们各走各的路，激进的左派在武汉更牢固地扎下根来，并试图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而总司令在他的地盘内镇压共产党员，派军队去征服长江下游，并且寻求中外的新支持。
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湖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几名俄国顾问已经工作几个月，建立了以唐生智为中心的反蒋军事联盟。3月5日，一份显然在汉口写的秘密俄文报告报道了反蒋军队的阵容，其中提到第3军（朱培德）、第4军（张发奎，当时为代理军长）、第7军（李宗仁）、第8军（唐生智）、第11军（从第4军的第10师改编，陈铭枢）以及其他几支战争力较弱的部队。但是这个文件警告说，倒蒋的内部斗争没有完全成功。①写报告的俄国人错误地估计了武昌戍军司令陈铭枢的观点，他已经被派到南昌去劝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到武汉参加那里的有争议的全会。他在3月6日从南昌回来，那天晚上他被迫放弃他对第11军的指挥权而离去。②该军转归左派张发奎指挥。
此时在南昌，布廖赫尔将军及在蒋介石司令部的俄国参谋们制订了攻占长江下游地区的战役的计划，虽然他们反对立刻向东面突破。布廖赫尔主张向河南推进去对付奉军，与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沿陇海铁路向东移动。根据切列帕诺夫的说法（他的著作部分地根据俄国的档案），鲍罗廷主张一个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行动。按照布廖赫尔的计划，在长江下游的战役之前，应该沿京汉线北上向郑州和洛阳挺进，为的是与冯玉祥会师，冯的军队此时集中在陕西-河南的边境。③双方都在与冯玉祥的代表谈判。事实上双方在1927年头几个月都在与几方面的指挥官谈判，以铺平胜利的道路——其中有河南的靳云鹗将军和魏益三将军、安徽的陈调元将军和王普将军、江苏的孟昭月将军、上海的